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變世界【艾倫狄波頓人生學校】

你我正在改變世界

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很早就察覺到，想更精確地呈現歷史，就必須考慮一般民眾從日常生活瑣事集結起來的影響：「這些是不可勝數且極其細微的行為。」

托爾斯泰認為，打從早晨起床的那一刻起，直到晚上就寢為止，我們一直在創造歷史。我們不僅藉由「做事」來創造歷史，就連「不做事」也在創造歷史。最明顯的例子是選舉。投票能決定誰當選，不投票也能左右最後的成敗。若從這個邏輯推論，可以說我們在上床睡覺之後也能造成一些改變：譬如一旦我們決定上床睡覺，就不會徹夜草擬一份驚天動地的政治宣言，也不會半夜救濟街頭那些流離失所的人。

這個問題不需深究，畢竟人還是要睡覺。但托爾斯泰的真知灼見使我們了解，所有人都對眼前的事物負有責任。「我們每個人都是絕對的核心，每個人都不可取代，」美洲原住民異議分子佩爾提爾（Leonard Peltier）曾說：「在這場結果不是大好就是大壞的苦澀選戰中，我們每個人都是決定成敗的關鍵。」

然而，我們從小被教育，歷史是帝王將相的行為紀錄，這種陳舊的想法至今仍難以撼動。即使民主國家也仍積極提倡這種觀念。

在柏林圍牆倒塌二十週年的紀念會上，「世界各國領袖」紛紛雲集德國，向群眾發表演說。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領袖只是想來柏林沾光，他們跟這個歷史事件根本毫無關連。事實上，東西柏林間的高牆之所以倒塌，要歸功於柏林市民做的許多小事。柏林人目睹「人民力量」在鄰邦造成的巨大變化，再加上東德境內出現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於是許多人在好奇心驅使下，跑到東西德邊境一探究竟。檢查哨士兵面對大量湧現的群眾，不知該如何是好，他們心裡也想到鄰國最近發生的事，於是開啟邊界讓民眾自由進出。不久，柏林圍牆喪失了阻絕的功能，於是人們便順理成章地加以推倒、拆除。「世界各國領袖」將功勞攬在自己身上，但他們無法抹滅人民的成就，而且還凸顯出一項事實：我們不一定能察覺自己的行動正在改變這個世界。

當我們談到自己在這個世界遭受的挫折時，總說這是「體制」或「現狀」造成的，然後聳聳肩，抱怨自己無能為力，結果不了了之。若有一道高牆硬生生地將我們與親友分離，或許我們也會有相同的反應，因為這麼做比反抗輕鬆。想像一下，假設要舉辦街頭派對，卻發現有幾條微不足道的市政法規明確禁止，而這些法規的原意並非阻止人們在街上開派對：我們最後還是放棄了。當我們嘴裡掛著「體制」或「現狀」這些抽象詞彙時，無形中我們也成了體制與現狀的共犯。事實上，選擇權操之在己。我們可以試著修改或甚至不理會這些法規。選擇權完全掌握在自己手裡。

讓我們用小孩子也能理解的話來解釋：把現狀想像成一個握有權力的國王。不妨閉上雙眼，想像那個畫面。要怎麼知道他是個擁有權力的國王？因為他頭上戴著王冠嗎？還是他坐在黃金打造的王位上？不，這些只能說明他是國王。那麼，我們怎樣才能知道他擁有權力？這得從國王身邊的人來判斷。只要看到有人匍匐在地顫抖不已，就可以了解國王的權力所在。彰顯國王權力的不是國王本身，而是他周遭人的行為。如果趴在地上的這些人抬起頭來，背對著國王開始談笑風生、抽菸甚或打瞌睡，那麼原本我們想像中頭戴巨大王冠、安坐在黃金寶座之上的國王，看起來就不是那麼有權力了。現在，想像這位擁有權力的國王是舞臺上的演員，那些匍匐在地的人也是演員。演員趴伏在看似擁有權力的國王面前，但他知道這只是演戲：他可以隨時站起身來做別的事。在真實生活裡，我們也可以走出自己平日扮演的角色，去做不同的事。但我們經常忘了這一點—或者甚至不知道自己可以這麼做。

選擇權操之在己

　之所以會如此，部分原因在於，一般人普遍相信這種說法，且孩子從小就學習帝王將相的歷史，以為身居高位的人一定握有權力。就像《綠野仙蹤》一樣，父母與老師鼓勵孩子相信，這些人（以及其他「權威」人士）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當我們長大成人，也被鼓勵相信，雇主和政府也都握有權力。事實上，只要我們相信這種說法，他們就真的握有權力。

