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哲青談：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的世紀對決

為什麼我要寫米開朗基羅？ 

那是十多年前，某個夏季即將要結束前的炎熱午后。那一天，羅馬市區的氣溫高得嚇人，街道也滿滿的都是不知從何而來的人群，所有的觀光景點都是黑壓壓的一片，連著名的六十四路、外號「扒手專車」的市區巴士，也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一樣。萬神殿前打扮入時的仕女們，以大得誇張的遮陽帽，與緊身洋裝下婀娜曼妙的身材，吸引了街道上無數男子貪婪欲望的目光。為了躲避炙人的陽光，人們顧不得街上養眼的清涼，紛紛擠進每個可以遮蔭的石窖、咖啡廳與大教堂。 

我跟著大排長龍的觀光客，緩慢地進入雄偉的聖彼得大教堂。從廣場旁的安檢站開始，與一大群嘈雜的遊客一同接受警衛不耐而且馬虎的安全檢查（或是羞辱）後，終於進到大教堂的前庭。從這裡開始，萬頭攢動的人群似乎像約好了一樣，分別散去，朝聖的信徒與觀光客們懷抱著不同的心情，各自忙各自的事去了。我則像大多數的遊客一樣，加入川流的人潮，開始這場藝術的大拜拜。 

聖彼得大教堂的正殿入口，是五面一字排開、雕飾精緻華美的青銅大門。不過，真正讓我目眩神馳的，隱藏在這扇門的右後方。這件作品，是一座由卡拉拉大理石所雕刻完成的宗教聖像，當一四九九年，這座雕像出現在世人面前時，雕像的創作者還只是默默無聞、二十四歲的藝術家而已。聽說這塊卡拉拉原石從海上運來時，連一向自詡見多識廣、品味挑剔刁鑽的羅馬民眾，對它的雪白純淨也驚為天人。十八個月後，一件稀世的藝術珍品就此誕生。 

這件藝術品有個哀傷、卻美得令人心碎的名字《聖殤》。

 《聖殤》描述的是在十字架上受難死亡之後，聖母懷抱著剛剛斷氣的耶穌，哀毀逾恆的傷心模樣。在西洋藝術史上，主要有三種表現悲傷聖母的藝術形象，分別是「苦難聖母」、「哀悼聖母」與「聖殤」。 

「苦難聖母」表現的是瑪利亞在預見兒子苦難的一生後，愁腸寸斷的憂愁的面容。「哀悼聖母」則是耶穌在十字架上受難時，聖母站在十字架下無能為力，只能目睹一切發生的深切痛苦。「苦難聖母」經常以繪畫的形式出現，尤其在一四九二年以後的西班牙，「苦難聖母」化為伊比利半島子民的心靈依託，西班牙、葡萄牙，乃至於整個拉丁美洲，菲律賓，都可看見瑪利亞慈愛而憂鬱的面容。「哀悼聖母」除了繪畫外，最常成宗教音樂的題材，〈聖母悼歌〉就是最具體的抒詠。蒙台威爾第、韋瓦第、 巴哈、海頓、莫札特、德弗札克……前前後後七個世紀，大大小小也有六百多種不同創作和淡出版本。 

每當我感到迷惘與失落時，只有哀婉悽愴的〈安魂曲〉與悲苦憐憫的〈聖母悼歌〉，才能撫慰我狂暴不安的靈魂。至於「聖殤」則多半以雕塑作品呈現。文藝復興以後，以義大利的藝術家作得最多。 

今天，米開朗基羅的《聖殤》被穩穩地保護在三層厚厚的防彈玻璃後面。但她給我的感受，仍然是如此的直接、震撼與感動。從遠方望去，《聖殤》金字塔式的三角構圖，賦予聖母安定莊嚴的古典風格，她的每寸肌膚、每個細節都經過雕刻家精湛的作工，並以無比沉著的耐性加以拋光琢磨。

在傳統的「聖殤」中，藝術家會用哭泣、充滿皺紋的蒼老臉孔，來強調失去至親至愛的痛苦表情。但是，米開朗基羅的《聖殤》中，聖母的面容卻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平靜，甚至帶有脫俗的稚氣嬌嫩⋯⋯實際上，瑪利亞幾乎就像是個未經世事、天真無邪的小姑娘。多年後，米開朗基羅的學生向老師請教，為什麼《聖殤》會出現這種年齡的錯置呢？米開朗基羅斬釘截鐵地回答：「難道你不知道貞潔的女子，永遠比挑動過情欲的女人，看起來更加的年輕嗎？因為她的身心靈從未改變，就像新生一樣純潔完美！」米開朗基羅終其一生，對「性」與「誘惑」都保持著清教徒式的嚴格拘謹，其實從這段談論，就可以窺見大師隱晦幽微的心事。 

