罪咎

慶典

這年的八月一日熱得出奇，小城慶祝建城六百年，空氣中瀰漫著糖炒杏仁和棉花糖的味道，烤肉散發出的氣味也附著在頭髮上，各式各樣在一年一度的市集才會出現的攤位麇集於此，有旋轉木馬、碰碰車和空氣槍射擊等等。老一輩的人會形容這種天氣是「大太陽天」或「三伏天」，出門穿著淺色的褲子，敞開襯衫。

那是一群循規蹈矩的男人，從事的不外是保險業務員、車商、工匠等規規矩矩的行業。他們沒什麼壞毛病，幾乎都已婚，育有子女，按時納稅和繳貸款，每晚也固定收看德國電視一台的新聞。他們是再普通也不過的常民百姓，沒有人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
他們是管樂隊的成員。常應邀表演的場合多半沒什麼大不了，不過就是葡萄酒選美皇后、射擊協會和志願消防隊之類的派對。有一回他們應邀參加了總統府的夏日音樂會，在庭園中表演，會後還有冰啤酒和小香腸。這張照片現在掛在管樂隊協會的辦公室裡，但照片上看不到總統本人，所以有人把報紙相關報導貼在照片旁，以茲證明。

他們戴著假髮、黏上大鬍子，坐在舞臺上，每個人的老婆都為他們抹上白色粉底和腮紅。市長說，「為了小城的榮耀，」今天應該顯得隆重莊嚴，但從他們身上完全看不出來。他們喝了太多酒，在黑色布幕前汗如雨下，襯衫黏在身上，透出一股交織著酒氣和汗臭的味道，他們的腳邊還擺滿了空酒瓶。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繼續演奏，而且即使吹奏錯了也無妨，因為觀眾同樣也喝多了。樂曲與樂曲間掌聲響起，有新鮮啤酒送上來。中場休息時播音員會播放唱片。舞臺前方的木板上塵土飛揚，大家頂著高溫褥暑依然盡情熱舞。這時演奏者就走到布幕後方喝酒。
這個女孩才十七歲，如果要在男友家過夜，還得跟家裡報備。再過一年就要高中畢業會考了，之後她想在柏林或慕尼黑讀醫科，對此她非常期待。她長得很美，有坦率的臉孔、迷人的藍眼睛，讓人視線離不開她。她在為客人端餐上酒時，總是笑容滿面，因此小費收入頗豐。她打算和男友在放長假時去環遊歐洲。

天氣炎熱，她只穿了件白Ｔ恤、牛仔褲，戴上太陽眼鏡、頭髮用綠色髮帶綁成馬尾。一名演奏者來到布幕前對她招招手，指指他手上的空啤酒杯。於是她走過熱舞區，爬上四層階梯走到舞臺上，勉力平衡手上的托盤，對她纖細的雙手來說，這托盤是太重了。她覺得男人的假髮和白色臉頰看起來很滑稽。他在微笑。她後來回憶起，他笑起來時牙齒看起來黃黃的，因為他的臉太白了。他把布幕拉到一邊，讓她進來，只見那群男人坐在長凳上，口乾舌燥。在那一瞬間，她的白Ｔ恤在陽光照耀下顯得特別亮眼，她的男友一直很喜歡她穿這件衣服。一個不小心，她跌了一跤，往後方倒去，這跤摔得一點都不痛，但啤酒全倒到她身上。她的Ｔ恤剎時變成透明的，她沒穿胸罩。她覺得很難為情，不好意思的笑了起來，然後她看到那群男人突然靜靜盯著她。其中一人先對她伸出鹹豬手，一切就這麼開始了。布幕又被闔起，擴音器播放著麥可．傑克森的歌，舞臺上的節奏與男人的律動合而為一。後來，沒有人能對此提出任何解釋。
警方動作太慢，他們不相信從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報案的男人說的話。他說他是管樂隊的成員，但沒報上姓名。接獲報案的員警告訴同僚通話內容，但所有人都覺得這通電話是惡作劇，只有最資淺的警員說要去現場看看，然後就穿過大街走到慶典廣場。

舞臺下方陰暗又潮濕，她全身光溜溜的躺在汙泥裡，浸在精液、尿液及血泊之中。她無法說話也動彈不得，兩根肋骨、左臂和鼻梁都斷了，玻璃杯和啤酒瓶碎片劃破了她的背部和手臂。那群男人對女孩性侵完畢後，將地板上的一片木板扳起，把她丟到舞臺下面，還對著她尿尿，然後他們又回到舞臺前。警方將被害的女孩從爛泥中拖出來時，他們正在吹奏一首波卡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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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如同戰鬥，為被告的權益而戰。」這句話寫在一本紅色塑膠封套的小書裡，也就是《辯護律師手冊》，那時我總是隨身攜帶著它。當時我才剛考完第二次國家考試，取得律師資格不到幾個禮拜。我對那句話深信不疑，我以為我懂這句話的意思。

