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姊和刺青的善一
記得我稱呼大姊為大姊姊，二姊為小姊姊，由此推知，我在幼時應與她們同住。至於哥哥婚後，則以一個家萬一有兩個懷孕的人不宜為由，偕同妻子搬了出去。
在現今的村鎮合併之前，山口縣的富田町（現在稱為周南市）一個叫政所的地方，掛有寫著「沖音吉商店 伊豆屋」的招牌，店裡擺放著唐津燒（註：出產於日本西部的陶瓷器）等物品。這間商店從大馬路內縮進去，後頭販售香菸。由於當時香菸是政府的專賣品，所以無法堂而皇之賣給顧客。
商店後方還租給好幾戶人家，另有大倉庫、浴室、雞舍等等。
這可說是一間大商店，店主有個放蕩不羈的兒子名叫善一，他離家多年渺無音訊。不過，一回他在下關（註：位於山口縣西端的城市）的祭典中兜售除蚤粉，竟被附近的人發現。
「哎呀呀，說到除蚤粉呢，就是把米糠放進鍋子裡煎一煎。如果你到附近的海邊，往船底下一找，馬上就可以找到捲得像圓滾滾小丸子的海蟑螂，是吧？抓起海蟑螂，灑上米糠，海蟑螂為了自衛便捲成一團。怎麼樣呀？這麼大的蟲都如此了，那小小的跳蚤豈非更容易受不了呢？」雖然台詞不是「嘩啦～嘩啦～流動的湧泉」（註：電影《男人真命苦》中的男主角車寅次郎在擺攤吆喝兜售商品時的名言），但這樣的兜售高手，恐怕連現今的車寅次郎都相形見絀吧。
善一被發現後，他的父親沖音吉和練過縣警劍道、身手矯健的妹夫，兩人合力抓住他，將他帶回家。
在祭典兜售商品用不著任何學問，只需靠耍耍嘴皮子，亦即運用叫賣術來販賣商品。當我看著《男人真命苦》這部電影DVD時，不禁想起發出：「一塊錢的商品一定得賣到一百塊，否則就不叫買賣。」這句豪語的善一。
他心裡究竟是否如此認定，誰也不清楚，但行走江湖之間，便自然而然學會了「人生在世，不得不如此」的道理。
長輩們認為善一若娶親，就應該會以家庭為重，不再浪蕩天涯。而我的大姊姊，似乎聽到媒人說：「他是個很為人設想的男人，之前都在下關學做生意。」這類不負責任的話，便嫁給了從未謀面的善一。
他們生下兩男三女，其中除了一個遺傳父親的天賦本性外，其他都教育成很優秀的孩子。善一曾對著在學習成果發表會上扮演熊的兒子吩咐道：「身為人類的基本要求呢，就是即使變成熊，也千萬不能輸給金太郎喔（註：日本民間故事中、擁有奇特力量的孩子，他最為人熟知的模樣是穿著紅肚兜、拿著大斧頭，騎在熊背上）。」結果成果發表會上，金太郎由於被熊使勁甩飛而嚎啕大哭，表演完全搞砸了。
在一個夏天，我前往姊姊家小住三天，我記得那是我初次與極富人情味、極為人設想的姊夫碰面。
姊夫為了替我買回程的火車票，帶我前往火車站，他不到售票窗口，卻碰一聲用力推開剪票口的隔欄，直接跑到站長室，對站長說：「請給這個孩子一張到津和野的車票。」站長瞬即翻起白眼，但最後還是從窗口拿出一張貨真價實的車票給了我們。
姊夫還把雞放進裝橘子的籃子裡，仔細用繩子綁牢，並對我說：「把這個當作土產帶回去吧，只是別讓站務人員看到了，因為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帶著雞搭火車。」
我將提在手中的籃子放進座位下方，雙腳像踩在上頭似的，雞數度掙扎，那騷動直接傳抵我心臟，再加上車掌不停來回巡視，不但讓我原本雀躍的心情一掃而空，更絲毫沒有心思，趁著這個稀有搭火車的機會，欣賞一下窗外風光。回到家，我發現那隻雞已經死了，直到現在，我都還認為牠很可能是被我踩死的，因而內咎不已。