而被母親擁在懷中的耶穌，安詳的面容不像是受難而死亡，反而像是初生的嬰孩一樣，陷在深深的睡眠中那般平靜，但是這種平靜，卻讓我感受到某種無以名之的窒息與苦楚。窒息，是白髮送黑髮的慟哭後，哀莫大於心死的沉默；苦楚，是看不見希望，未來難以為繼的無助。耶穌頭戴棘冠的傷痕、手腳上的釘孔與右下脅長槍穿透的傷口，都被雕刻家刻意模糊或隱藏，這樣的手法也讓死亡變得更崇高，也更有尊嚴。米開朗基羅並不張揚死別生離的悲歡，而是生命的虛空，是人與永恆面對面時的自我觀照。

米開朗基羅刻意忽略解剖學的研究，調整了《聖殤》人物肢體部分的外觀比例：聖母以她巨大的雙手承托聖子斷了氣的軀體，刻意拉長耶穌軀幹的長度，使他的頭部與雙腳無力地向下沉墜，讓失去生命的身體顯得更加沉重，更有份量。完美無瑕的卡拉拉大理石，經過米開朗基羅不可思議的打磨拋光，散發出新月在海面上閃動的粼粼波光。不規則的褶皺在收攏與釋放之間，聖母的長袍在我的眼前，漾成一片傷心的海洋。 

那一年，我二十四歲，卻是第一次感受到藝術直指人心的偉大力量，那種讓我心蕩神怡且夢縈魂牽的深沉感動。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聖殤》所烙下的印象，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那一天，我在梵蒂岡博物館的書局，買了一張《聖殤》的明信片，接下來十幾年的時間，我越過了撒哈拉浩瀚的沙海，登上七千五百公尺的珠穆朗瑪南坳，漫遊密克羅尼西亞與波里尼西亞的小島，待過一個又一個陌生的城市，以及在異鄉苦讀的寒窗夜，都有《聖殤》的陪伴。《聖殤》以某種神秘的方式滲入我的靈魂，她憂傷的氣質，填補了我內心一塊巨大的失落，我在許許多多異域孤獨的夜，凝視著明信片，《聖殤》讓我想了解更多，我想知道，是怎樣的藝術家能創作出如此完美的作品？怎樣的時代與城市，能孕育出如此偉大的藝術心靈？ 

為了更深入這段輝煌的過往，我來到義大利佛羅倫斯，並且將專業領域拓展到藝術史研究，讓它成為我熱情投注的志業。在這趟追尋的旅程之中，我邂逅了許多精采有趣的人事物，同時，也更接近歷史的核心。從那些數百年前的帳本簿記、市政廳會議紀錄、私人的書信往來、日記……諸多看似沒有交集的文字，需要我在千頭萬緒中爬梳歷史的線索，並還原事件真相。

在研讀《佛羅倫斯》國家圖書館研究的過程中，偶然的一段文字讓我深感興趣。這是發生在一五二七年五月，佛羅倫斯市政府支付一項外包工程的酬勞，除了金額外還附有一段簡短的文字： 

「四個弗羅林（佛羅倫斯當時的貨幣），十四名年輕工人，清理李奧納多．達文西於主後一千五百○四年所繪的《安吉里之役》。」

後來我才知道，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的世紀之爭，是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一次巔峰對決。兩人迥然不同的創作理念在這次的比賽中表露無遺，也引領了接下來五百年的藝術理念。但是當我深入探索，想了解更多時，突然發現，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安吉里之役》與《卡西那之役》，竟然全部都是臨摹與副本！這也激起了我心中無限迴圈的疑問，這其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呢？達文西與米開朗基羅互相討厭是事實嗎？如果不是真的，為什麼後世的藝術史家對兩人之間複雜的心結言之鑿鑿？ 

「在神話與傳說的背後，一定隱藏著簡單的事實」，一定有某種原因，讓兩人不和的傳言成為世紀新聞。如果米開朗基羅與達文西不和是真的，那兩位文藝復興天才在同一個房間裡競技一定相當有趣。但又是為了什麼，後來又將大師所留下的作品全部抹去呢？今天我在維奇奧宮的五百人大廳，只看見瓦薩里在一五五五到七二年所完成的壁畫，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呢？ 

探索這段史實的旅程，是我所經歷過最難忘的冒險之一。它不僅僅只是一場藝術史的探索，更是個人心靈成長的天路歷程。為了能更接近歷史現場，我又回到佛羅倫斯——這文藝復興的百花之都——追尋這段被時光遺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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