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學徒制教育在公東：一位老校長引導的學習革命

給下一個世代的教育備忘

小時候，我家對面住的是日本熊本縣移民而來的菓子屋師傅，那是他們家傳好幾代的手藝，每天一大早一家人就開始搓麵糰，熬煮餡料，再親手一個個捏拿出精巧美味的和菓子，他們每日重複一樣的工作，同樣幾款和菓子，做出來的味道也都一樣，從來不曾看出他們有倦怠之意。

後來我到瑞士上木工師傅學校，到德國參與德國基金會舉辦的工業職校校長特別班的訓練，考察了各地技職學校的特色，也參與工廠實做，我發現德瑞兩國的技師有一個特色，都在實做中學習，一點一滴、從簡入繁，不斷的練習，一直到很熟練了還要繼續做，做到非常精確，才能成就一門技藝，成為一名技師，而且一輩子以此為業。

我了解到，這就是日本職人、歐洲工匠的精神，這些國家的工業、工藝之所以發達，靠的就是廣大民眾孜孜矻矻、踏踏實實的學藝，他們不求快，但求精；不求量，但求質，追求價值，伴隨而來的就是價格。也就是說，他們對於一門技藝的要求在精益求精、精雕細琢、追求極致的精確，這種對工作要求的執著與鑽牛角尖，超越了把工作當成賺錢謀生的工具，但伴隨而來的創新就極具實用性，而非華而不實的劣級品。如此，自然打開行銷通路財源廣進。

所以在國際上「Made in Japan」「Made in Germany」「Made in Switzerland」，就是品質保證，許多名牌因此應運而生，如日系的林內、日立、大金，德國名車如BMW、賓士、奧迪、保時捷，瑞士名錶如勞力士、積家、百達翡麗。這些世界名牌的背後，是一個個工匠的執著與世人的敬重，每件產品的每道工序都有其嚴謹的要求，甚至每一個零件都是精心打磨，才能造就卓越的品質。能有如此精湛的工藝，其實來自於這些國家具備勞工神聖的觀念，以及對技術、工藝的尊重，其中不乏台灣稱之為黑手的技術人員，在德瑞，他們的薪水甚至與管理階級相當。

反觀華人世界普遍存在著士大夫階級觀念，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從過去的科舉制度到現在的升學考試，讓國人有著重文憑而輕技術的觀念，實是技藝、工業、科技的最大障礙，即使老一輩的匠師現在都稱捧為國寶，但願意向其學藝的年輕人如鳳毛麟角，使得許多傳統工藝瀕臨失傳，在工業方面也無法培養實力完備的基礎技術人員。如果這樣的觀念不改，技職學校的課程設計還是以升學為導向，不重高職，而將大量資源投資技術學院，也不是為了訓練一個職人、工匠，那技職教育怎麼改造都是枉然，無法造就一名訓練有素的技師，台灣想要產業提升，具有競爭力，也就遙不可及了。

期待教育改革重塑匠人精神

我在教育界服務了三十年，其中二十七年在公東高工度過，是我一生最精華的時段。錫質平神父引進瑞士學徒制，堅持小班制的教學，在公東實習工廠從事生產，開創「學用合一」的教育方式，也成功將學徒制本土化，締造了獨樹一格的公東技職教育的模式。我也在那段期間透過瑞士天主教白冷會及葛士賢老師的協助，得以技術人員國外應聘的名義，於一九六九、一九七四年兩度赴歐洲進修。留學期間我學到德國人嚴謹的做事態度與方法，也學到瑞士人克勤克儉、實事求是、擇善固執的工匠精神。

在歐洲，我看到許多和台灣不同的教育環境。例如歐洲有許多專所，提供年輕人學習技術，台灣也有很多「專所」，卻是專門用來補習考大學、考研究所，甚至於考建築師、司法官的「補習班」。在這種教育環境下，學校一味培養學生成為「考試的熟練工人」，而不是訓練一個人具備群體生存能力及個人自我實現。光這一點，就無法與德瑞匹比了。