同樣在政所，有間名為善修寺的大寺廟。人們在寺廟庭院發現一顆未爆的燒夷彈。由於住持已去世，只有住持的夫人守著寺廟，因此她跟善一商量道：「該怎麼處理才好呢？」善一想知道燒夷彈裡面是何等模樣，於是對著未爆彈又敲又弄，偏偏怎樣也不開了，只好對住持夫人說：「我改天再來。」隨後便折返家裡。第二天，照相館的由紀繪聲繪影地說道：「阿宏（一位人很好的少年）拆開了那顆燒夷彈，結果突然碰一聲爆炸了，炸掉阿宏的大拇指，大拇指飛過好幾戶人家的屋頂，掉到我家門前。」
多虧善一「無法打開燒夷彈」，他的大拇指才能完好如初。
後來，善修寺的住持遺孀再次出現。這回她對善一說：「有流浪漢跑到寺廟裡乞食，賴著不走，你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呢？」
善一照例大搖大擺走出家門，然後將那個流浪漢帶回家。
「請準備餐點給這位客人享用。」善一對姊姊說。姊姊心想，這位客人用過的碗筷稍後都得扔掉，因此用缺角的碗裝好飯送出去。
善一瞧見了，對姊姊大動肝火，「再怎麼說他都是善修寺的客人哪，用缺角的碗裝飯，像什麼話嘛。」姊姊雖然暗地裡「呸！」了一聲，卻還是用新的碗再次裝了飯端出來。我至今才了解，善一裝腔作勢對姊姊發火，原來是做給流浪漢和善修寺的那位夫人看的。
我的二姊則跟一位技術高超的家具工匠結了婚。
再說到善一，他似乎覺得，倘若不在巨大的金庫前從事買賣，生意就難以興隆，所以他跟身為家具工匠的二姊夫訂做了一個金庫。當時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儘管名為金庫，實際上卻是木造的，不過，二姊夫以箱根手工木造的技術，在金庫中安裝了機關，即使金庫被橇開，也找不到何處藏有財物，上漆後更是任誰看了，都會認定那是個鐵製金庫。
善一對自己擁有那個金庫很自豪，每每客人到訪，都急著打開金庫讓他們欣賞內部，而且，最後非得將所有機關全秀出來不可。身為家具工匠的二姊夫，曾抱怨過自己對善一這個做法實在是令人哭笑不得啊。
後來，曾有人問大姊說：「那個人身上沒刺青嗎？」大姊回答道：「他是只管埋頭往前衝的金太郎。以刺青來說，就算刺到一半放棄也算不了什麼，但他卻認為那樣太沒志氣了。而我的人生早在結婚那一刻就決定了，我將鶴見祐輔所寫的《母親》當作聖經，因而能存活下來。」
鶴見祐輔這位政治家，乃哲學家鶴見俊輔的父親。他所寫的《母親》是一部十分知名的作品，享有極高的評價。（註：描繪存活在大正時期亂世的母與子的形象；全書鑲嵌了許多的人生格言，且傳達出過去面對逆境的女人的生活態度，以及女性的強韌、真知灼見和勇氣，深具啟發性。）
杖子
教室前，一年級的我們正在整隊，右列為男生，左列為女生。老師吩咐道：「請大家手牽手，到禮堂參加朝會。」有時我旁邊的人會故意往前站或往後站，因為我左手小指頭與手掌交接處長了雞眼，女生都說雞眼會傳染，所以不想跟我牽手。我很擔心若不牽手，會挨老師罵。那個常被筆芯所染黑的雞眼，我至今仍歷歷在目，然而我卻一點也不記得它後來在何時消失了。
升上二年級後，重新分配座位，坐我隔壁的女同學名叫杖子。她是單親家庭，只有父親，母親已不在。她沒帶便當時，用餐時間便獨自在運動場玩耍。儘管我坐在她旁邊，卻無法為她做點什麼，只能拚命耍寶，逗她發笑。
杖子是個愛笑的開朗女生，或許因為她早意識到，這並不至於有任何損失，而自己除了笑之外，也沒有其他能做的了。她身上洗得泛白的洋裝、長長的辮子及兩顆門牙，都令她極為引人注目。
