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從教育就紮根訓練的數據思考！不一味追求小確幸，這樣的選民才難搞。

在讀過久居瑞典的吳媛媛，分享瑞典人的日常思考之後，對於無論政府或自己工作上的邏輯或決策方式，是來自於「印象」還是來自於「數據」，有很多機會來練習觀察。

我們舉兩個例子：

一，行為經濟學之父理察．塞勒，曾經請班上同學匿名回答：你本人有沒有iphone？你認為班上同學有多少比例擁有iphone？結果擁有蘋果的人認為絕大多數同學都有，沒有的人則以為擁有蘋果的人只是少數。

塞勒博士說明這種「錯誤共識效應」，一般人傾向其他人與自己的偏好相同。

二，在瑞典教育，老師最常舉的例子，就是請學生粗略估計每年全世界因鯊魚和空難的死亡人數，以及因交通事故或某種疾病的死亡人數。很普遍的現象是，學生總是高估了前者，而低估了因交通事故和疾病的死亡人數。這樣的地位，通常是來自於我們的恐懼和媒體的渲染。

正因為我們用直覺看待事物時產生的直觀印象，很容易受感性或外力因素而扭曲。吳媛媛是從台灣教育長大，結果到了瑞典生活，天天都有如當頭棒喝，她解析瑞典人的「數據思考」，並與台灣讀者互勉生活各層面，不是只繼續追求小確幸，卻與真正屬於自己的權益失之交臂。

瑞典人對數據的熱情，可以從瑞典公共衛生部最近宣布，將展開「為期三年的瑞典性生活調查」一窺。上一次做調查，可是20年前了。瑞典人為什麼要調查家務事？導致性生活下降的原因，會跟生育政策（人口數）、健康政策（壓力問題）有很大的關係。

那麼，瑞典人真的會照實回答這個隱私性很高的問題嗎？

吳媛媛發現，瑞典人其實很害羞，但是對於「性」的想法很認真，就跟吃飯和健康一樣重要。比方說在瑞典可以免費申請威而鋼，因為他們覺得那是基本人權。

習慣仔細思考並幫助政府民調，也跟他們從小在教育中就被訓練的「數據思考」習慣有關。吳媛媛直指：

第一， 習慣用數據思考的人，較不容易被表象迷惑，而更能看到問題癥結；

第二， 懂得看數據的人，較不容易被偏頗的數據所誤導。

這樣的選民是很難搞的。

◆瑞典人的助選法：這是我們的數據與政策，請您再比較一次。

有一天我在家裡工作，突然有人來按門鈴，打開門，是兩個瑞典左派黨的助選員。

他們劈頭就問我：「地方政府選舉，妳打算投左派黨嗎？」我說：「不，我打算投社民黨。」

他們進一步問：「左派黨的預算案要怎麼提，才會讓妳改變主意投左派黨？」

我回答：「如果能減少中等學校的私有化，我就會考慮。」

其中一位把我說的話記錄下來，另一位遞給我一張傳單，指著上面的網址說，在這個網站上可以看到目前不同政黨針對我的城市提出的預算案，也強調左派黨在教育上的預算是最高的，請我再仔細比較一次後再做決定。這時我的貓走出來，他們和我的貓玩了一下，就去按下一戶的門鈴了。

我在瑞典經歷過兩次大選，在激烈的選舉期間，時常遇到助選員的訪問，也常聽他們和民眾談話，談話的內容基本上都是如此。從來不曾在瑞典聽到有人喊誰誰誰凍蒜，或是試著說服民眾哪個候選人誠實有熱忱。

他們嘴裡說的，總是由數據資料交織而成的具體方針。

◆瑞典人的大數據：對蒐集和整理數據的熱情執著超乎尋常

剛到瑞典，搭公車時偶爾會看見穿著背心的人拿紙筆在公車上做記錄，他們記錄上下車的人數，有時候也拿問卷給乘客回答。他們的背心上寫著SCB，瑞典數據局。瑞典數據局總共有1,000多名職員，在22個部門下工作。從數據局的規模和工作內容，都可以看出瑞典人對蒐集和整理數據的熱情執著超乎尋常。包括使用公車的人潮、時間帶，以至國內初生嬰兒父母的飲酒習慣等等，各種數據都翔實紀錄，並以簡明扼要的方式呈現在線上資料庫，以及自1914年開始每年出版的瑞典年度統計書中。

