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若即若離

●2015.12.16（星期三）太貴的料理

今天中午跟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見了面，送給他們我媽自己畫的年畫。圖案是六子爭頭，三顆兒童的頭，嫁接在六個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體上。他們大概覺得非常怪異，草率地讚嘆了兩聲就匆匆捲起。

下午，我訪問大學的教授介紹了東京大學的一個留學生給我認識，是一個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經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經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驚的時候嘴巴張得很圓。

晚上我請她去了一家評價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一萬三千五百日元，相當於七百多人民幣。九十分鐘內無限量地點海鮮和很好的牛肉。

「真是太貴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吃飯的時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齡，是嫁到日本的，她與丈夫是高中同學，一畢業就結了婚。她的婆婆嫁給了日本人，她的丈夫就也來日本生活。後來，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遊戲打到早上四五點鐘，自己在日本也沒有朋友。婆婆讓她做很多家務，以一個日本主婦的標準來要求她，她卻想要上進，讀了東大的研究生，拍紀錄片，喜歡結交知識分子和獨立紀錄片導演。

「今天下午剛剛談完離婚。」她說。還好，並沒有立刻流出眼淚。

我恬不知恥地給出很多幼稚的建議，狂想如何嫁給有錢人，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庸俗得連自己都覺得面目可憎。

對於他人生命裡悲慘的變故，我又愛聽又怕聽：愛聽當然是出於劣根性，人們喜歡聽那種把種種複雜的悲劇總結成三言兩語的故事，聽者像占了便宜；怕聽是因為我總以為自己有勸解的義務——至少在口頭上「解決」這件事，就像小學寫作文時結尾一定要寫「今天真是有意義的一天」，把一切都裝進一個光明的尾巴裡。可我勸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舊時的農村，大概是婦女圈裡最受排擠的。

她吃了很多很多肉，我都已經吃不下了，她還在一直點。

「真是很貴的料理啊。」結完帳，她又說了一遍，非常不安，好像吃很貴的牛肉是比離婚更嚴重的事故。

回住處的時候，我已經學會了怎麼坐地鐵。

因為喝了點酒，更加開心。因為掌握了新的技能而變得很自信，像第一次放學不用家長接就能回家。人踩著落葉回宿舍，覺得能夠這樣度過一輩子。

並不清貧的獨身女學生，真是一種最理想的生活了。

●2016.1.24（星期日）大阪的D小姐

去大阪找前同事D小姐。D 小姐是我過去在雜誌社的同事，她在廣州總部，而我在北京辦公，見面並不多，去年從同事口中得知她臨近三十歲時放棄在國內舒服安穩的日子，來到日本獨自生活。

D 小姐接我吃晚飯，看著夜晚的大阪，問我：「是不是特別像廣州？」比起東京，大阪要顯得隨意很多。東京的地鐵上多是穿正裝沉默的上班族，大阪的地鐵裡則有很多大媽表情誇張地抱怨著自己的媳婦。大阪的街道上很多煙頭，略顯破敗的小商店很有市民氣。據說居住在關西的人出差去東京，無論如何都要坐最後一班新幹線回來，因為覺得東京壓抑得像穿西裝的喪屍組成的世界，一定要回到人的世界才安心。

D小姐請我吃全大阪最好吃的鰻魚飯。東京的鰻魚飯是蒸過之後再烤，入口時感覺有些柴；大阪的鰻魚飯是直接刷醬烤，口感肥膩。我更喜歡大阪的鰻魚飯肥厚的口感。

我問起她在日本的生活。她少女時期就愛看日劇和漫畫，兩年前才下決心學日語，學了一年半，毅然放棄了國內的生活，來到日本。因為她一直喜歡日本土生土長的歷史作家司馬遼太郎，所以來到大阪生活。

D小姐現在幫一家中日貿易公司做些零散工作，其餘時間就自己搭車去各地旅行，避開熱門觀光地，只在最好的季節去能看到最美風景的地方。這就是一期一會，相遇即告別。

她說，在三十歲的時候拋下國內的一切來日本生活是她做過最正確的決定。大多數時候，我都覺得人們的這種說法是種自我保護，因為生活的沉沒成本太高——那些逝去的時間、精力的投入、對別的人生選擇的犧牲都無法挽救，所以只能給自己的人生選擇尋找合理化的解釋。但D小姐說的話我相信，相信她不是自我辯護。

我問起她的感情狀況。她說現在仍然是單身，來日本之後有過一兩次暗戀都無疾而終。她說還是想試試和日本男生戀愛，「但是日本人其實很排外和保守，很難和外國女人談戀愛」。她嘆了一口氣。