據說，之前杖子的父親在位於附近村子的笹谷礦山進行爆破時發生意外，導致雙眼全盲。
她的父親後來當了琵琶法師，穿上褪色的黑色僧服，替鄰居們誦經消災祈福。我家替水井大掃除時，也請他來向水神祈福。祈福一結束，他將供奉的生米撒向空中，然後用手掌接住，問道：「手裡有幾粒米呢？」根據手中米的數量來預測若干事，然而我家卻不信這套。我和到家裡來的杖子一起玩，等待著祈福結束。杖子的父親手拿拐杖，她則握著柺杖在前引領，負起充當父親眼睛的任務。
我聽杖子的鄰人說，他們回家時，必須沿著水田旁狹窄的斜坡路往上走，那是即使張大眼睛仔細留意，也都十分危險的一段路。
當我們升上三年級，開始男女分班，杖子也被編進其他班級。
傳為佳話的「肉彈三勇士」（註：指一二八事變中，有三位日本士兵在上海市郊的廟行鎮陣地，抱著爆破桶破壞蔡廷鍇十九路兵修築的鐵絲網成功，三人因而身亡），就出現在此時期。大家爭相畫著勇士圖，從紙鎮、鉛筆盒到墊板，沒有一樣物品上頭看不到勇士圖，有人稱他們為昭和的軍神，所有日本人更高唱著這首勇士之歌：
廟行鎮是敵人的陣地
我們的友隊已展開攻擊
那時正好是冰封的農曆二月
二十二日的早晨五點鐘
查證後，我發現這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發生的事。我憶起一九三三年，松岡洋右全權大使（在滿州國獨立和日本的權益不受承認的狀況下）不得不遵從國家指示，在國際聯盟總會的會場上，宣告日本退出此聯盟。當時松岡洋右於會場上，僅說了一句「再會」，便拂袖而去。這張新聞照片不斷出現在當時的壁報上，也在後來的新聞影片中一再被播放，簡直如同演員從貫通觀眾席的舞台側邊通道退場似的，全日本所有人都為他鼓掌叫好。松岡洋右本人曾說過，原以為自己回日本後，將被大批群眾圍勦，未料卻受到極盛大的歡迎，令他至感驚訝。
當時仍是孩子的我們，紛紛議論著：「那個松岡洋右用英語演講耶，是英語喔。」因而對他充滿敬意。後來我才知道，松岡洋右的家鄉在山口縣的光市。
我後來曾待過位於光市室積的師範學校研究科。由於英語被認定為敵國語言，在戰爭期間完全不可使用，因此我們認為會講英語的人都很了不起。
退出國際聯盟時，日本等於背離世界，陷入孤立，並開始走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路。不過，連銅像都已豎立、並有歌曲傳唱的「肉彈三勇士」故事，到今日卻很少被人提起。
在那之後，我不曾與杖子交談，也斷了音訊。大約相隔六十年後，才有機會再與她見面。那是因為我有個電視節目計畫在津和野進行拍攝，NHK松江電視台的長谷川芳弘，打算以「面對面」對談的型態呈現。他告訴我只要是我想見的，不管任何人，他們都會幫忙找到。於是我跟他們說了「杖子」這個名字。
看過這個電視節目後，有人對我說：「安野先生，我看到你和以前的女朋友重逢的情景喔。」竟然導致某些觀眾有這樣的誤解，製作人在企畫前最好考量周詳點呀。
杖子說她已經結婚，有四個很優秀的兒子，都是大學畢業；由於家裡種田，除了擔心野豬毀壞莊稼外，再無其他煩惱。
邊耕地種田，邊拉拔四個孩子念書著實了不起。我深切地認為，兒時吃的苦絕不會白費。像我才不過供兩個孩子念大學罷了。
同班同學中，許多人的家庭遠比杖子來得富裕。我卻想：「比她幸福的人有幾位呢？」
我認為在杖子的心底深處，一定有一股想超越貧困的強烈自尊。