我可以直接使用大學職員帳號登入高等教育數據庫，查到每學期每個大學課程的申請紀錄，同時清楚看到申請人數的消長和申請學生組成等等。藉由這些數據，學校和老師可以更有效的預估隔年的申請情況，進而調整預算和分配資源。

那些看似零碎的公車搭乘人數和父母飲酒習慣的統計，對公共交通的規畫和酒精販賣及勸導政策有著直接的影響。

瑞典人用數據思考、分析的習慣從政治、工作到生活，處處可見。在這個現象的背後，教育也是很大的推手。

◆中學生的數學科要口試？解釋圖形的涵義和應用生活

幾年前我為了修稅法課，在瑞典的高中補修社會科和商科需要的數學學分。記得那時翻開課本，我大大鬆了一口氣，這門數學課比我在臺灣學的文組數學內容要簡單太多了。

學期末，我拿到了全國統一期末考試的時間表：四小時的筆試，以及筆試後的三十分鐘口試。

數學期末考要考四個半小時？而且還要考口試？

原來筆試中除了演算題以外，還包含了許多敘述式的簡答題，必須花時間回答。口試是三到四個學生一組，我們拿到幾個二次方程式的曲線圖，題目本身不難，但我們必須輪流用自己的話解釋不同圖形的涵義，並討論如何將此概念應用於生活中。

我自認解題速度絕不輸瑞典學生，然而坐在口試現場，我這顆在臺灣訓練有素的頭腦卻失靈了。將書本上的數學知識透過語言使其產生意義的過程，我從其他學生回答的神情中，看得出來他們已習以為常，對我而言卻是一個十分陌生的領域。

◆用數據思考的選民

為什麼瑞典這麼重視數據的彙整和教育？我想有兩個理由：

第一，習慣用數據思考的人，較不容易被表象迷惑，而更能看到問題癥結；

第二，懂得看數據的人，較不容易被偏頗的數據所誤導。

我們用直覺看待事物時產生的直觀印象，很容易受感性或外力因素而扭曲。在瑞典的課堂上，老師最喜歡用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現象。

老師會請學生粗略估計每年全世界因鯊魚和空難的死亡人數，以及因交通事故或某種疾病的死亡人數。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是，學生總是高估因鯊魚和空難而死去的人數，而低估了因交通事故和疾病的死亡人數。

（注：這個討論的用意不在比較意外死亡人數的多寡，而是比較人們心中對不同意外導致的死亡人數的印象。儘管死於鯊魚和空難的人數比交通事故少很多，若請人們粗估前者人數，得到的答案通常比實際數值高很多；相對的，人們粗估的普遍意外或疾病致死人數，通常比實際數值低很多）

鯊魚和空難的危險形象之所以在人們心中占有如此的地位，就是來自我們本身的恐懼，以及新聞媒體渲染釀造出的結果。

記得以前曾經看過一張照片，一個菲律賓孩子在街上利用麥當勞的燈光勤奮寫作業，畫面十分感人。在各國社群網站上，這張照片被冠上了「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上！」或是「看看他，你還要繼續怨天尤人嗎？」等勵志小語，被瘋狂轉貼與按讚。

不過，我發現這張照片卻沒有在瑞典造成同樣的迴響。

（情境圖片）

我想當瑞典人看到這張照片時，他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有多少孩子家裡沒有電燈？這個用功的孩子，和其他千千萬萬我們看不到的底層孩子，在現實中能脫離底層的機率又有多大呢？

討論這些政策的現實面和社會成本，靠的不是在造勢晚會高聲齊呼，而是沉著冷靜的盤算。

瑞典政治的廉潔和透明度一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這要歸功於立法、執法機關的素質。而公家機關的素質，仰賴的更是整體選民的判斷和檢視，而今天瑞典選民能擁有某種程度的判斷力，教育的力量功不可沒。

瑞典的學校教出了一批習慣用數據思考的選民，這樣的選民是很難搞的，因為他們沒那麼容易被感動。

候選人個人的誠意和政治魅力對他們來說都只是表象，他們真正在乎的，是政治人物在審議和表決時會站在哪一邊？會提出什麼樣的具體方針？

（全文未完。摘自《幸福是我們的義務：瑞典人的日常思考教我的事》）

延伸閱讀：

．重質甚於重量！家庭價值「轉型」：你多久沒跟家人mysa了呢？

．貼近一個人的故事，你就能理解為什麼瑞典人不放棄任何一個弱勢的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