三十多歲的D小姐仍然愛看漫畫和日劇，有著一顆少女心。可以用天真去評價她嗎？並不是。天真的人很容易世故，某種程度上，天真和世故並不是矛盾的特質，而往往出現在一個人身上的不同階段。天真的人不懂得珍惜這個特質，而是早早地把它當作成長必然蛻掉的皮，輕率地拋棄在一邊。抑或像小孩子，走一路採了一路的花，採花時也顯得興致勃勃，充滿樂趣，到了路的盡頭卻毫不在意地把那一捧花向上一撒，扔掉，迅速變得世故。而成年後還小心翼翼地呵護著自己天真一面的人，本質則是複雜的——至少是見過複雜，才知道天真有多可貴。

●2016.2.18（星期四）皇居跑步

今天去表參道的ASICS（亞瑟士，日本運動品牌）買了跑鞋和運動服，晚上去住所附近的皇居跑了步。

繞著皇居跑步一圈剛好五公里，沿路有專門為跑者提供飲用水和休息的地方，是東京的跑步聖地，據說是村上春樹愛跑步的地方。

跑步的時候我刻意留意四周，看看是否能偶遇村上春樹，結果發現大部分男的都和村上春樹差不多，矮小結實的身體，簡素規律、神情肅穆，我就像是在和一堆村上春樹的複製人同時跑。跑者白天是坐地鐵的上班族，穿著米色和黑色的商務裝，地鐵門一開再一關，他們的疲憊和麻木又加深了一層。到了晚上，他們換上專業的跑步服，龐大的上百人的群體呼吸在同樣的頻率之下，在窄窄的跑道上連綿不絕，儀式感就像是參加彌撒。

尚‧布希亞非常刻薄地這樣形容跑者：「我們可以攔住一匹發狂的馬，卻攔不住一個正在慢跑的人。唇上泛著白沫，全神貫注於內心的倒數計時，全神貫注於他進入反常狀態的那一刻，此刻千萬不要攔住他問時間，他會把你吃掉。」

這種沈醉是宗教性的。跑步的確具有宗教的一些特徵：人群聚眾，大腦中分泌出一種宗教性的歡愉。因為聚眾，這種歡愉又變得更為強烈。

這兩年跑步也成了中國中產的新宗教。

可是說實話，我很害怕在朋友圈看到人晒長跑之後的照片，直視鏡頭的臉面色潮紅，全身汗濕，裹在緊身衣裡。我朋友圈有一個朋友是超級馬拉松（一種在野外環境裡長達一百公里，甚至三百公里的馬拉松）的跑者，我每次看他的朋友圈都很緊張，晒傷的身體，起泡的雙腳，皮開肉綻的肩膀。

我是青春期受張愛玲影響的文藝女青年，對於文明世界有著畸形的嚮往，貪圖享樂，喜歡吃奶油蛋糕，喜歡包裹在華麗的袍子裡——即使袍子上長滿了虱子，也勝過青筋畢露的身體。

我仔細想了想，我不敢看人長跑後的照片，和張愛玲抱著牛奶瓶面無表情地穿過病人呻吟的病房一樣，是對受苦的一種迴避。看到大汗淋漓的身體，我並不覺得性感，只覺得好慘。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產愛跑步，因為跑步是一種苦修。而苦修，是對過剩的回應。

食物過剩，糖分過剩，卡路里過剩。而互聯網創業的熱潮中，很多人的很多努力都是為了讓別人更懶一些，人和食物之間的距離被縮短了，食指一動，就等著外賣小哥敲門。

我們的社會充盈而飽和，由一個肥胖者的社會進入了一個厭食症的社會。

中國最先胖起來的一代誕生於飢荒之後，飢餓的記憶告訴他們的大腦要不斷儲存熱量，因此對於食物有著窮凶極惡的熱情。

肥胖者說：「我什麼都缺，所以我什麼都吃。」而新興的城市中產說：「我什麼都不缺，所以我什麼都不吃。」

戒糖，戒油，戒一切因為過於幸福而讓靈魂出竅的食物。在跑步這個近乎受苦的單調運動中，把過剩的能量嘔吐出來，中產再次控制了自己的身體。

受苦對於中產是陌生的身體經驗，對於富人階層更是。跑馬拉松的潘石屹和登珠峰的王石是中產看齊的對象。我相信潘石屹和王石並不是為了作秀，或者為了征服的虛榮，而是真的享受這種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來說遙遠而陌生的身體痛苦。痛苦放大了人對身體的覺知，痛苦讓人感覺到自己正在活著。