杖子的故事二○一一年二月五日刊載於《日本經濟新聞》「我的履歷表」專欄時，這一段引起了極大迴響。許多人因此重新思考了「到底何謂幸福？」
「到底何謂幸福？」依據現今日本的狀況而言，不外是：一定得先考進東京大學，如此一來便較為容易進入一流企業或當上政府官員。接下來娶個好妻子，過著安穩的生活，然後生下優秀的孩子。」這樣的想法，在不知不覺中，有如蝴蝶效應般地在人們的腦子裡烙下這就是「幸福之路」的印象。就連我也不得不如此認為。
為了走上這條道路，雙親從孩子一出生，就成了教育媽媽。孩子爭相進補習班補習，給考生用以準備考試的出版品異常蓬勃，學校也以考進東大的錄取率來互相競爭。這幅圖畫描繪出的升學熱，不管何等正確的言論都難以抵擋。
我之前曾看過NHK所播放《世界記憶力選手權》的節目。一旦開始認為記憶術有助於考試，記憶力強的人腦袋比較聰明，所以學問被過分簡化為記憶力的問題。以我的想法而言，記憶，所記住的多是經查證就能知道的事，少有創造的成分存在。
現今的考試，考的多半是記憶力，且為了便於計分，往往採取電腦閱卷，即使完全不思考，也可能猜中答案。另一方面，即使想出好題目，卻也由於考量到難度過高，難以招生，於是捨棄不用。最後，考試的形態竟可笑地決定了教育的方向。
正岡子規（註：日本明治時代的文學宗匠）曾斷言，由於存在著這種型態的考試，教育將變樣，如同一滴墨汁滴在清水裡，清水就變了色。
回到杖子的身上。我想因為這個故事而感動的人中，應該多少對於「四個孩子都大學畢業」這點深有所感吧？
或許有人感到疑惑：之前所寫到的「何謂幸福」，竟用「進大學」來作為評斷的標準，豈非過於功利嗎？
但確切來說，杖子的幸福並不在於「讓四個孩子都進了大學」。她的人生儘管從一開始就受苦受累，但最後終於靠著自己的力量贏得幸福。我想，孩子進大學令她深感喜悅，或許是她從中獲得幸福了吧。人們必須好好思考：「幸福的道路不只一條」，這正是我想表達的。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日，津和野的安野光雅美術館屆滿十週年，當時我們舉辦了小學同學會，我得知杖子依然健在，只是必須坐輪椅，無法行動自如。
朋友帶來小學畢業典禮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裡頭有包括杖子在內的畢業典禮照。由於畢業後男女分校，我因而是第一次見到那張照片。她的眼睛不偏不倚地望向前方，那張臉散發著應該稱之為覺悟的莊嚴感。
父親離世
我當上老師，月薪為一百五十元。那是一小截捲煙賣十元，長雪茄賣十五元的年代。然而，父親完全不清楚所謂通貨膨脹這回事，對於我能擁有一百五十元的月薪感到異常欣喜，而這也意外地成了我最終的孝行。
此外，戰時母親瞞著父親投保壽險，每月規規矩矩交付十五錢，並於戰後領回五百元。以前的五百元可買我家附近的兩層樓房，但戰後的五十條香菸，就能讓這些錢煙消雲散。
加上當時糧食嚴重不足，因此得將炊煮過的大麥與米混合在一起，重新煮過一回再吃。
母親遠行前去拜訪親戚的前一晚，父親會事先將米預備好才去睡，如此一來，隔日早上只消進行煮飯的程序即可。一日清晨，父親似乎想父代母職，大喊著「飯煮好了」，將我叫醒。但我發現米飯半生不熟，難以入口。若等重煮一遍，絕對會遲到，所以我決定不吃就離開。當我準備出門時，送我到門口的父親，竟對我開口說道：「對不起」。
我還以為我聽錯了呢。當時，一片片柿葉的陰影正落在父親的臉龐。
