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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需要轉型正義的社會，其實是個滿載創傷的社會。」－－花亦芬
德國在短短五十年間，歷經納粹及東西德統一的兩次大災難，必須進行的兩次轉型正義大復原，至今七十年，成功的讓自己成為國際上值得信任的夥伴，這自然鼓勵我們去看見，修好與和解不僅是可能的，以反省與寬容為基調的民主社會，更容易得到國際的支持。德國的經驗相當值得借鏡，產生過哪些過程？哪些爭議？如何面對？如何反省缺失？如何尋求解決之道？
2018年8月，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提出《除垢法》的考慮，引發各界關注。其實蔡英文總統在上任初期，曾經一度撤回司法院正副院長提名人選。各界討論聚焦之一，就是威權政治時代的經歷。繼不當黨產之後，臺灣再一次的必須面對「轉型正義」的課題。關於此，媒體常舉例東西德合併時，有關秘密警案檔案的處理。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長達204公里，記載了400萬東德人和200萬西德人的情蒐資料。究竟是怎麼開放的？開放之後引來什麼樣的狂風暴雨？什麼是「除垢檢查」？
臺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在臺灣第一本說明德國轉型正義之路的專書《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正有著細緻的說明。
（情境圖片）
．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是怎樣開放的？
聯邦德國處理納粹的過往，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對法西斯極權所進行的轉型正義工程，對此德文常用「超克過去」來表述。1990年兩德民主統一後，需要對東德共產極權進行另一次轉型正義工程，對此德文的說法不再是「超克過去」，而改成「清理過往」。
在第二次轉型正義工程裡，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是否應該開放、以及如何開放，是最核心的問題之一。但在整個上路過程中，卻充滿許多爭議與波折。
柏林圍牆倒塌促成了當初蓋起圍牆的政權垮台。然而，一個專制統治東德四十餘年的統治集團當然不是省油的燈。東德共產黨利用兩德尚未民主統一的空窗期，在1989年12月偷偷將「國安部」改名為「國安局」，企圖以內部轉型的方式掩人耳目、繼續存活。然而，這個舉動卻被東德民眾根據聯邦德國基本法對人權的保障大加抵制，要求徹底解散國安部，停止一切秘密偵查與竊聽的業務。
兩德民主統一後，不具備法學訓練背景的高克牧師（現任德國總統）被任命為首任「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特任官，由他聘任資訊法專家Hansjörg Geiger為館長。剛開始時，他們向聯邦政府回報需要聘雇560位員工；沒想到在大量工作負荷下，最後聘用了超過3,000名員工。
Geiger回想起他與高克剛會面時，自己最初的印象：「聯邦政府希望能打造一個嚴謹有效的機構，高克先生想的卻是如何給社會帶來啟蒙。」幸而在彼此坦率的意見溝通下，兩人始終合作無間。
Geiger也認為，不能因為東德共產黨統治時期政治上處於特殊狀況，就可以把他們過去經常以違法方式蒐集到的各種線報資料封存起來、束之高閣。以為兩德民主統一後，政治以聯邦德國的民主人權法治為依歸，不會再發生過去那樣的事。反之，他認為，正是因為東德曾經用這樣的方式嚴密控制過整個社會，因此，兩德統一後的德國更迫切需要透過開放檔案，進行政治啟蒙。
Geiger之所以願意為高克開放檔案的理想戮力以赴，與他過去的工作經驗有關。他說，過去在做資訊保護的工作時就發現，人很容易受既定印象擺布。「我認為自己知道某事」與「資料上白紙黑字寫了什麼」往往是兩回事。人很容易憑自己過去的認知，憑空臆測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的過往。因此開放檔案讓一般民眾有機會去看與自己相關的資料，有助於他們了解，自己究竟需要面對哪些問題？或是有哪些謠言是在他們的背後流傳著？
然而，調閱檔案時，難免會看到關於自己的檔案上還包括第三者的資料。在這個部分，檔案局就需要先將檔案影印，以塗黑的方式遮住第三者的姓名，然後再將新的版本影印後，提供給調閱者閱讀。Geiger從法律專業上戮力以赴，是支撐東德秘密警察檔案開放幕後最重要的推手。
高克說，秘密警察檔案館存在的意義在於，讓受害者可以調閱過去與他們相關的所有密告資料，如此一來，他們可以清楚了解，個人的命運如何受到國安部的秘密警察網絡影響。
．面對檔案開放後的狂風暴雨，公職人員的「除垢檢查」
當時帶領東德民運的高克牧師說，對東德民眾而言，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塌，並非民主革命的終點；1990年 1月15 日，大批東德民眾占領東柏林的國安部總部，才是真正點燃了東德民主革命風潮的熱火。
東德人對秘密警察檔案何以憤恨至此？這些檔案串連起來長達204公里，卷宗裡記錄了約400萬東德人與約200萬西德人的情蒐資料。各式各樣無端被羅織的罪名讓許多年輕人莫名其妙被控「叛國」，因而被送進監獄，中斷了大好前程。更糟的是，告密者有時就是自己的好友或配偶。