現代科技的發展與其說「解放了身體」，倒不如說「剝離了身體」。工具代替了身體的功能，中產要借助馬拉松找回自己的身體。所以，你很難想像一個重體力工作者，或是一個快遞小哥在結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後決定在城市公園跑個步。

在缺乏宗教的社會裡，過剩的中產需要跑步這種宗教般的歡愉來緩解自己的焦慮和壓力。中產的壓力是方方面面的，一方面是日常的瑣碎，劉震雲二十年前寫的《一地雞毛》依然沒有被掃走，妻子、孩子、保姆、單位的是是非非確鑿地存在於生活的每一天；另一方面是「均質」的焦慮，是每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共享的，霧霾和地溝油，詐騙和毒奶粉，房價和養老，股票和醫療……它們既抽象又具體，如烏雲般遙遙而至，壓在每一個中產的頭頂上。

跑步所帶來的愉悅成為緩解這種焦慮最好的方式。關掉糟心的新聞，遠離嘮叨的妻子和討厭的同事，把孩子的吵鬧遺留在身後，關上房門，換上跑鞋，戴上耳機，美妙的協奏曲取代了嘈雜與抱怨，肉身與靈魂瞬間進入真空。

「運動讓人產生愉悅」這一點似乎有科學的解釋。在幾年前一本風靡全世界的暢銷書《運動改造大腦》中，作者寫到人的身體裡有一個內在的止痛分子自機制，效果就像嗎啡。內啡肽減輕身體上的疼痛，同時在心理上產生快感。

在劇烈運動的時候，內啡肽能夠鎮靜大腦並且緩解肌肉疼痛。作者舉了一個例子，一個馬拉松選手在參加波士頓馬拉松比賽時，在起跑線附近被塑料袋絆倒，膝蓋著地摔在人行道上，他爬起來繼續跑，直到接近二十九公里時，腫脹的膝蓋罷工，大腿骨折了。而在此之前他根本沒有注意到，這是緣於內啡肽的麻痹和鎮定作用。

後來，也有科學家指出長跑者的內啡肽是無法進入大腦的。無論如何，當一個人心情低落時，他大腦裡產生「運動會讓我心情好」的自我暗示，當他的雙腳踏實而輕快地落在地面上，不管那種化學物質是否瞬間在他的大腦中綻放，跑者都認為它奏效了。

所有運動都能讓人產生愉悅，比如打籃球、踢足球、跳廣場舞。為什麼中產會選擇長跑呢？

宣稱「跑步是種宗教」的中產沒有資格嘲笑跳廣場舞的大媽。除了裝備不如跑者，背景音樂落後了二十年，其實兩者沒有太大區別：同樣歡愉，同樣缺乏對抗性，同樣切割城市空間，參與者同樣熱情地邀請你加入他們的隊伍，像傳教士一樣伸出雙手。

可鄙視鏈卻依然真實地存在著，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廣場舞不夠中產。中產需要自己小群體的階層認同。

當中產剛剛開始在俄國流行時，納博科夫是這樣刻薄他們的：「他們被兩種相抵觸的渴望煎熬著：一方面他想和所有人一樣，用這個用那個，因為成千上萬的人都在這麼做；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加入某個特殊團體，某個組織、俱樂部，成為某個賓館的貴賓或者遠洋航班的乘客，然後因得知某集團的總裁或歐洲的某伯爵坐在自己身邊而歡欣雀躍。」

跑步不僅僅時髦，而且像是某種成功人士的標配。中國的企業家和企業高層們為了顯示自己的追求，紛紛把馬拉松的奬牌當作自己的勳章。而中產選擇跑步而非廣場舞來鍛練身體，顯然是因為跑步更像是身分的象徵。

樂觀的人會把跑步的中產看作階級自我意識的覺醒。

中產在財富以外，開始關注健康，並且以此為起點，關注一些大於自身的東西，比如大氣環境、食品安全、醫療健康、公眾權利、財富安全。跑步既是一種焦慮下的反應，也是一種自救。而跑者彼此取暖，更讓人有一個政治群體崛起的集結號已經吹響的想像。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日本以及西方的上班族開始追求一種戒糖、長跑、歲月靜好、去政治化的生活方式，是因為某種社會規則已經成為共識。而在中國，這種規則與底線並未形成，當奶粉出現問題，中產開始尋找代購；當疫苗出現問題，中產去香港打疫苗；當空氣出現問題，中產戴上口罩繼續長跑。