教育應該是引導年輕人「適性揚才」的神聖工作。每個人都有與眾不同的天賦，都有他內心真正想做的事和將來想成為的人，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讀書做研究。但是家長們卻拚命把孩子送進大學，希望小孩不要輸在起跑點上，這真是台灣社會普遍的偏差現象。

結果教改後的台灣，每個人都念大學，甚至貸款念大學，以至於一畢業就負債累累，卻找不到適合的工作，經濟優渥的人，則繼續讀研究所、攻讀博士班，畢業後很多都成為流浪教授，還是一樣從22K開始，台灣的年輕人花這麼多時間在讀書、拚文憑，結果還是看不到未來，這是多麼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且浪費了龐大的社會資源與個人青春。

反觀瑞士，大學只有十二所，不到三分之一的人進大學，其他都選擇技職學校，他們從小六開始就接受職業指導，七、八年級就會自主安排參訪感興趣的企業，開始思考或規畫自己的未來，大約九年級就已經在企業裡當學徒習藝了，透過產學合作，造就了許多扎實的基層技術人力。而學徒經過三年的學習，畢業之後，經國家考試及格，就成為獨當一面的技術人才，失業率自然降低了。

這種由企業培養所需人力的方式，與台灣大不相同，每一家企業都各自負擔起培養人才的社會責任。在這樣的制度下，大多數人從事著自己喜歡的工作，自然會督促自己把工作做得更好，養成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這種精神對一個民族、國家、社會，甚至企業都會產生質變。公東高工的校訓：「實事求是，認真負責」，就是要培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我們再回頭看台灣，一九八四年李煥擔任教育部長時，為回應民間訴求，廣設高中大學，並大幅減少技職生工廠實習的實作時數，以降低技職教育的投資，並強推群集教育。一九九六年，擔任教育部長的吳京，又放寬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升格為大學。導致技職教育體系徹底破壞，職業教育全面導向升學方向來辦學。高中、高職也從過去的三比七的學生比率轉變成一比一，職校的技術導向及勞工神聖的觀念也就蕩然無存了。前副總統蕭萬長曾經率先喊出「技職教育再造」的口號，這意味著群集教育已經行不通了。

近年有鑑於四百億巨額的「東部開發基金」中，包括地方建設及職業教育再造的經費預算，讓一些政商關係良好的財團或社團紛紛競標，再度提起昔日公東高工所實施的學徒制，也讓我成為被訪問的熱門對象，我常斬釘截鐵告訴記者：「除非唾棄已偏離的現今技職教育政策，走到體制外，否則不可能在現行技職教育體制中以學徒制的模式辦學了。」

台灣主流技職教育注定失敗已是大勢所趨，因此，兩年前我結合了一些學生及社區人士成立了「DIY技術發展協會」，推動 「以務易務，以藝換藝」的終身學習模式，讓大家「你幫我，我幫你」，彼此交換技藝。

之所以成立這個協會，是因我覺得現代人幾乎什麼都靠付費取得，傳統社會人們互助的機制卻崩潰了，台灣逐漸走向高齡化社會，如不趕快找回自助助人的傳統，很多人都會陷入年老無助的困境，以藝換藝就是要讓大家重新回到傳統社會的互助體制裡。

最近我又在台東大學開設體制外的木工師傅學校，免費教學，也在初鹿國中開基礎木工班。前者是為期一年的課程，目前有五個學生，我和他們在工作中一起討論、學習，使技藝精進，達到師傅級的水準，我想藉由這種課程讓學徒制能夠繼續傳承下去。

後者是讓一些對學校課程沒有學習成就感的孩子有學習技藝的機會，來轉移學習挫敗感，這些孩子對木工的興致很高，亦從中得到很高的成就感，這證明教育要走對的路，讓孩子適性學習，這樣就可以讓每個人都成為高材生。

