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人如何拯救文明-影響深遠的英雄傳奇

「愛爾蘭人」（Irish）這個名稱和「文明」向來很少扯上關係。說到「文明人」，我們會想到埃及人、希臘人、義大利人、法國人、中國人或猶太人；愛爾蘭人狂野不羈、惑魅迷人、鬱鬱寡歡、頹廢墮落，但倒不是特別文明；就算我們絞盡腦汁，努力思考「愛爾蘭文明」，眼前影像仍舊是一片空白，沒有肥沃月灣或印度河谷，也沒有貝多芬沈思的胸像。一名希臘的修車技工會把他的車廠命名為「巴特農」（Parthenon），讓自己的形象與幻想中的古文明相連結；一名大字不識的西西里裔餐廳老闆，會把他的米開朗基羅大衛石膏複製像擺在餐廳的主位，大剌剌的宣揚他那條仿文藝復興風格的領帶；但如果換成了愛爾蘭生意人，他卻可能把店家取名為「貝夫尼酒館」（Breffni Bar）或「凱利搬家公司」（Kelly,s Movers），只顧著宣揚其地域屬性或個人關係，完全不受其歷史或文明氛圍所羈絆。

然而……雖然愛爾蘭這個歐洲邊緣的小島，既未經過文藝復興，也沒遭遇過啟蒙時代，而且從某些角度來說，一如貝傑曼（John Betjeman）所言，有如停留在石器文化的第三世界；但是，她卻曾擁有一段無瑕的光輝歷史。當羅馬帝國隕落，當髒亂蠻橫的野蠻人侵襲羅馬城市，掠奪藝品，焚書燒城時，正開始學習讀寫的愛爾蘭人，卻展開了抄錄西方文獻的龐大工程││只要是他們找得到的東西。在當時，這些抄寫員成為希臘羅馬與猶太基督文化傳送至歐洲部族的管道；這些部落正準備在由他們自己摧毀的破瓦殘礫中，開始闢建領地。若沒有這些抄寫服務，則隨後發生的事也就難以想像了；若沒有愛爾蘭修道士的教團，若非他們在慘遭放逐、窮途末路之際獨力重建了歐洲大陸文明，則往後的世界必定截然不同──一個沒有書籍的世界。那麼，我們的世界也就永難誕生了。

千年以降──自從斯巴達軍團（Spartan Legion）於溫泉關的熱門（Hot Gates of Thermopylae）遭殲滅以來，西方文明從未遭遇此等考驗或面臨此等變數；直到二十世紀人們造出足以消滅人類的工具之前，我們的世界都未曾遭逢滅絕之命運。本故事開始於第五世紀初，在當時，誰也料不到末日將臨；但到了後半葉，只要稍有理性的人，見到周遭如此局勢，大約便對結果了然於胸：他們的世界已經完了。眾人無計可施，只能像奧索尼爾斯（Ausonius）一般隱居山林，著詩為樂，然後靜待宿命降臨。他們從未料到，挽救了文明磚瓦的，居然是些來自窮鄉僻壤的怪人，這些人的家鄉之偏遠，甚至連羅馬人都懶得去征服；這些人行止怪誕，住的是岩頂小茅屋，頂著剃掉半邊的頭髮，不時還以禁食和蕁麻浴自虐一番。正如克拉克（Kenneth Clark）所言：「從偉大的十二世紀法國文明，或十七世紀的羅馬文明回顧，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西方基督世界百年以來之存亡所繫，竟是像位於愛爾蘭海岸十八哩外、突出海面七百呎的斯格里格邁可（Skellig Michael）這種小石塊。」

克拉克在他的《文明的腳印》（Civilization）一書的首章（〈牙齒之皮〉︹The Skin of Our Teeth︺）中，探討由古典時期到中世紀這段驚險的過渡時期。在此，他可算個異數，因為他傾全力描寫愛爾蘭的貢獻。許多歷史學者對此完全略過不提，少數則會略微提及這場驚險的文化危機場面。或許，這是因為描述靜態（古典時期，「而後」中世紀）比動態（古典時期「至」中世紀）容易得多。再加上歷史學者通常都是某時期的專家，因此轉朝換代之間的分析，就成了三不管地帶了。無論如何，據我所知，目前沒有任一本書是致力於「轉換」這個主題，就連以此作為重點的都沒有。

為了企圖彌補這項疏忽，我們或許應該問自己這個大問題：歷史究竟有多真實？它只是一碗超級大雜燴，充滿了真假難辨、各異其趣的成分嗎？難道正如西歐蘭（Emil Cioran）所說的，正由於歷史無所不包，所以歷史也無法證明任何事嗎？反過來說，這不就表示我們要讓歷史說什麼都行嗎？