很多中產並不認為自己有推動社會變革的責任，而僅僅是想通過長跑和秋葵把自己修煉得百毒不侵，水木清明。

然而，我們並沒有辦法指責中產的犬儒和自私。他們僅僅是無力，在無力與無力的每一天交替的縫隙中，大腦借助運動產生內啡肽，那半真半假的愉悅與沈醉，便成了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2016.3.8（星期二）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基金會為我組織了一次和作家西木正明先生的對談。題目是西木先生定的，叫《何為文學——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西木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小說家，他寫的小說其實是介乎虛構和非虛構之間。看了他得直木奬的小說《冰凍的眼》，講的是二戰時，男主角因為虐囚而被判處死刑。他的戀人為了幫助他，向著名的美裔棒球手求情。棒球手看似拒絕了她，實際上一直試圖幫助她的故事。

有意思的部分大概在於講故事的方式，有點像羅生門——由不同的人，一層一層剝開洋蔥皮，最後露出真相。

西木先生是一九四○年出生的，今年已經七十六歲，但是看起來就五十歲上下，依然瀟灑、敏銳、聰明。對談過程中對我也非常友善，一直把話題拋向我，試圖讓觀眾喜歡我。

這不是我第一次面對外國讀者，其實每次都有些揮之不去的倦意——我深知說哪些話會引起讀者的嘩然與笑聲，比如「七歲寫作，九歲出書」這些我講膩了的故事。但是在我寫出好的作品之前，也只能靠這些故事來引起讀者對我的興趣，和表演吞火球、鑽火圈沒什麼區別。

每次公開講自己的寫作故事就會自厭，覺得自己是雜技演員，通過炫耀式的扭曲來博得滿堂彩。

想起這兩年參加的文學對談也不少，有新內容的講話越來越少。

一個作家是如何死亡的？從重複自己開始死亡。

對談效果不錯，基金會的人覺得很滿意。

晚上，跟西木先生和其他在日本筆會工作的作家、學者一起去吃飯——吃秋田縣的特產，因為西木先生是秋田人。秋田是盛產美女的地方，因為日照時間短，美女皮膚白嫩。餐廳的牆上貼著秋田美女佐佐木希的照片。吃飯時還有表演，餐廳的服務人員戴著扮鬼的面具，穿著稻草衣衝向食客，隔壁桌的外國小孩被嚇哭了。

筆會的作家對中國作家很熟悉，聊起莫言、閻連科、劉震雲等都顯得如數家珍。聊起來，發現日本作家其實也是很精於人情世故且刻薄的——我們總是習慣性地把外國人想天真了。

對談時的演講稿：

何為文學——在事實和真實之間

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參與國際交流基金安排的這次和西木正明先生的對談。在對談前，我看了西木先生的小說《冰凍的眼》。這部小說出版的時間是一九八八 年。那一年，我父母親剛剛結婚，我還沒有出生。小說寫的是一個我從未存在過的世界，但閱讀的時候，我並沒有覺得有很大的障礙，反而覺得自己像女主角的孫女一樣，一點點沿著回憶的線索，像是剝洋蔥一樣，慢慢露出一個感人的故事的真相，讓我非常感動。

這樣奇妙的小說敘述，也希望在接下來的對談中和西木先生交流。

首先，我想向在座的各位介紹一下我自己。我出生於一九八九年，在中國湖北的一個小城市。和大多數中國父母一樣，我的母親希望這個家庭唯一的女兒能夠與眾不同，而不是重複她的命運。所以在一個夏日的晚上，我母親對我說：「中國法律規定，每個中國小學生在小學畢業之前，必須出版一本書，否則就會被警察抓走。」

而我的父親是一名警察，他也順著我母親的話說：「是這樣的。如果沒有出版就會被抓進監獄。」說完，他拿出隨身帶著的手銬，假裝扣在我的手上。我嚇得大哭起來，在淚水中，我開始寫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走上了寫作的道路。那一年我六歲半，正好是二十年前。

這次對談的主題是「在事實和真實之間」。看到這個題目，我開始回憶自己小時候的寫作。我所寫的，到底是真實，還是事實？

童年的時候，我對寫作的認識非常簡單：沒有分別地寫下我看到的一切。所以那時候我全是記敘自己身邊的事情，我的同學，我的父母。因為我個子很矮，我能看到的全是人們膝蓋以下的世界，我就寫我視野裡的那些膝蓋和鞋子。