　把日常生活與反對強有力的君主連結起來似乎有點奇怪，但世上有許多人在面對惡霸欺凌時確實感到無計可施—無論這些惡霸是統治者、雇主或甚至是你的親友—你必須牢記一點（這能讓你如釋重負），即使是順從，無論它會帶來什麼結果，也必須是你自己做的選擇。

　托爾斯泰對於人們無法理解這個道理感到困惑。他不懂，為什麼加入沙皇軍隊的俄國農民會願意殺死其他的俄國農民，甚至包括殺死自己的父親與兄弟—只因為沙皇要他們這麼做。托爾斯泰對於這個問題以及其他社會正義的問題感到憂心，於是放棄了上流社會的生活，隱居於自己的農莊。他在農莊生活時，結識了一名住在南非，積極參與政治的印度年輕人。托爾斯泰寫信給他，這封信後來出版為〈給一個印度人的信〉。

　托爾斯泰在信裡提到，印度屈服於英屬東印度公司的淫威之下：「一家商業公司奴役了一個人口達兩億的民族。把這件事告訴一名毫無迷信的人，他一定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區區三萬人—他們並非身強體壯之人，只是柔弱而尋常的辦事員—就能將充滿活力、聰明、能幹與愛好自由的兩億印度人玩弄於股掌之間，這當中的意義是什麼？光是數字就能說明一切，那就是印度人自己奴役了自己。」

　這名收到托爾斯泰回信的印度年輕人就是甘地，他跟托爾斯泰一樣，屬於社會上的特權階級。但甘地在南非卻因為皮膚黝黑而被人從火車上扔了出去，他因而嘗到不公義的羞辱滋味。從那時起，他決定起而反抗壓迫。甘地回到當時仍受大英帝國統治的故鄉印度，開始發起爭取自由的非暴力運動。

　甘地認為意志的改變極為重要，因為它是改變順從與合作模式的前提。他要求印度民眾做到幾件事：首先是心理的改變，從被動的順從轉變為強調自尊與勇氣；其次，使民眾了解自己的妥協等於變相幫助殖民政府；最後，要有決心，絕不合作也絕不順從。甘地認為，這些改變可以透過意識層面的影響而加以推動，因此他致力鼓吹這些改變：


我的演說是為了激起「不滿」。我要讓民眾了解，協助政府或者與政府合作是一件羞恥的事，特別是這個政府已經不值得我們尊敬或支持。

當奴隸決心不再成為奴隸時，他的腳鐐也隨之脫落。他不僅解放自己，也為其他奴隸指點一條明路。自由與奴役都是心理狀態。因此，我們的首要之務就是告訴自己：「我拒絕扮演奴隸的角色。我不僅不遵從命令，還要違反命令，因為它們違背我的良知。」

　可以想見，英國人一定對甘地的做法大為光火。至今有些人仍難以接受市民不服從的正當性。他們會說，人人都應該守法。然而，抱持這種想法就等於認為，一旦希特勒掌權，所有德國人都必須遵守他的命令。我想現今已經沒有多少人能認同這種說法。相反地，大多數人都相信，在某種狀況下，不服從法律與違背法令絕對站得住腳。

　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服從。人們有時會違反法律或不遵守情節輕微的法規，有些人甚至經常如此。有些人違法是基於自私的理由，有些人則是懷抱著高尚宗旨。充滿戲劇性的集體不服從，只是更具體證明這個普遍而日常的真理。

　如果你是因為想改變世界—例如，生產便宜又好穿的鞋子—而閱讀本書，那麼你也許會對書中提到改變世界的例子感到吃驚：甘地說的心靈奴役與我提到的希特勒。這些事與你何干呢？的確，想改變世界，我們並不需要相信自己受到奴役或生活在獨裁政體之下。我們只需相信這個世界的確有什麼地方很不對勁（目前市面上賣的鞋子太貴或不好穿？），而且能堅決表示自己不願再忍受這種狀況。

