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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台北、香港、北京與紐約工作的財經主播路怡珍，親身體驗到不同國度的城市年輕人，他們正過著什麼樣的生活，企圖成為國家與城市的下一代接班人。回頭看往自己出生的台灣世代，她發現有太多出不去、回不來的苦悶，這樣的氛圍似乎困住了台灣30世代的夢想與氣力。
如果我們悶著頭在島嶼上得過且過，不去一探外面的世界，未來該如何帶領台灣走出去呢？
跳出現有的框架，路怡珍想帶你看看紐約新創團隊大膽的創意、看看香港連談感情都求快的效率、看看北京年輕人想稱霸世界的底氣。
－－－
路怡珍：
我們在這裡努力著，希望被全世界看見
台灣，30 世代，美麗不少，哀愁更多
比起上個世代，我們能動力強，
不斷尋找定義自己的機會，
卻越找越茫然，卻步地望著台灣以外的世界，
最年輕的人，生活在一塊最適合退休的地方……
寫這篇文章時，台北氣溫低而濕氣重，我剛播完新聞下來，一邊整理稿子，一邊從臉書訊息上，看到跟我一起從小長大的朋友們，有人剛在維也納發表完大提琴獨奏會、有人從蒙古做完固沙志工正準備回到台灣、有人在北京，幫時尚雜誌封面修李冰冰的第 218 張照片、還有人為了圓導演夢，泡下今天的第二碗泡麵，好節省一些開銷來拍電影：那是一碗統一肉燥麵，有我們熟悉的藍色包裝，還有我們習慣的廚房的味道……
這些，都是我當年一起長大、一起戴帽子排路隊回家、一起第一次看五月天演場會的朋友。坐在教室的那幾年，其實好像不是太久以前，髮型和衣服明明全部都一個樣，還分不出來誰是誰，究竟從哪個時間點開始，生活有這麼大的分岔？
生活際遇不同，連講的語言都不再一樣，唯一一個把我們牽繫起來的共同點，就是我們都是出生於台灣、生長在台灣、永遠把台灣當成家的 30 世代年輕人。我們是那種在張懸拿起巨幅國旗時，內心砰砰跳地震耳欲聾；而在被甘比亞斷交時，會再默默把台灣邦交國複習一遍的年輕人。
跟上一代年輕人相比，我們足跡走得更遠：19 歲第一次在曼徹斯特看到足球賽、22 歲生日剛好到了曼谷最潮的夜店、email 裡來自波蘭或香港的朋友互相傳的同一個好笑的 YouTube 連結；在《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中文版尚未問市之前，我們便迫不及待用 Kindle 電子閱讀器看英文版的《Eat, Pray, Love》；在風行網上搜尋《The Voice》《紙牌屋》和《中國好聲音》；如果有幾分閒錢，腦中浮現的享樂方法，從峇厘島按摩、韓國東大門血拚到紐西蘭高空彈跳……等，都在願望清單。
我們說台語、英語和剛剛學來的北京腔，書寫時繁體和簡體有時候混著用，真的寫不出字的時候會用注音想辦法拼出來；我們瘋的周杰倫在 R&B 裡融合著中國古典樂，第一次聽演唱會的主角五月天，在英國BBC 作了專訪，被譽為「華人披頭四」—快要 30 歲，我們的世代，靈活而不斷游移，快速多變，追求自我的自由。
＊＊＊ 20 幾歲的十年，我們能動力強，不斷在職場上尋找定義自己的機會：轉換生活的城市，改換人際相處的姿態，改變專業跑道，改變情人……在還是 20 幾歲的時候，這些變動發生得都很自然，因為成本不高，報酬卻很豐厚。只是，忽然在某個不可考的一瞬間，盤據心思的念頭，一下從種種不同的抱負、野心、熱望，轉變成一個又一個，能具體表述出來的憂愁：
「感覺前途沒有方向感，不知道努力會不會有成果，很灰心。」 「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在三至五年之後會變成什麼模樣。」 「產業衰退狀況嚴重，職位上做著做著很無力。」 「煩惱事業和感情，這個世代要兼顧兩者越來越難。」 「頭上是一群和時代脫鉤的政客，輪到我們當家還要幫他們接爛攤子。」 「財務狀況穩定不下來，無法結婚。」 「不知道要如何擁有一個有意義的生活。」