父親年事已高，儘管總給人添麻煩，卻仍為一家之主。例如弟弟要給人當養子，父親亦擁有絕對的發言權。不過，由於家裡的生活費乃由我負擔，所以不知不覺中，家庭的主導權竟轉移至我身上。我走路下山時，一邊自問自答著：「我怎麼至今才意識到這種轉變呢？」那是自我出生以來父親頭一遭向我道歉，我一步步往山下走，臉上的熱淚也一滴滴滾落。
父親七十歲時，由於高血壓引起腦梗塞。我現在常想，將生病的他獨自留在家裡，竟未發生火災，一切平安，實在堪稱奇蹟。此外，我也會想，那個飯未煮熟的早晨，父親究竟吃了什麼才去睡的呢？
不久，父親就臥床了。不過只要打開拉窗，就能看到上學的孩子們走過面向山谷的小路。當我們將菸草塞進菸斗，點上火，讓父親啣著菸斗，他便極為享受地吸起菸來。
想起我十六歲時，曾有樣學樣地學吸菸，由於心想父親可能發火，所以離他遠遠的，未料父親竟對我說：「我有敷島牌的香菸。」並拿出那款高級的香菸來給我享用。我確定父親實在太過溺愛我了，可憐的他四十八歲才得子，以致這般期待我早日長大成人。
他身體健朗時，曾受託去趕走名為青大將的大蛇。上山砍柴，總是揹著足以遮蔽住整個身體的大捆大捆木材。有時他會去幫忙滅火，還會站在脫韁馬匹面前擋其去路，不讓馬匹脫逃。儘管他釣香魚的技術不佳，卻很會製作下河時穿的草鞋以及釣竿。至於酒，他一滴也不沾，因此最討厭發酒瘋的人，即使家裡旅館的客人喝醉酒，他也不肯加以照顧。他常與一位來自奈良縣橿原市經營「大佛堂藥局」、名為喜多的人，一塊兒下圍棋。
我還想起過去有一回，在某家和服店那兒的電線桿前，聚集了黑壓壓的一群人。我從後頭的縫隙望過去，看到一個人倒在那兒，全身直到大腿上端都覆滿沙土，由於他的禿頭與我父親極為相似，我不禁心裡一驚，趕緊飛奔回家，還好父親好端端的，我也才發現自己錯認了。後來又有一回，父親確確實實出了狀況，他沒踩穩梯子，摔下來受了重傷。正好也在現場的喜多，連忙將他送往醫院。自那時起，我心裡總計掛著父親的身體狀況。
過去的勇士而今卻只能攤臥在床上。
母親說，若父親一直躺臥同一側，會長褥瘡，於是我們便替他翻身，每回一翻身，他總忍不住大聲叫痛，也痛進我們心裡。儘管如此，可憐的父親終究還是長出了褥瘡。
插一段題外話，司馬遼太郎、棟方志功（註：日本版畫家）、《阿爾卑斯登山記》的愛德華‧惠波（註：英國登山家、版畫家）以及約翰‧韋恩（註：美國知名演員），都是在七十二歲過世的。
法國文學研究者井上究一郎先生曾寫過：「和父親同干支，年紀相差四十八歲的孩子是父子差距的最極限吧。而我也與我的父親相差四十八歲，屬同樣的干支呀！」
一天半夜，方寸全失的母親將我叫醒，當時父親已經嚥氣了，儘管於茅草屋離世，但他終究回到自己的故鄉，在那裡畫下人生句點，當時他七十二歲。入棺時，抬著父親雙腳的是我的姊夫善一。
黛安娜王妃
我為了收集《旅之繪本》系列中英國篇的相關資料，來到了倫敦。該時期的倫敦，四處可見黛安娜王妃及站立在她後方的查爾斯王子，這對世紀佳偶的圖畫明信片。我購買了該圖畫明信片，並在繪本中特拉法加廣場的一個角落，畫上黛安娜王妃與查爾斯王子。收錄於繪本的圖接近完成當時，亦即一九八一年二月，兩人也在聖保羅大教堂完成婚禮。乘坐著古典馬車，在噠噠馬蹄聲響伴奏下，新娘到來了。她長裙曳地，緩緩往教堂祭壇前走去。之後，還有華麗的皇家儀隊，陪同著黛安娜王妃與查爾斯王子的馬車展開遊行，我將那盛大的行進隊伍畫下來，作為書的開頭和結尾。當這對新婚夫婦獨自搭著新型汽車出外旅行時，就如同平民百姓般，在車後綁上空罐子，車子一開，便發出喀啦喀啦的聲響，熱熱鬧鬧出發了。