非常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我寫的全部是事實，書出版之後，大人們卻認為我寫的並不真實。比如，小學的時候我寫同班的一個女生抱著我，對我唱歌：「我要和你睡覺。」我寫我對自己產生了很大的懷疑：啊！我是同性戀嗎？大人讀到之後，覺得非常吃驚，甚至憤怒。他們想像中的孩子是純潔的、無知的、沒有性別的，怎麼可能會那樣？

僅僅是因為和自己的想像不一樣，人們便拒絕相信這種真實。因為事實超越了自己的理解，人們就認為是不可信的。

童年開始寫作的我，就這樣被認定是一個思想骯髒的孩子，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作為作家的艱難。

我童年的大部分寫作，都是在寫自己和周圍人的生活。雖然周圍人都把我叫作「少女作家」，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並不是一個作家，因為好的作家必須面對他所在的時代，正面直視一個龐大的世界，而不是背過臉去，僅僅看著自己的回憶。

所以，十八歲那一年，我寫了一部長的散文，叫作《審判童年》，來和自己過去的寫作、過去的生活告別。我其實是一個生活順遂的孩子，沒有經歷過挫折。家長們都讓他們的孩子向我學習。但當我開始回憶，回憶到的卻是很多恐懼；當我審判，審判到的卻是很多大人對孩子的不公平。

鋼琴家魯賓斯坦的回憶錄寫到自己的童年，他會忽然驚叫起來：「不！我不要寫！」趕緊從記憶中逃出來。我卻要把自己關回童年的監獄，誠實地寫出我所經歷的真實和事實。

在寫完《審判童年》之後，我覺得非常輕鬆，我終於可以和自己告別了。

二○○八年，我到北京上大學。那一年舉辦北京奧運會，北京的天空前所未有的藍，中國前所未有的驕傲。我所在的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大學，也是中國走出國家領導人最多的學校。我周圍的同學，相信自己是最好的國家裡最優秀的年輕人，相信自己生活在最好的時代，相信自己擁有全世界。

那時，我發現了自己與周圍人的巨大不同。對於他們樂觀的事情，我很悲觀；對於他們相信的事情，我很懷疑；他們聽到的讚美和掌聲，我聽不到；他們聽不到的苦難和哭泣，我能聽到。

他們生活在光明和希望中，我生活在黑暗和懷疑中——這或許是我從小就寫作養成的習慣，當所有人看到的是月亮的光明，我更願意鑽到月亮的背後，去看它凸凹不平的表面。因為我一直認為，月亮的光明是幻覺，醜陋的表面才是真實。

我從去年開始從事小說的創作。對於一個新的小說家來說，我並不算老。對於一個已經寫作了二十年的作家來說，這個開始卻來得很晚。

我生活在變化多端的中國，我並沒有年輕得足以相信它，也沒有年老得有資格為它辯護。在中國寫小說，探索「真實和事實」的中間地帶，是一件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

一方面，中國的快速變化已經超過了作家的想像力。中國的現實和作家的想像力同時賽跑，贏的是中國的現實，輸的是作家的想像力。

比如，前段時間我看到一則新聞，講的是二○一○年，一艘山東的漁船載著三十三名船員去南美釣魚。出海八個月之後，當這艘漁船回到港口，船上只剩下十一名船員，他們殺死了二十二名同伴。這八個月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恐怖，人性的黑暗是小說家難以想像，或者說不願意去想像的。

再比如，去年我看到一則新聞，講的是中國東北的一個紡織廠在一九八七年發生了爆炸，大部分工人都是女性。她們有的滿臉傷疤，有的失去了雙手，有的失去了乳房。直至今日，她們一直生活在兩座樓裡，這兩座樓就像孤島一樣，被周圍人稱作「鬼樓」。她們不曾離開那裡半步，依然唱著自己二十歲時的歌曲，彷彿被凝固在時光中。

這樣的事實，遠遠比作家的想像更有力量。

因此，在面對現實時，我常常覺得失望，因為無論我怎樣寫，都無法超過現實本身。

另一方面，在中國描述現實的挑戰是：有很多的事實我是無法直接描寫或者涉及的。

如果不能涉及事實，那又該怎樣描述真實？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當無法對抗現實的時候，用虛構的方式去瓦解它，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比如《一九八四》給人的震撼勝過了任何一部紀實文學。我來日本之後，看了很多漫畫，覺得它們反烏托邦的幻想也很迷人。

這就是小說的魅力，它有點像攝影。當我們看到一張照片，體驗到的恰恰是真實事物的不真實性。這種不真實感，這種陌生感，會帶給讀者更大的震撼：原來我所身處的是這樣的世界啊！