問這些當年一起戴帽子、排路隊回家的朋友，繞了一圈，說來說去，在快要逼近 30 歲的此時此刻，我們的煩惱有個通同性：對於未來的一大團茫然。全世界的年輕人都這麼茫然嗎？我們深夜酒吧相聚的時候，有這個想問又不敢問的問題。
我又想到了，剛剛播到的新聞，2015 的 6 月台灣的失業率為 3.71%，15 年來同月最高，而薪資水準，在扣除物價漲幅之後，回到了民國 87 年的水準：剛好，那一年，我們國小快畢業，每個人看起來都跟每個人長得一模一樣。當時的我們，知道接下來我們面對的生活挑戰，會這麼嚴峻嗎？
這跟在新加坡、在北京、甚至曼谷的年輕人好像不太一樣。在北京，你如果抓到一個剛從北大畢業的年輕人，問他未來十年他的人生會發生什麼事，至少在回答的那一刻，那個北大學生，百分百相信自己會開出一間中國的阿里巴巴來影響全世界。這個夢想，他會直接霸氣地說出來，絲毫不覺得有任何好笑或詭異的地方。事實上全世界也都在看，每年中國高校一口氣會有 700 萬名畢業生，這當中，還能再產出多少個騰訊、百度、Amazon 或是 Google？
在新加坡同年紀的朋友，享受相對國際化的生活環境外，政府對於房產的規畫，也讓年輕人買第一套房的壓力不會那麼大。最新「保障房」的規畫，讓家庭月入在1000 新元（約 24,000 新台幣）左右的上班族，也盡可能可以置業安居。我們聽不太到「因為賺一輩子的錢也買不起房子，所以乾脆留在家」的案例。新加坡年輕人的潮流是，把西裝熨得筆直的上班去，認真工作，也認真玩樂。
台灣呢？
而的確，台灣 30 世代，我們接觸越來越多來自於國外的刺激。所以我們留學、交換、外派，想方設法有更多與國際接軌的經驗。在機場登機門旁邊等待的時間，可能已經跟在家裡客廳的時間差不多了。殊不知，生活在台灣時，目光放在地球儀的另外一端，但好不容易到了異地，又會難為情地頻頻想起家鄉。這一瞬間，我們記得了外面的好，另一瞬間，我們又記起了外面的不好：生活永遠在他方。台灣轉變成一座圍城：裡頭的人想出來，外面的人想進去。
兩邊的人，都不快樂。矛盾互相傾軋，學校沒有教這是什麼「感覺」、每個聯考機器並沒有被訓練如何應對這種情況，30 歲的我們，太多問號，變得敏感纖細而不敢言說。於是在迷惑和沒有方向感的生活下，轉而追求小確幸。常常忘我地討論一集《康熙來了》，或是咖啡的溫度，或是檸檬與糖的比例，畢竟龐大的茫然與焦慮並不好征服，小確幸容易掌握多了。最年輕的人，生活在一塊最適合退休的地方。
不敢言說，這個代價是：30 歲的我們，聲音雜亂但沒有信仰和論述，沒有前後文，也沒有對照組；代價是，屬於台灣年輕世代的個性，那些我們引以為傲的開放的能動力，逐漸顯得輕薄、散漫而失重。而年輕族群一旦遭到攻擊，心理焦躁感越大，八卦漫罵和批評的聲音就越大，惡性循環，雪球越滾越髒。當想及，現在 30 世代的年輕人，心中有著這麼多無法解釋、可能一時之間也無法解釋的矛盾情緒，那接下來台灣的面貌，究竟會變成什麼模樣？
如果再去比較，在新加坡、曼谷、北京的這一世代的年輕人，跟我們一樣年紀，卻帶著他們的篤定、樂觀、和信心繼續成長，那他們帶領起來的國家與城市，又會和台灣形成多大差距呢……我們心慌著面對向前來的劇烈挑戰，我們憂心哀愁。
但同一時間，問題其實是一個立體的球面，不是「台灣vs.世界」的兩極，而是「把世界帶來台灣，並從台灣看到世界」。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都做了許多努力—有 20 歲的年輕男子在柴可夫斯基小提琴音樂大賽中奪牌，得主感謝一直低調贊助他的企業；觀光局邀請男神木村拓哉來台拍攝觀光影片，當世界頂級設計雜誌《Monocle》推出的時候，政府就曾經安排他們和台灣接軌，專文介紹台灣的人文、景色、美食。
說到紊亂的媒體現象，天下雜誌財經記者創辦的《換日線 Crossing》，集結海外有著豐沛故事的才子佳人，聊生活、聊價值、聊國外工作選擇除了 MBA 和外商總經理，還有什麼別的。有人從哲學系畢業一路做到了國際銀行副總、哈佛高材生不當醫生而到了紐約麥肯錫打拚公共政策，只因為他心中想著台灣、想回台灣找防疫和健保補救。我們都是媒體人，我們都在一個被抨擊弱智的生態圈下日復日工作，理當對這個環境更喪志、更悲觀，但悲觀很容易，「做些什麼」是一個更難的選擇。
