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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說的故事給我一種印象：那些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採收、曬乾並包裝咖啡的人，是他的同事。毫無疑問地，我想要了解這個世界的強烈欲望，就是從咖啡袋裡的硬幣和爸爸在世界地圖前所講的故事開始。這種欲望逐漸演變成一輩子的痴迷，最後成為我的職業。」－－漢斯‧羅斯林《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
以《真確》聞名於世的漢斯‧羅斯林，是我們這個時代了不起的公衛學家和教育家，漢斯出身自瑞典工人家庭，他的父母親雖然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在父母的引導下，還年幼的他建立起對世界的認識，一個渴望理解、尊重他人的價值觀。
慶幸漢斯留給我們《真確》，和這本他述說自己的人生故事，漢斯說：「這本書裡探討那些與人交流，使我眼睛一亮，重新進行思考的人事物。」而我們也能透過他的人生，重新思考世界、教育、我們的價值觀。
"我8歲時從父親那理解「他們是否相信上帝，並不重要，重點是他們如何對待其他人。」"
我爸晚上下班回家的時候，身上總是散發出咖啡味。他在林德瓦爾咖啡股份公司位於烏普薩拉的研磨廠上班，這使我在開始有喝咖啡的習慣以前，就愛上了咖啡的味道。我常待在外面，等他騎著腳踏車順著街道一路下來，再從車上跳下，然後擁抱我。那時，我總會問同樣的問題：
「你今天有沒有找到什麼？」
他研磨的咖啡一袋接一袋地被送進研磨廠，在輸送帶上被清空。不過這些咖啡豆必須先通過一塊磁性很強的磁鐵，這塊磁鐵會吸走所有在咖啡豆曬乾與包裝的過程中，剛好掉進袋子裡的金屬物體。爸爸把這類的金屬物體帶回家給我看。他告訴我每個物體的故事，因此它們變得很引人入勝。其中有一些是硬幣。
「你看，它來自巴西，」他會這麼說，「全世界生產最多咖啡的國家。」
我坐在爸爸膝蓋上，聽他講述每一枚硬幣的故事，一張世界地圖便在我們眼前展開。
「它是一個氣候溫暖的大國。裝著這枚硬幣的袋子來自桑托斯。」他一邊說，一邊指著這座巴西的港口城市。
他提到所有置身於這條產業鏈中，使在瑞典的我們能坐在桌前享用咖啡的工人。我很早就認識到，在這條產業鏈中，咖啡採收工人獲得的報酬是最低的。
在另一個晚上，我們談論的硬幣來自瓜地馬拉。
「來自歐洲的白人擁有這個國家的咖啡園。最先住在那裡的原住民從事採收咖啡豆的低薪工作。」
＂「我該如何展示全世界的進步，好讓世人理解當前正在發生的變化呢？」－－漢斯‧羅斯林＂
當他某次帶著一枚銅幣回家時，我記得特別清楚。那是一枚來自英屬東非（即今日肯亞）的五分錢硬幣，中央有一個小孔。
「那名將咖啡豆放在沙灘上曬乾，然後將它們倒回袋子裡的男子，脖子上大概掛著一條帶子，這枚硬幣就綁在帶子上。那條帶子想必是斷掉了。當他要撿起硬幣時，這一枚掉進裝著咖啡豆的袋子裡，所以被遺漏了。現在它是你的了。」
到了今天，我仍然將爸爸給我的硬幣保存在一個木箱子裡。他利用那枚來自肯亞的東非硬幣為我解釋了殖民主義。我八歲時就知道肯亞茅茅起義對自由的追求。
爸爸說的故事給我一種印象：那些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採收、曬乾並包裝咖啡的人，是他的同事。毫無疑問地，我想要了解這個世界的強烈欲望，就是從咖啡袋裡的硬幣和爸爸在世界地圖前所講的故事開始。這種欲望逐漸演變成一輩子的痴迷，最後成為我的職業。
事後我理解了，爸爸用講述歐洲對抗納粹主義歷史的方式，說明世界各地對殖民勢力發動的起義。週末，當我們在森林中徜徉時，他對我詳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
我父母的政治傾向其實一點都不極端，他們幾乎就是非常普通的平凡人，對極左派與極右派同樣反感。我爸爸對所有為正義與自由而戰的人感到敬佩。
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宗教信仰，但有著強烈、分明的價值觀。比如說：「他們是否相信上帝，並不重要，重點是他們如何對待其他人。」以及：「某些人上教堂，其他人則走進森林，享受大自然。」