黛安娜王妃的人氣指數日漸增高，開始以王妃身分巡迴訪問世界各個與英國友好的國家，也來到了日本。當我收到了在英國大使館舉辦的紀念舞會邀請函時，大吃了一驚。或許將之說成「自天外飛來的邀請函」更為適切吧。
可能因為我在《旅之繪本Ⅲ英國》中描繪了婚禮進行的儀式，英國大使館的某位人士看到了，因而將我寫上來賓名冊。
邀請函上有「Black tie」（註：意為「著正式服裝」）此字眼，我並不清楚其意。我有時會前往女演員高峰秀子家吃晚餐，當晚，我請教了她。「意思是請你穿著燕尾服前往。」我哪有那種東西呀？況且那種衣服不是在變裝舞會上穿的嗎？「只能去租禮服了。」我喃喃自語著。
高峰小姐說：「應該沒有合你身材的燕尾服啦。啊，不過如果去松竹（註：日本的電影公司）的話，倒是可以借岸井明穿過的燕尾服。」
現在人們可能不曉得岸井明為何方神聖，但應該都看過他扮成橫綱的照片，這位巨漢曾飾演電影《榎本健一之孫悟空》裡的豬八戒。
高峰小姐語畢，一旁的電影導演松山善三小心翼翼地說：「安野先生，高峰小姐是開玩笑的啦！開玩笑的啦！」他輕輕摸著我的肩膀，裝出急著要安撫我的模樣。
那時我的體重大約八十二公斤，雖然滿胖的，卻多多少少意識到自己還稱不上巨漢，因此原該發火的，卻反而笑翻了。
我在英國大使館旁的東條會館，預約了出租的禮服。「請帶白襯衫來就好。」他們這樣告訴我。
當天，我開著白色的豐田MARK II汽車前往，因而將該部車暫停在東條會館的停車場。租來的衣服很合身，很快就整裝完畢。若問「今天很辛苦吧？」辛苦之處就在於，得去租禮服的可能只有我一人吧！
我將邀請函放進了胸前口袋。然而，路上竟蜿蜒著黑色的車陣，可沒有半個人走路啊。我只好回頭取車，接上車陣的最末端，並隨著緩緩前進；其中唯有我的車是白色的，因此顯得特別醒目。好不容易輪到我，引導人員問我說：「您的邀請函呢？」我從燕尾服胸前的口袋拿出邀請函，接著開車隨引導前進，結果來到停車場，原來那個引導者誤把我當成司機了。
我只好尋路來到會場，眼前所見到的人大多似曾相識，而黛安娜王妃身邊早已擠滿黑壓壓的人群。
我想了想，自己又不可能跑到戴妃面前與她攀談。我不但穿著出租禮服，開的又不是黑頭車，我整個人霎時畏縮起來，只敢在後方的角落等待似地張望著。後來，大使館人員跑來對我說：「到黛安娜王妃那兒去如何？」那時我的腦中突然浮現「與我跳最後一支舞」（註：日本知名舞台劇女演員、香頌歌手越路吹雪所演唱的知名歌曲）這人盡皆知的歌詞。後來，當戴妃身邊只剩三位來賓時，我跟著大使館人員來到她面前，大使館人員向她介紹了我，戴妃也說了一些話，而我的腦中卻只浮現著「最後一次握手」這幾個字眼。
黛妃穿著純白禮服，露背的設計使其美背線條完全流瀉而出，更襯出其眼中的澄澈清純與如花朵般盛放的美麗。
後來，她和查爾斯王子出現婚姻破裂的傳聞，所有人皆打抱不平地說道：「那個老女人卡蜜拉到底哪裡好啊？」
甜蜜的時光極為短暫。黛安娜王妃和查爾斯王子在一九九六年正式離婚。戴妃命途多舛，也因此正好成了媒體追求收視率的犧牲者。一九九七年八月將要結束的那天，由於受到狗仔隊的追蹤，在沿著塞納河的隧道中，黛妃所乘坐的賓士轎車方向盤失控，猛烈撞上塞納河該側的柱子。黛妃芳華正盛，令人深感遺憾的是，卻因這起事故，在三十六歲時便已殞落。