這樣的例子，我還可以再講出 10 個、20 個……台灣就是這樣，可能所有的藝人都去中國大陸做實境節目了（也把髮妝師帶去了），但空閒的時候，一定還是在聊台灣的好，一定還在想念著台灣。想起台灣的美麗，同時想起台灣的哀愁。大家同時都沒有放棄，都正在找美麗與哀愁的解答。
包括我，我的朋友、同儕，都快要 30 歲了，馬上台灣就是我們要負責的。我看著你、你們、身邊的每一個人：結婚、升遷、照顧家人、發展事業，重心千千百百種，唯一一種不變的，就是我們愛這片讓我們長大的土地，心裡知道她的好沒有人能替代。這片土地把我們養大，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做些比自己還更重要的事。
「你跟你的事業一樣偉大；跟你的夢想一樣年輕」，我們一起做些什麼。
北京 Part 2
不自我設限的底氣
你不知道 Google 培養接班人的秘方
在年輕人最渴望學習、渴望實際經驗的時候，
Google 給他們最需要的：大量的國際刺激和交流經驗。
這些人，只要有 20% 還留在 Google 裡面，
就是值得的投資；但就算 80% 的人外流，
他們也一定有人創出一個最後被 Google 買走的公司……
「如果有什麼人可以贏得過我或布林或佩吉，那個人，應該在這一群人當中。」很難相像，這句話竟然是從 Google 的執行董事艾瑞克．史密特嘴中說出。而他口中所說的、可能會贏過他的「這一群人」，指的是 Google 從 2002 年開始執行的 APM 計畫（專案經理助理）所篩選出來的菁英。
這個 APM 的概念，是由現任創新工廠執行長、前Google 亞太區總裁李開復在一次晚餐會告訴我的。他說他還在北京的時候，就幫著當時的 Google 副執行長梅莉莎．梅爾（Marissa Mayer）跟她所帶領的 APM 們交流。我們常常在討論要有更好的年輕人再教育，找出下一世代有為、有想像力的人才，或許 Google 的做法能夠有些啟發。
APM 計畫是什麼呢？它的概念相當簡單，每年 Google 會選出 20 個最有發展潛力、幾乎是才剛畢業的年輕人，立刻安排他們每人負責一條重要的 Google 產品線，從 Gmail、AdWords 到 Maps……等。此外，安排每人和一位有經驗的、資深的經理人配對，這些經理人就成為 APM 們可以請益解惑的導師，而這些導師也監督 APM們的發展。目標是讓他們於兩年時間內，在全球各個城市盡量地實地考察或是職務輪調，從國際市場第一手直接學習。
這些 APM 有的「血統純正」，加州長大、史丹佛電機系畢業、大學就開始自己創業；也有的沒有科技背景，李開復回憶，一位 26 歲剛從柏克萊政治系畢業的女生，就是他看到的 APM 成員之一。APM 共同有的幾個特色，一是年輕，22 至 27 歲，可塑性極高。二是他們非常、非常的積極、充滿好奇，而且主動學習，根本停不下來。「停不下來」是梅爾最常形容 APM 的字眼，並且還說過，就是因為停不下來，APM 跟布林和佩吉「有著同樣的基因」。
訓練 APM 們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讓他們在兩年內到不同的城市和國家，直接了解當地市場的需求：他們在印度班加羅爾跟一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必須長時間照顧作物的農夫聊天，試圖理解在當地文化下，什麼服務是真正被需要的。有一天，這群 APM 被分組，每組人拿到 100 美元，功課是在限時內盡可能買到整座城市最古怪的電子商品，他們還被要求要跟當地的商人殺價，有人竟然買回得用 USB 充電的電子菸灰缸；他們去東京六本木、以色列特拉維夫，當然他們來到了北京，試圖理解中國的互聯網生態。