我們家那台用塗著棕色亮光漆木料製成的小收音機，就放在餐桌上方的架子上。晚餐時，我們總是收聽瑞典國家廣播電台的晚間新聞。小時候，對我產生影響力的並不是新聞本身，而是我父母的說明。我媽總會評論國內的問題，而我爸則對國外的問題發表看法。我爸的反應常常相當強烈。他會停止咀嚼，在椅子上坐挺，全神貫注地聆聽，要我和媽媽別作聲。然後我們會花很長的時間，討論剛才所聽到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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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讀小學的最初幾年，爸爸經常帶我去旁聽勞工教育協會主辦的夜間演講。主講人是幾個經歷豐富的探險家與旅遊者，對當時七歲的我來說，這真是個魔幻般的夜晚。能和爸爸旁聽為了大人所舉辦的活動，聽到關於遠方被殖民國度人民生活的故事，我感到神往不已。而這些演講，也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
艾瑞克．倫奎斯特是最受歡迎的講者。他是一名瑞典籍的林務官，在一九三○年代前往印尼，在荷蘭殖民統治的行政體系中工作。他娶了一名印尼女子，而後成為著名的作家，以對大自然生態系和他曾工作、生活過的當地社會的理解著稱。我爸媽都讀過他的書。在當時的瑞典，他是最主要的反種族主義者之一。
史坦．柏格曼是另一名講者及探險家。演講時，他放映一部自己在新幾內亞那座村莊內拍攝的黑白默片。在這部影片裡，他豎立起一根約四公尺高，表面光滑的木樁，有一把漂亮的斧頭固定在木樁的尖端。然後他在木樁表面塗抹肥皂。村民努力想要攀上表面溼滑的木樁，拿到那把斧頭，卻都徒勞無功。這些畫面全被他拍攝下來。影片播放到一半，我爸就站起身來，牽住我的手，說：「我們走。」我們離開時，我看到爸爸臉色蒼白；他只有在憤怒時才會臉色發白，而這種情況並不多見。他低聲告訴我：
「他不尊重這些人。史坦．柏格曼是個紈褲子弟。他逼迫那些人去拿那把斧頭，使他們變成笑柄。他們住在森林裡，本來就很需要斧頭。我受不了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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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十四歲時完成了小學六年的義務教育，開始在磚石廠擔任搬運工。在今天，這叫童工。年長的工人常虐待這些小男孩，但對一名年輕男子來說，弟妹人數愈來愈多，他當然必須為家裡的生計盡一分心力。
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蕭條時期，十七歲的他和許多人一樣都失業了。隨後的二戰期間，爸爸被徵召進入瑞典陸軍，服役三年，協防與丹麥、挪威、芬蘭接壤的國界。他總是重複地說，自己服役期間，部隊從沒遭到攻擊，真是幸運。
他提醒我，對那些負起重責，奮力擊潰德國及其盟友的士兵與國家，必須心懷感激。
「我們要挺身對抗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我爸總是這麼說。
「我們」這個詞彙，很早就將我包括在內。他說話時從來不煽情，然而對那些曾被德軍佔領，卻又對殖民地發動戰爭的歐洲國家，他感到驚懼不已。
摘錄自《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
一個慷慨無畏的靈魂，如何以他的思辨與抉擇撼動世界？
《真確》作者漢斯．羅斯林逝世前堅持寫下的人生自述！
更多漢斯故事：即使在最艱困的時刻，你是否仍能尊重他人的尊嚴？－－漢斯‧羅斯林《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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