後來我有機會前往巴黎，曾麻煩司機載我前往戴妃發生車禍的現場。「只能開車經過，那兒無法停車。」司機說。我回答道：「那樣就夠了。」於是司機往前行駛而去。「就是這裡。」「啊！」在這樣極為短暫的對話中，車便滑行而過。接著車子又開了好一會兒，我才下車，塞納河於我眼前悠悠流過。為了那「最後一次握手」，我獻上了短暫的默禱。
和司馬遼太郎先生漫遊街道
我與司馬遼太郎先生一起度過的採訪之旅，是近年不曾有過的愉快時光。晚飯後，《週刊朝日》的前總編輯等人，為了聆聽司馬先生開講，總是蜂擁而至。
由於每晚的節目不盡相同，因此就算得付入場費大家也毫無怨言。司馬先生不知自何處湧現靈感，總是口若懸河，使聽講者懸著一顆心，殷殷期待結尾究竟為何。而今大家皆惋惜地說道，若能將司馬先生所言錄音下來，那不知該有多好。然而說歸說，卻為時已晚。
司馬先生對於他所在意的人，完全不分尊卑上下。就連我初次與他會面，他都自己先伸出手來對我說：「請多多指教。」每當有不曾來過的人加入我們，司馬先生還會將之前大家聊了什麼，也就是截至「上一期」為止的故事大要，向對方說明，好讓對方能立即融入其中。
他提到自己的體質特殊，不能吃蝦蟹類，就連酒都不能與熱開水一起喝。他的夫人狀況與他相仿，所以他說：「不管吃什麼，只要那東西有眼睛的話，我們就得避開。」由於如此，他們夫妻倆若前往國外旅行，簡直像賭上性命似的。就我從旁看來，司馬先生即便工作後收到稿酬，除了買書外，可說完全沒有其他娛樂。
另外，司馬先生所繪的圖十分值得玩味，例如當我初次看到《美國素描》（新潮社）的封面時，受到的巨大的震撼竟讓我忍不住想：「我還需要繼續畫下去嗎？」
司馬先生曾提出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畫出來的蘋果何以比真正的蘋果要來得更美呢？」我總想或許到了某個時點，自己便能明快地說出答案，然而轉眼間都已到了今天。在衫本秀太郎的《京都生活》（筑摩書房）這本書中，有篇很棒的文章對此問題有精闢的回答，但由於篇幅太長，我便不引用了。
這個世界實在很小，司馬先生的夫人和我弟弟的太太，兩人是現今大阪樟蔭大學的同班同學，小說家田邊聖子女士也是她們的同窗。司馬先生還在世時，並未提及此事。我與司馬夫人聊到這件事，她還清楚地記得曾到我家來玩過。
由於為《街道漫步》系列中的《濃尾參州記》進行採訪，我們停留在名古屋。我僅能待一天，就得回東京去，因此似乎有其他人傳言我為了某種理由得趕回東京。我向司馬先生提及此事，他說：「安野先生真要停留在何處，這又有什麼重要呢？」他一說完這些話，他所搭的電梯門就關上了。當時，竟是我與司馬先生漫長相處過程中一個驀然出現的句點。
司馬先生離世時，我的淚水停也停不了。與司馬先生一起度過的那些日子是如此充實滿足，儘管期盼那樣的時日永無止盡，然而事實上，這世界終究是「白衣蒼狗多翻覆，滄海桑田幾變更」呀！
七十二歲！我的父親去世時同為七十二歲。司馬先生辭世至今已十五年。但電視連續劇《坂上之雲》的播放，證實司馬先生的粉絲絲毫未曾減少。
我所收到的司馬先生的遺物為兩隻鞋子。這雙鞋很不可思議地與我雙腳的尺寸完全吻合。我曾穿著這雙鞋前往東大阪市。由於我說：「東大阪市的道路諸君，如果你們記性極佳的話，一定記得司馬先生曾穿著這雙外國製的鞋子回來過。」不過東大阪市民美術中心的酒野先生看到這雙鞋，卻說：「這是東大阪製造的，因為我父親有一雙同款新鞋，我帶來讓您看看。」我則一副氣焰很盛的模樣說道：「這可是司馬先生的鞋啊！」真可稱得上狐假虎威啊。
為了進行司馬先生《街道漫步》中的《台灣紀行》採訪，我們也前往台灣。