一位大學同學打電話給我，說還缺兩名律師，問我是否願意參與這件刑案的辯護。我當然願意，這是數一數二的大案子，占據各報大篇幅的版面。我相信，這是我新人生的開始。

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沒有人必須證明自己是無辜的，沒有人必須為自己辯護，舉證責任是落在原告身上。而這也是我們的策略：所有被告保持緘默，除此之外，我們無需多做些什麼。
本案發生時，DNA分析結果才剛獲准可在法庭上作為呈堂證據。女孩一被送進醫院，警方便將她的衣物當作物證，塞進一只藍色的垃圾袋中，並將它放在警車行李箱內，再送到法醫那裡分析鑑定。他們以為，所有步驟都正確無誤。但警車在大太陽下曝曬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高溫下塑膠袋裡的黴菌及細菌滋生，改變了DNA的線索，因此，也分析不出個所以然來。
而醫生們在救治女孩的同時，也破壞了最後的證據。她躺在手術檯上，皮膚經過消毒，罪犯遺留在她的陰道、肛門和體內的痕跡也被抹去，除了急救，醫生的腦中沒有別的念頭。後來，首都的警方和法醫試圖從手術室的垃圾中找尋蛛絲馬跡，但為時已晚，最後他們還是放棄了。凌晨三點，他們坐在醫院附屬餐廳，桌上的淺藍色杯子內裝有冷掉的濾泡式咖啡，他們累極了，不知道事情怎會發展成這樣。有位護士說，他們該回家去。
女孩認不得犯案者，也無法指認那些男人，在假髮及化妝的掩飾下，他們看起來一模一樣。對質時她原不想再看到他們，而當她終於克服心理障礙要挺身指認罪犯時，又一個都認不出來。沒有人知道，是誰打電話到警察局的，但很清楚的是，報案者是這群男人其中之一，因此他們每個人都可能是那個報警的人。八個人都有罪，但每一個也都有可能是那個無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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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瘦，戴著金邊眼鏡，臉孔有稜有角，下巴突出，當時在監獄的會客室是可以抽菸的，他抽了不知多少根香菸。當他說話時，唾液在嘴角形成泡泡，他再用手帕把它擦掉。我第一次看到他時，他在牢裡已待了十天。整個狀況對我來說是頭一遭，和他一樣。我詳細的跟他解說了他的權利，以及委託人和律師的關係，這些都是大學教科書中照本宣科的知識。他談到他的妻子、兩個小孩，談到他的工作，最後終於談到慶典。他說，那天太熱了，而且他們都喝多了，他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他所說的理由就只有｜那天太熱了。我從沒問過他，他是否也涉案，我並不想知道。

被告律師團住在內城市集廣場旁的飯店，我們在房間裡討論案情，看到女孩受盡凌虐的身體和她腫脹的臉孔，我從沒看過這樣的照片。她的陳述非常混亂，拼湊不出任何圖像。卷宗裡的每一頁都可以感覺到憤怒，警方的憤怒、檢察官的憤怒和醫生的憤怒。但這無濟於事。

夜裡，我房間內的電話響起，我只聽得到對方的呼吸，他一句話都沒說，也沒撥錯電話。我靜靜聽著，直到過了很久，他才掛掉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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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和飯店座落在同一個廣場旁，那是一座有小型門階的古典主義風格式建築，是為了彰顯法治國家的偉大而建造的。小城是以葡萄榨汁坊聞名，商人和葡萄農世居於此，這裡不曾受到戰爭侵擾，是一處富足祥和的地區，處處散發著尊嚴與正義。法院的窗台上擺了天竺葵。

法官請我們一個一個進他的辦公室，我穿了法袍，因為我不曉得在這樣的約見場合不必穿法袍。羈押審查程序一開始，我說得太多，因為菜鳥律師總以為，無論說什麼，都比不說話強多了。法官只是看著我的當事人，我不覺得他在聽我陳述。但有某些其他的、比起我們的訴訟規則更古老的東西，處在法官和男人之間，那是一種控訴，與書面法條無關的控訴。當我說完以後，法官再問一次，我的當事人是否要保持沉默。他詢問的聲音很輕，語調不帶任何抑揚頓挫，同時收起老花眼鏡並靜候答覆。我的當事人會如何回答，其實法官早已心知肚明，但他還是照例提問。而在這帶有涼意的審訊室內的所有人都知道，程序將在此終結，至於究竟有罪或無辜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後來我們在走廊上，靜候法官的裁定，總共九人組成的被告律師團中，我和友人是最資淺的，為了此案，我們還添購了新西裝。我們和其他幾位律師一樣，以故作輕鬆的說笑來化解空氣中的尷尬，而我也是其中一員。走廊的盡頭有名警衛靠在牆上，他身形肥胖，看起來非常疲倦，而且可以看出他鄙視我們。

法官在下午撤銷了羈押令。他宣讀裁定書上的裁定，雖然只有兩個句子。他說，因為被告保持緘默，因此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涉案，緊接著全場一片靜默。辯護在策略上完全正確，但這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該站起來，直到書記官將裁決書交給我，我們才離開了審訊室。除了撤銷羈押，法官不可能作出其他裁決。走廊上聞起來有股油布和老卷宗的氣味。

那群男人獲釋後，從後門離開，回到他們的妻兒身邊，也重新回歸生活常軌。他們還是繼續繳稅金、付貸款，一樣送孩子們上學，沒人再談論過此事，只有管樂隊遭到解散。審判從來不曾開始。

女孩的父親站在地方法院前階梯的中間，我們從他的左右兩邊走過，沒有人碰觸到他。他相貌堂堂，盯著我們看，哭過的雙眼泛紅。市政府對面依然高掛著建城慶典的海報。較資深的律師對記者發言，麥克風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如同躍出海面的魚。在他們的後方，那位父親坐在法院的門階上，把頭埋在手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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羈押審查結束後，我和大學同學一起走到火車站。我們理應談論勝訴的快感、閒聊鐵道旁的萊茵河或其他任何話題，但我們只是坐在斑駁的木頭長凳上，沒有人願意開口說話。我們知道，我們失去了童貞，而且這無足輕重。在火車上，穿著新西裝、提著幾乎沒用過的公事包的我們依然一語不發。我們的眼神不曾交會，而女孩的身影和那些看似中規中矩的男人，在我們的腦海中縈繞。經過此役，我們一夕之間長大成人。下車時，我們已經知道，事情再也不會是簡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