高克所主持的檔案館裡，在檔案管理上，是有標準的表格來登錄與線民相關的資料，其中包括：姓名，工作期間，線民類別，是否負有密報的義務，是否有收錢，是否有因此獲獎，是否有自行脫離線民組織……等等。根據兩德統一後的法律規定，涉入線民工作情節嚴重的人，也就是所謂「密集回報的線民」，只要一經證實，就無法擔任公職以及民主政黨的黨職。
然而，除了查清這些前科深重的人之外，何以處理「線民」問題會棘手到讓主事者陷入「驚濤駭浪」？
1962年，葛拉斯在西柏林住家（攝影：Roger Melis）
晚年的葛拉斯，不僅以回憶錄《剝洋蔥》公開自己年輕時參與納粹的經歷，
坦承自己也曾經犯錯；
面對東德秘密警察檔案開放，眼見許多人把這些檔案全然當真，
讓某些人蒙受不白之冤（雖然也讓有些加害者得到應有的懲處），
他決定以自己為試驗對象，
放手讓新聞記者徐立特自由調閱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裡所有關於他的資料，
將近三十年的監視，關於葛拉斯有2200頁資料。徐立特後來著書寫道：「東德秘密警察檔案，是為了提供情資給一個操弄意識型態戰爭的國家機器而寫。在閱讀時，永遠要記得，必須保持批判性的距離，不要全部當真。」
在納粹時代，蓋世太保已經是非常惡名昭彰。然而，蓋世太保在當時所鋪下的線民網絡還不至於去號召民眾透過「告密」來表達對元首的效忠。然而，在東德共產黨統治下，「告密」卻被視為對國家忠誠的具體表現。根據統計，東德政權垮台時，東德國安部（Stasi）的正式員工有9萬名，非正式雇用、但積極合作（包括定期提供線報）的線民有17萬4千名。如果納粹是以極盡殘酷的手段整肅異己，東德共產黨便是以鋪天蓋地佈建的秘密警察與線民通報系統、加上不斷升級的情蒐伎倆，來達到威嚇人民不可造次的恐怖統治。
東德共產黨如何吸引這麼多人加入線民工作？說穿了，不外乎威脅利誘與哄騙欺瞞。
針對還在學校就讀的學生，他們大量吸收比較缺乏家庭與父母支持的青少年與年輕人，提供他們日常生活的關懷以及日後在社會上往上爬的組織網絡。有些人因為自己同性戀的行為被發現，為了怕被公開，只好屈從於秘密警察的指揮。有些人則是天真地被矇騙，以為將他們聽聞到對政府的批評往上呈報，可以幫助領導階層了解民怨，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
兩德民主統一後，原來在東德大學任職的教職員都要經過「除垢」檢查。神學教授Heinrich Fink是兩德民主統一後，柏林洪堡大學第一位以選舉方式產生出來的校長。由於當時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可以調閱比對與他相關的資料並不多，因此讓他順利通過「除垢」檢查，當上校長。
在東德政權行將結束之際，國安部有關 Fink 的檔案資料有約六百頁被撕毀。所幸經過修補後，這些資料全部被搶救回來，於2005 年5月重新公諸於世。
基本上，東德轉型正義工程在教育界進行的情況並沒有到整肅的地步。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在確定有明確從事線民工作的事證後，會將這些資料送到當事人工作的人事主管單位。例如，若有老師曾經從事過線民工作，他的資料就會被送到所屬那一邦的教育部，由他們負責釐清所有細節，給老師申辯機會，再自行做出處置的決定。檔案館並不對續任或解職做任何裁決。根據統計，柏林地區的中小學老師有4.7%有擔任過線民的紀錄，但遭到解聘的只有0.9%。
政壇上陷入「線民風暴」的人數就比較多。
整體而言，德國處理轉型正義的模式非常重視「知」的權利，也很重視透過釐清歷史真相，建立有責任感與前瞻性的歷史記憶。高克承認，德國始終有人認為，透過檔案開放來從事轉型正義的做法會帶給社會許多不安，而且能藉此平反的正義是有限的。然而，針對社會一些質疑，他也經常回應：「只有當我知道實際上曾發生過什麼事，才能知道我應該原諒什麼。」
聯邦秘密警察檔案館自1991年開館後，20年來申請調閱檔案資料的次數達670萬次，其中283萬次由一般民眾提出。根據當初兩德統一所定的協定，曾被東德共產黨迫害過的人，可以在統一後透過司法訴訟程序，獲得平反。
在德國政府眼中，讓蒙冤者獲得應有的平反，是邁向和解的第一步。
臺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留德期間身處於德國領導人致力於轉型正義的震撼，於是在醞釀多年後，實地走訪歷史現場，撰寫臺灣第一本描述德國轉型正義的專書《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亦恰逢臺灣面臨轉型正義議題的時刻。
花教授指出，當轉型正義開始上路，就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在轉型過程中，德國當然也犯了不少錯誤，但是透過不斷指出問題之所在，務實地面對，也藉此將自己的民主體制錘鍊得更為精實。
轉型正義最後落實的，不是過往的個人冤屈全部得到平反，而是讓過去被威權宰制的政治，進入「民主法治國家」應有的正常運作。
本文摘錄整理自《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第四篇18、19章，精彩全文詳見於書。
葛拉斯及徐立特的「試驗」和心得，詳見本書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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