在臺南新營有間名為沈內科的醫院。我與《週刊朝日》編輯池邊史生先生於該間醫院前等待。我們並不知原委，只管瞪大眼睛看著，恰如《間諜大作戰》那部電影的場景般。
過了許久，司馬先生和他的責任編輯村井重俊抵達了。另外還有位我未曾見過、十分寡言的男子。他們到達後，我們一行人便準備前往戰前日本人聚集的區域瞧瞧。
戰敗近五十年，該地已然人事全非，唯有那住宅街依然殘留著日本風情。
那位沉默的男子站在我們背後，一邊伸長脖子，一邊從側邊張望著街道，那模樣極為怪異。
司馬先生說：「他呀，是搶到三島事件（註：指作家三島由紀夫闖入東京陸上自衛隊營區切腹自殺的事件）獨家新聞的人。」
「別看他外表那個樣子，實際上卻絕非什麼怪人。」司馬先生的話裡頭藏有這樣的意思，不過由於並沒有任何人這麼想，所以此辯解除了傳達他是位新聞記者外，還富含暗示的意味。我知道那位沉默男子平白被嘲慣了，但若不用此種嘲弄的說法，要說明他的舉止行為恐怕得花費過多的時間與精神吧。
他名為田中準造，是大阪新聞的記者，童年隨著爸媽來到台灣，當時他被母親揹在背上，在花蓮港下船。
他念小學六年級時，日本戰敗，他也因此離開熟悉的日本人聚集區，從基隆港搭船返日。闊別數十年，他才再度回來，因此理所當然地出現了不同於一般的舉動。
據他回憶，每每他不想去上學，就使出裝病的招數，並被帶到沈內科醫院看病。雙親總是擔心地問沈醫師說：「沒事吧？」沈醫師便回答：「沒事，我已經讓他在嘴裡含了糖球。」
沈醫師的兒子當中，有一位是準造君的同學，他們常常在一起玩得很開心，準造君還將日本的雜誌和書籍借給他閱讀。當時的小學分為普通小學，和只有台灣人念的公學校。以現今的標準而言，這自然稱為差別待遇。當公學校的孩子從普通小學前面經過，一些混帳孩子就對他們丟石頭，公學校的學生四散奔逃，公學校的老師便怒氣沖沖地跑出來罵人，這在當時都是想當然爾的事。
然而日本戰敗了，情勢逆轉。以前念普通小學的沈君也轉到公學校就讀。這下子變成公學校的孩子對著普通小學的孩子丟石頭。這同樣是想當然爾的事。然而，準造君說，當他看到丟石頭的小孩當中有沈君的身影，他體諒了沈君，也認為沈君並沒有錯，但每每一思及此，卻總是忍不住感到鼻酸。
沈君後來成為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的教授。
我記得在我們離開台灣的前一晚，沈君穿越日本人所設下的嚴密警戒線，前來還書給準造君。
那是離別的信號，準造君由於回到了少年時代而忍不住落下熱淚。
我們（池邊、村井，當然還有《週刊朝日》的山本朋史）以《高中三年級生》的旋律填上新歌詞，打算在離別那天，唱給準造先生和他的夫人聽。在填詞過程中，我們也都淚流不止。以下是其中的一部分歌詞：
啊，新營小學
夕陽染紅了校舍
榆樹的樹蔭下傳來嘻鬧聲
啊，新營小學
儘管我們即將分隔兩地
但同學卻是一輩子的
你拿著我借給你的重要書籍前來歸還
那是離別的信號
啊，新營小學
儘管我們即將分隔兩地
但同學卻是一輩子的
在台灣的最後一晚，我教輔仁大學半工半讀的女學生唱著《仰望師恩》《故鄉》《紅蜻蜓》《朦朧月夜》等歌曲。
準造先生明知無法帶著花蓮港的大理石搭上飛機，卻還是將大理石帶在身上。當時，他的內心激動不已，忍不住嚎啕大哭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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