對於西木老師，您如何處理真實和事實之間的關係？您的經驗會是我非常好奇並且願意學習的。

我喜歡魯迅的一句詩：「當我沈默的時候，我覺得很充實；當我開口說話，就感到了空虛。」

在事實和真實之間探索，在充實和空虛之間猶豫，這對我來說，就是寫作最大的魅力。

●2016.4.7（星期四）脫衣舞

被L老師帶去看了脫衣舞。

身為女性，活在世上的優勢並不多。其中一個優勢就是可以肆無忌憚地欣賞別的女性的身體，用目光舔過她們的身體，高聲談論她們的胸部和大腿。但你很難想像一個男性做同樣的事情——無論是對同性還是異性，而不遭受他人「大哥你離我遠一點」的目光。

感謝這性別的特權，近兩年我出國旅遊時開發出一個常規項目：看脫衣舞。我能夠聲如洪鐘地對同行的人提出要求：「帶我去看脫衣舞。」而不用像領導幹部一樣偷偷摸摸地低聲問導遊：

「下面……還有什麼節目啊？」

我第一次看脫衣舞是在莫斯科。

兩年前，我和一群朋友去登歐洲最高峰厄爾布魯士，住在三千八百米的「汽油桶」營地，房間是一個個大鐵皮桶。每天一個俄羅斯大娘提供早晚兩餐，包括硬的麵包片、不甜的西紅柿、喝不下去的奶油湯。

我們吃完早飯，就出門在雪中步行幾個小時，緩慢地吃完隨身帶的三明治，然後返回營地，沒有網絡，沒有娛樂，每天唯一的景色就是雪。不到一周，我就覺得自己大腦也變成一片電視機雪花點。

登頂成功，我們從山腳回到莫斯科。大巴車上，登山教練開始盛讚他上次來時在莫斯科看的脫衣舞，他形容每個舞孃都美若天仙，身材比「維密天使」還要好，萬分嬌俏，萬分迷人。當時我們一伙兒的狀態有點像人猿泰山第一次進城，哪裡禁得住這等撩撥，同行的幾個女性立刻雀躍著表示晚上就要去看。

吃完晚飯，我們組團去看脫衣舞，找的地方叫作白熊酒吧，算是挺高檔的看脫衣舞的場所，入場券是一百美金，交給門口兩個魁梧凶惡的保鏢。他們長得太過類型化，就是電影裡隨時會把人像扔垃圾一樣扔到門口的那種。

脫衣舞池和想像中一樣，粉紅色燈光下的小小圓形舞台，台上一根鋼管。舞台周圍是一個個圓形沙發，觀眾不多，四五十人，使得我們這一隊人馬更加顯眼——十幾個人裡大部分是穿著螢光色登山服的年輕女性。

脫衣舞孃終於上台，的確是身高腿長，但是長得實在粗糙了一點，就是在北方街上經常能見到的俄羅斯大妞，眼神已然有些渾濁。她們穿著薄紗的睡衣和透明的高跟鞋，圍著鋼管跳舞。我每一次都期待下一個舞孃漂亮一些，但每次都失望。一共只有六個脫衣舞孃輪流上台，一個比一個不好看，最後一個紅牌舞孃，下顎的線條長得很生硬，非常男性化。我不知道是因為她的舞姿還是長相，她誘惑的姿態總讓人覺得有點淒涼。我往她的內褲側面塞了二十美金，其實是想讓她不要跳了。

同行看脫衣舞的幾個男性國人「葛優癱」在沙發裡，馬上就要睡著。我作為提出看脫衣舞的人，覺得有愧，想炒熱氣氛，就把錢塞進一個金髮舞孃的高跟鞋裡，讓她在我身上跳舞。

那是我最近距離和同性身體接觸，她跨坐在我身上，把我的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我一動不敢動，只覺得她的皮膚滑膩得不正常，散髮出一股甜香，味道有點像老牌化妝品裡的鴨蛋粉，並不溫香軟膩，反而覺得像抱了一尊石灰塑像。

氣氛短暫地熱絡了一下，然後又變得沈寂。我們坐的區域一片低氣壓，有兩個同行的男性國人真的睡著了，抱著手臂，頭微微垂下，還開始打呼嚕。台上的舞孃不以為意，還是跳得賣力，肌肉畢現，我想她們大概見慣了這種奇怪的客人。