　儘管如此，我舉納粹德國為例並非出於偶然。我想表達的是，即使你認為自己的努力無法改變大局，嘗試去做仍有其必要。

　懷疑論者總認為，一般民眾的非暴力政治活動無法擊敗納粹。事實果真如此嗎？這種假設性的問題永遠無法得到證實。夏普（Gene Sharp）不願受限於「非暴力是否能擊敗納粹」的論戰中，相反地，他鼓勵我們思考，無論在德國境內還是境外的占領區，納粹實際上受到什麼樣的非暴力反抗？

　夏普獲得牛津與哈佛大學的教授終身職，他於一九六○年出版第一部作品，由愛因斯坦為他寫序。夏普在大作的第一卷《非暴力行動的政治學》中要求讀者脫掉眼罩，好好認清政治權力是我們自己的權力，政治權力不是只存在於投票箱裡。除了這本書，夏普還在別的作品裡提供內容多得驚人的非暴力抵抗納粹運動，這些行動經常受到軍事史家的忽視。

　由於篇幅的限制，我無法列出所有事例。以下每一段所舉的例證，各自代表事件不同的面相。

　當犯人從波蘭一所監獄逃脫時，一名年輕女性電報員冒著生命危險，故意延遲通報時間。

　在挪威，民眾無視於德軍的存在，把他們當成透明人，在大眾運輸工具上拒絕跟他們坐在一起。這種做法看似溫和，卻足以惹惱德國人：如果在搭乘路面電車時明明有座位卻故意站著，對德國人顯然構成了冒犯。誰能想像納粹的士氣竟是如此脆弱呢？

　在丹麥，國王同情猶太人的遭遇，於是也戴起猶太人被迫佩戴的黃色大衛星。當丹麥官員得到指示，要圍捕猶太人並且將他們遞解出境時，這些官員故意走漏消息，讓猶太人有時間藏匿。許多丹麥人無視於納粹規定的宵禁，在深夜仍流連街頭。

　在荷蘭，有兩萬五千名左右的猶太人在非猶太人的協助下成功藏匿。

　在德國，有一群非猶太裔民眾公然上街抗議，因為他們的猶太裔丈夫與妻子被帶走。這場抗爭發生在二戰的高峰期，地點就在柏林。難以置信的是，抗議者的訴求居然獲得回應：他們的配偶成功返家，而且在往後的戰爭期間都未曾受到迫害。

　德國有幾位元帥在會議中頂撞希特勒，而且這種情形發生了兩次。

　厭惡納粹政權的醫師故意讓年輕人體檢不合格，使他們不用當兵（這些醫師後來被稱為「日安」醫師，因為他們跟病人打招呼時總是說「日安」，而不是說「希特勒萬歲」）。

　德國音樂家面對「不准演奏美國爵士樂」的禁令，於是取巧地為他們喜愛的旋律取了德文名字。

　最著名的反希特勒行動，是由一群署名「白玫瑰」（White Rose Group）的人士組織進行的，他們製作反納粹宣傳單，從電話簿隨機挑選投遞的人家，然後把傳單散布到全國各地的家庭裡。這些傳單最早出現於一九四二年，當時德國在戰場上仍處於有利局面。「我們絕不會沉默！」其中一份傳單寫著：「我們要喚起你的罪惡感！」全國各地都可見到這類傳單。沒有人想像得到，白玫瑰居然只是慕尼黑的一小群朋友組成的。最後一批傳單成功偷渡到境外，在印刷了數百萬份之後，由盟軍飛機空投到德國各地。消息甚至傳進了集中營。「當我們聽說慕尼黑發生的事時，」一名囚禁者日後回憶說：「我們彼此擁抱而且大聲叫好。畢竟德國還是有一群正義之士。」

　有些非暴力行動實在溫和得可笑：演奏美國爵士樂！但我們將會看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顛覆行動，也能激勵他人起而反抗。

　要不是民眾前仆後繼進行微弱的抵抗，希特勒的政權很可能做出更惡劣的事。換言之，如果當初有更多人勇於抗爭，相信納粹也不會明目張膽做出那麼多令人髮指的事。

　我這麼說並非評斷當時的人做得對不對，而是要對現在的我們提出挑戰。想像自己在納粹德國時期能做出大膽的行為，其實是相當容易的事。我們要誠實面對的問題在於，今日有什麼事是我們應該去做的，有什麼事是現在正在進行而我們應加以阻止的。我們要捫心自問，自己是否曾有過應採取行動卻冷眼旁觀的時候，那種後悔莫及的感覺要牢記在心，而為了避免再有這種感受，今後我們應劍及履及，勇於行動。

（以上摘自《如何改變世界》第1章　克服失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