我很關心未來的教改，很擔心教改的方向又偏了，才會想寫這本書，同時在體制外做點事情，如果教改還是像之前那樣亂無章法，只會越改越糟，並讓學校無所適從，那犧牲的就是這些未來的主人翁，不可不慎啊。我以實際的行動紀念並感謝瑞士天主教白冷會在台東所做的貢獻，更期昐白冷會的精神代代薪傳。

吳念真曾在一篇短文中寫到：「台灣社會充滿了苦悶，台灣最糟糕的就是知識分子誤國。他們在位置上時一直掠奪，並沒有真正奉獻。他們很傲慢，永遠不承認自己不懂，也不聆聽平民百姓的意見。一個政府博士太多，不是好事，而是悲劇。知識分子應該要奉獻，而不是掠奪。」

我以吳念真這幾句話做此書的結尾，這是我多年一路走來的觀察與心聲，亦曾企圖改變，但個人能力有限，窮盡一輩子仍力猶未逮。所幸今年公東高工在睽違多年之後，二○一六年終於有公東學生再度奪回全國技能競賽門窗木工的金牌，可望於今年再度代表台灣進軍號稱世界技術奧林匹克的國際技能大賽。而且選手之一，是隨我到中壢松耐特任職的公東木工科學生鄭朝福的兒子鄭欽豪，後繼有人，這多少令我心寬慰。

轉瞬即逝的生命

講到這裡，我想談一下我的得意門生黃國，他在校成績很優秀，經常是班上第一名，我將他留校擔任技藝教師，後又送他到德國進修，我離開公東，他也跟著我離開。我離開大將作之後他就升任總經理，升上來的廠長莊耀東也是我帶去的學生，以前也是黃國的學生。

由於大將作的日本客戶很多，白天跟我們談生意，晚上則要我們陪同去卡拉OK應酬喝酒，我不喜歡那種場合，都叫黃國去，後來他竟然得了肝病，而且持續惡化，那時我在南島社區大學擔理事長，他過世前託人從台中打電話給我說他在家等我，我趕緊和在苑裡山腳小教堂牧會的兒子黃哲彥趕到台中去看他。

那天，黃國打扮得整整齊齊，像當年高中生一樣理了個光頭，端坐在椅子上等我這個老師來看他，我一看就知病情不妙，十分感傷，只能緊握他的手，輕輕的告訴他：「我來看你了，你要堅強，聖誕節我再來看你。」結果第二天他就過世了，才五十幾歲。

我和一些學生參加了黃國的告別式之後，大夥兒要請我吃飯，我因為要趕回台東沒參加那個飯局，結果席間，擔任廠長的莊耀東去上個廁所卻許久不見出來，大家去找人，發現他倒在地上，是腦溢血，於是緊急送醫，他太太一直懇求黃國的太太說：「師母，請黃國不要帶我先生走。」結果，最後莊耀東還是走了，前後不到一個月。

生命真的很脆弱，如果我在場，就看到那令人傷心的一幕。所以我現在的想法是，我這輩子這樣已經夠了；我現在的態度是，盡我所能把事情盡量做好，要是不能掌握的，也不要埋怨，請上帝幫我心平氣和接受這個事實，交給別人做。

前年，在八十歲生日前夕，我辦了自己的生前告別式，即使身體尚稱硬朗，不過生命何其脆弱，這場告別式，我除了想向得罪過的人說對不起，放下過去的恩怨，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和大家共聚一堂，唱歌、道謝、說再見，也藉此勇敢面對死亡。人生從八十歲歸零，小孫女說，現在的我是兩歲小阿公。

我已過耄耋之年，與我同輩多在頤養天年，逍遙過日，唯我仍然四處奔波授課，未能好好休養身心。我想，是該我放下一切讓年輕人來為傳承而努力的時候了，縱使我輩努力不夠，以致台灣技職教育千瘡百孔，也只能放下讓年輕人選擇自己的未來，唯願後輩來完成我未竟之志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