我第一次看脫衣舞的經歷就是這麼不刺激，感覺像參加單位的表彰大會，偶有精神一振的瞬間，但大部分時候都讓人昏昏欲睡。

第二次看脫衣舞是在巴黎，看全世界最負盛名的情色表演「瘋馬秀」，全世界最出名的脫衣舞孃蒂塔‧萬‧提斯就參加過「瘋馬秀」的表演。

我買的是最便宜的票，一百多歐元，原本以為座位是在最後一排，需要望遠鏡才能看清台上到底有幾個人，結果發現座位在第一排，我只能仰著脖子。因為不捨得花錢，所以面前連杯涼白開水都沒有，雙手平置膝蓋上，規矩得像看幼兒園文藝會演的小朋友。

演出開始，幕布掀開。我嚇了一跳，距離我一兩米的舞台前方整齊地站著十幾個身高一樣、腿長一樣、胸型一樣、肚臍到恥骨之間的距離一樣，蜜桃皮膚，濃妝艷抹的少女，宛如複製人。她們只有下身隱私部位貼了一塊黑膠布，衣著裸露，頭戴高高的儀仗隊

禮帽。音樂一響她們歡快地舞蹈起來，整齊劃一，向前踢著大腿，高跟鞋幾乎從我的頭上划過。

這種開場非常有趣，因為它是「反脫衣舞」的。

脫衣舞的色情之處，在於它的欲蓋彌彰，欲裸還蓋，先做出一種神秘的許諾，然後脫一點穿一點，赤裸的過程用一種緩慢而詩化的過程體現，速度就像人墮落的速度。赤裸本身沒什麼迷人的，迷人的是墮落。

但是「瘋馬秀」的開場就已經無衣可脫，用一種歡快的、沒有道德感的方式展現赤裸——舞台上的姑娘就像幼童，沒有意識到自己裸體的羞恥感，天真得不像話。

「瘋馬秀」的表演一共由好幾個舞蹈組成，我最喜歡的是一個以鏡子為道具的舞蹈，女人和她的鏡像共同表演，一個女人四條腿兒，兩個女人八條腿兒，再加上舞蹈演員身材體形一樣，虛實難辨。

看完演出，我問同行的兩個男性友人有沒有被誘惑出生理反應，他們都說沒有，反而表示休息環節一對雙胞胎男舞者表演的滑稽踢踏舞最好看。

姑且不把他們看作嘴硬，我想或許是因為「瘋馬秀」的情色太充盈和完美了吧，屬於「飽漢子飽」，但男性覺得被誘惑往往是因為「餓漢子飢」？我也不敢確定，男性在我看來雖然心思簡陋得一塌糊塗，但依然是個謎。

後來，我看一個「瘋馬秀」創始人的訪談，解釋了為什麼這個表演名頭是「世界上最極致的情色表演」，但是卻一點也不色情。他說：「我們既不脫，也不舞，我們在戲擬。我是個騙子。」

「瘋馬秀」的演出也不以追求極致的情色為目標，而是追求一種極致的肉體戲謔，希望觀眾被肉體的戲法弄得心神迷亂，而非燃起性衝動。這個追求顯然比一般的脫衣舞要更高級。

這回看脫衣舞，時間是下午，地點在淺草。

小而隱蔽的劇場，在周圍晃了二十分鐘才找到門。買票的時候我看到貼了一張告示，寫著「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半價」——也不知道這屬於尊老愛幼還是年齡歧視。

不打折的票價也不貴，大概兩三百人民幣。日本人的確認真，舞蹈開始之前，先給觀眾一人發了一張「演員介紹表」，介紹今天脫衣舞者的藝名、三圍、興趣愛好，以及第一次登台的時間——只有透過這一項可以大體猜出她們的年紀。我看到一個脫衣舞孃的興趣愛好和我一樣：讀書和音樂鑒賞，不禁惺惺相惜。

劇場不大，舞台主體是一個T台似的長形舞台，它延伸出來，連接一個可轉動的圓台。一百多個座位，只坐了二三十個觀眾，可能因為半價，大部分是老年人，只有兩個害羞的年輕女孩不時交頭接耳，看起來像是來業務學習的。

日本的脫衣舞好玩，它不像莫斯科的脫衣舞一樣缺乏編排——俄羅斯舞孃們的動作差不多都是在鋼管上爬高爬低，而日本的脫衣舞每個表演都有不同的主題，基本上是獨舞，主題符合舞者的氣質，但表演不像「瘋馬秀」那樣勞師動眾，過度編排。

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兩個表演。一個舞蹈本身並不出色，主演是一個看起來有些年紀的舞者。她雖然遠看身材依然纖細勻稱，但在殘酷的燈光下，觀眾卻能看到她身上所有的褶皺和鬆弛。跳到一半，從台下衝上一個觀眾給她獻花，兩人看起來很熟稔的樣子，年齡也相仿，大概是她多年的粉絲。