我倒是認為，每個年代都在重寫歷史，都在從對它有力的角度來重審事件與文本。目前我們在學校所讀、日後所引用的歷史，主要是由英國新教徒（Protestant Englishmen）和美國盎格魯-薩克遜清教徒（Anglo-Saxon Protestant Americans）所寫。正如某些現代歷史學家所發現，在關於女人或非裔美國人的貢獻上，這些編纂者並不全然可信；就此看來，這些敘事者會忽略古時居爾特人（Celts）或天主教的巨大貢獻也就不值得驚訝了。但若沒有這些貢獻，也就沒有歐洲文明。

比方說，對十九世紀受過教育的英國人來說，愛爾蘭人是打骨子裡缺乏文明的。維多利亞女王至愛的宰相狄斯雷里（Benjamin Disraeli）曾經這樣說道：「愛爾蘭人痛恨我們的秩序、我們的文明、我們的企業、我們的純宗教（狄斯雷里的父親棄猶太教而改信英國國教會）。這個狂野、魯莽、懶怠、迷信、難測的種族，和英國性格截然不同。他們所謂人類幸福的理想，乃是家族烤肉和粗糙的偶像崇拜（即天主教）。他們的歷史根本就是個頑冥偏執（！）和血的永恆循環。」對我們來說，這些描述顯而易見蘊含著惡毒的種族主義和愚蠢的偏見，但在那「親愛的老昏頭」（dear old Dizzy，當他向女王呈上印度殖民地時，女王如此稱之）的時代，那可是無可質疑的真理。

當然了，即便是這些驕矜自滿的小帝國殖民主義者，良心也偶爾會感到片刻的不安：殖民者是否應為殖民地的狀況負責呢？不過，他們很快的壓下任何疑惑，縮回他們無動於衷的優越感裡。歷史學者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在愛爾蘭維多利亞區（Victorian Ireland）中見到因飢荒引起的貧困，他的反應是：「在這可怕的國家，沿路數百哩到處都是人形猩猩，著實令人害怕。我不相信這是我們的錯（黑體字是我強調所加的）。我相信在我們的統治下，他們人口不僅比過去要多，而且現在他們更快樂、更好，吃得住得更舒服。不過白猩猩看起來還是很嚇人，如果他們是黑色的，你就沒什麼感覺了；不過，除了曬黑的地方之外，他們的皮膚和我們的一樣白。」

我們也不能自我安慰說，這種思想早已遁形。正如傑出的普林斯頓歷史學者葛瑞夫頓（Anthony Grafton）近來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歷史區中對美國較好大學的論述：「就像多數天主教徒一樣，天主教文化也常遭到蔑視，好比次等階級的教區就只能配上那些傳奇性的教會學校；這些學校的修女總是告誡學生，約會的時候千萬別點義大利小方餃，以免男伴聯想到枕頭。這類刻板印象及偏見有些惡劣至極，與人們對猶太人的邪惡偏見並無二致；直到令人汗顏的晚近，這些偏見都還充斥於美國大學。」

這裡所說的晚近，可能就是前天。不過，此處無意指責任何歷史學者有意作偽。不是的，這個問題比單純的欺瞞更加深奧微妙。紐曼（John Henry Newman）在一則獅子與人的寓言中說道：
人類有一次邀請獅子前來作客，並極盡招待之能事。他們讓獅子自行享用一座華麗的宮殿，裡面有數不清的東西供獅子自由玩賞。廳堂、長廊裝飾得富麗堂皇，還陳設著各種雕像與繪畫，全都是各藝術領域中頂尖大師的傑作。作品主題各異，不過其中最搶眼的作品，卻似乎對身旁踱步而過的這隻高貴動物情有獨鍾。該主題就是獅子自己。牠隨著華廈主人走過各區，對於身旁間接向獅族致意的場景，也不忘多加注目。

然而，在所有藝術品當中有項極大的特色，儘管主人保持著禮貌性的沈默，但對此似乎並非毫無所感。這些藝術品的表現雖然各有千秋，但有一點卻完全一致：人類永遠是勝利者，獅子總是被征服。

獅子並未遭歷史除名，只不過他被歷史冠以惡名──而且他從來沒贏過。紐曼接著又說，當獅子結束了華廈之旅後，「款待他的主人問他對這些珍品的看法，他回答時盛讚主人的財富及創作者的技藝，但最後卻說道：『如果讓獅子來做的話，一定會更好。』」

在這段歷史的旅途中，我們會遇見許多的富豪和款待者，他們有故事要說，其中有些人或許還認為他們的故事就是全部。我們將保持寬厚的心胸，不加毀謗、不帶貶抑的傾聽他們的故事，我們甚至還會嘗試由他們的角度來看事情；不過，偶爾我們也會發現，自己也在娛樂獅子。在這些時候，將是讀者獨自面對自己的時候了。
首先，我們旅途的出發點倒不是獅子的故鄉，而是那井然有序、可以想到的羅馬世界。因為，若要真正認識愛爾蘭貢獻的重要性，我們必須先清點一下上古晚期的文明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