有一次，李開復和梅爾一起接待 APM，16 天的時間，APM 們已經走訪了4個不同的城市，當中還有一位美國《新聞週刊》的專欄作家史帝芬．李維隨行記錄報導。梅爾親自負責行程規畫，她希望每一次會議、活動、對話都是設計精良、饒富意義，不能浪費，連調時差睡覺的時間都不可以有。有一天晚上，在吃完烤鴨後，梅爾跟APM 說：「現在，你們只有兩個選擇，可以去當地的夜店跳舞，或選擇陪伴我跟開復一起喝茶。就這兩個，回去飯店房間睡覺不是一個選項。」大部分的 APM 後來都跟著一起喝茶，不過其中有幾位，在茶上來之前就先打了瞌睡。還有一年，李開復跟 APM 晚餐的形式是，李開復發表了 10 分鐘的講話之後，就要到每桌回答 APM 的問題，每個 APM 都可以問問題，但每上一道新的菜，李開復就要換到下一桌，回答別人的。那一天晚上李開復回答了快 60 個問題，菜倒是沒吃到一口。
APM 的行程也包含遊戲和親身體驗。李開復曾經被要求過要請每一位 Google 北京的員工，一人帶著一個 APM到一個「特別」的家庭裡用晚餐。這種特別的家庭可能是：全家人都沒有用電腦的習慣，根本不了解什麼是「互聯網」；或是另一種極端，全家都是競爭對手公司產品的死忠擁護者，在這些情境裡頭，要怎麼進行晚餐是很特別的考驗。還有一次，APM 們一人拿到 1000 元人民幣，全部被丟到中關村，看看他們在限時之內能買到什麼「寶物」，誰最會殺價等。有人竟然買到了山寨版的迷你小 iPhone，大小是 iPhone4 的一半；也有人買到了手機投影機，只要帶著手機，影像就可以被投射出來。對 APM 來說，最真實的學習，發生在這些最真實的互動和談話中間。
值得一提的是，讓 APM 親自到不同國家，重點就是要了解不同文化，因此策略上，可以完全不用同意，甚至推翻總部的規定。例如，總公司政策是不允許上電視推銷產品、刺激流量，總公司認為要做，就要在互聯網的渠道做，針對鎖定的目標觀眾傳播。但是當時中國的實際狀況是，知識分子少，草根群眾多，大眾還是透過看電視來獲得資訊，因此行銷如果從互聯網開始做，效果反而不大。李開復為了證明這件事，還特地組了一隊「Google 精英隊」，上了湖南衛視的一個紅牌節目《天天向上》，這是一個在中國非常受歡迎，討論禮儀和輕鬆話題的綜藝節目，台灣藝人歐弟還是主持人。李開復希望能夠用新的方法拓展品牌印象，後來事實證明刺激出巨大的流量。
即便是李開復離開 Google 之後，梅爾還是常常要他跟APM 說話，李開復發現他們感情也變得非常緊密，這對公司、對他們自己的人生，都是十分有助益的事情。這些年輕 APM，不一定每個人都會在計畫結束後五年還待在 Google。但是透過這樣的計畫，在年輕人最渴望學習、渴望實際經驗的時候，Google 給他們最需要的：大量的國際刺激和交流經驗，並且透過信任的放權，讓他們一畢業就挑起重擔，擔任重要產品團隊的經理人，這等於又給了他們實戰經驗。各方各面都訓練他們迅速成為領導者。這些人，有人後來帶領發布了 Google Maps，有人後來帶領價值數百萬美金的 AdWords 再創下新高，成績斐然。梅爾當時跟我說過，APM 只要有 20% 還留在Google 裡面，對 Google 來說就是好事，但就算 80% 的人外流，他們也一定有人創出一個最後被 Google 買走的公司。
整個計畫的設計，放在今天來看，還是非常具有前瞻性。我們為什麼要大量的跟國際接軌？為什麼要盡可能走出去？因為這是我們最快貼近市場脈動、同時自我發展的捷徑。最聰明的畢業生在進入 Google 後被這麼訓練，是有它的原因的。整個APM 計畫的負責人傑夫．佛格森說過：「到現在，只要給我五秒鐘，我就知道申請者是不是一塊 APM 的料。」他只要五秒鐘，就能判別一個年輕人有沒有可塑性、積極度，以及適當的心理素質能自我成長，最終才有潛力成為偉大的領導者，進而改變世界。而這種人，就是艾瑞克．史密特說的「可能會贏過他的人」。期待各行業、各國家都能從 APM 的計畫當中學習取經，讓下一世代的明星遍地開花。
全文出自《世界太精采，請你趕快站出來：30世代的勇氣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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