我看「演員介紹表」，這個舞者第一次登台是二十五年前，推算她現在最年輕也有四十五六歲。她下了班是什麼樣子？穿上更符合年齡的暗色系衣服和平底鞋，坐地鐵回家，路上再去超市買點菜？她家有孩子在等著她嗎？我簡直腦補出一部電影來。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舞蹈，主題是「陰陽師」，表演者是一個少女，沒有笑意，不嬌不媚，蛋形小臉，栗山千明的髮型，完全無瑕的雪白皮膚，完全無胸的少年身材。她穿著陰陽師的狩衣，表演與凶鬼鬥爭，時而被惡鬼附身，撕扯著自己的衣服；時而戰鬥正酣，舞動大腿，被看到她掀起的白袍裡未著內褲。有一幕她氣勢洶洶，表情肅穆地劍指台下，背景音樂有種沈鬱的輝煌。我看台下的大爺大伯神情也變得嚴肅，被少女澄明的眼神掃到了，彷彿自己污穢的靈魂受到了譴責。

其他舞蹈的編排雖然認真，但沒有太出色的。中場休息時，舞台上放了一段VCR，是脫衣舞女被面試甄選的短劇。面試者都穿黑色舞衣站成一排，被選中叫到名字的舞女激動地掩面哭泣，其情狀之勵志感人，不輸AKB48（日本大型少女偶像團體）的總決選。背景音樂我聽不懂，但我猜歌詞大概是「只要有夢想，誰都了不起」。

但這還不是最令我驚訝的，最令我驚訝和疑惑的是每個舞蹈都有一個「高潮」的環節，就是舞者跑到舞台最前端的圓形轉盤，側臥在地上，啪地打開大腿，兩腿呈七十五度角，展示她們沒有任何遮掩的隱私部位。轉盤旋轉一圈，確保每個角度的觀眾都能看到，像是一塊頂級金槍魚接受食客的檢閱和讚美，這時，觀眾席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我一邊跟著其他觀眾熱烈鼓掌，一邊在想：我這是在幹嗎？

掌聲裡沒有任何淫蕩的意味，而是一種真心誠意的讚美，就像是給空翻之後穩穩落地的體操運動員的掌聲。可這個動作並沒有什麼技術難度，他們在稱讚什麼呢？舞者的勇氣，職業人的作風，還是那個部位的美麗？

或許鼓掌是出於日本性文化一直以來對女性生殖器的崇拜。

我看法國著名的後現代理論家波德里亞的《論誘惑》，裡面提到日本的一種陰道表演，比任何脫衣舞都要離奇：

姑娘們將大腿開架在表演台的邊緣，日本的勞動者身穿襯衣，可以將他們的鼻子和眼睛埋到姑娘的陰道處，以便看得更清楚。在這個過程中，姑娘要麼和顏悅色地與他們說話，要麼假惺惺地把他們推開。

同時，觀眾開始對各自看到的陰道評頭論足，輪番比較，這麼做時卻從不嬉笑，更不哄堂大笑，其神情死一般的嚴肅，也從來不想用手去碰。

沒有任何淫蕩的感覺：一種極其嚴肅而又孩童般的行為，一種對女性器官的鏡像的絕對著迷。

這種表演不知道是否已經失傳了，我看到的或許是它的變異。我雖然無法理解其中的美學，但也知道，任何民族的性文化都不能簡單地用「變態」兩個字概括。

很多直男讀者看到我寫這篇文章，分享自己對脫衣舞的興趣，肯定會給予「下半身作家」「你思春了吧」「思想真黃」這類評價。可我對於更色情、露骨、互動性更強的性表演並沒有興趣——我童年時在緬甸看過一場準色情的人妖表演，表演者露出兩種性徵的畫面給我留下了巨大的陰影。我回想起自己為什麼喜歡看脫衣舞，並不是出於性的萌動，不是體驗生活，不是獵奇心理，不是業務學習，我也沒有任何變成女同性戀者的徵兆，而是因為一張照片。

我記憶裡看過最動人的寫作狀態的照片，是二十世紀三○年代的脫衣舞皇后吉普賽‧羅斯‧李，她在寓所裡修改小說，穿著舒適的襯衣，地上一團團廢紙。我忽然發現寫作和脫衣舞之間有一種心照不宣的聯繫：她在舞台上除去衣衫，下了台之後，用寫作給自己和世界一件件穿上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