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兩個休止符【沉默，是為了讓失落的音符慢慢重現】

自從我們加蓋了木造的陽台，我每天早上都會到那裡去。不過，這一年來，那極度迷人的海景已經失去了魅力。我根本就視而不見。我一心只想著自己。我走到陽台去，只是一種反射動作，並無任何期望，因此也不會有任何體會。
只不過，在這個早上，我的目光落到一件卡在陽台兩片木板之間的物品上。我彎身將它撿起，便注意到那根細細的髮夾已經生鏽了。它卡在那裡有那麼久了嗎？我用手指拿著髮夾，感到經過一年而逐漸淡去的疼痛猛然浮現，令我一時喘不過氣來，彷彿剛跳進冰冷的水中一樣。那髮夾勾引出一切回憶，尤其是那一句話。

出去吧，爸爸。出去探險一下。今天是星期六呀！

以前，我的四周充滿了她存在的證據。她走過的地方會留下新的痕跡。麵包屑、書、紙、筆、髮夾。有時我置之不理，有時卻會不高興。但那時我一點都不了解那些東西將會變得多麼珍貴。後來，當我知道它們是無價之寶，是值得珍藏的物品時，卻已找不到幾件了。我慢慢將它們收集起來，一件接一件，直到再也找不到。這根生鏽的髮夾必定是最後一件了。然後呢？
我把髮夾塞進褲袋內，便轉身入內去沖泡咖啡。一如我已放棄的多數精緻日常事務，我已經不再好好煮一杯咖啡了。我在水壺裡注滿水，將水燒開，再將滾水注入已盛了三匙即溶咖啡粉的杯子內，然後端著杯子回到陽台上。當我在陽台上僅存的一張折疊椅上坐下時，椅子發出嘎吱聲。我覺得椅子和我的關係似乎已進展為一種遊戲，彼此等著看誰比較耐久，看誰會先倒下。
我用雙手轉動杯子。即溶咖啡沒有香氣，也沒有味道，只是滾燙的液體。我把杯子放在椅子旁的陽台上，將髮夾從褲袋內掏出。
氣味和聲音具有喚起記憶的力量。但以前我並不明白觸摸得到的東西在這一方面具有多大的力量。我注視掌心中的髮夾，回憶便以令人幾乎難以忍受的密度湧來。幾乎難以忍受。不對。任何事物不是難以忍受便是可以忍受，沒有「幾乎」。而這些回憶絕對是可以忍受的。我熱烈歡迎。那些甜蜜的時刻蜂擁而至所引起的劇烈傷痛，其令人炫目的強度令我狂喜。那些氣味，那些音樂。
然而，我跟隨著以前的我，猝然嘗到了另一種咖啡的味道。當我生活中還會享受這種樂趣時，會品嘗到的那種味道。我可以看到蜜蜜站在門口，想辦法要把背包拉到背上。弗拉基米爾‧馬提諾夫的〈請進！〉在背景處迴盪。空氣中有一股淡淡的海水味和蜜蜜準備離開前剛擦上的指甲油的氣味。我雙手握著馬克杯，以一根手指隨著音樂的旋律慢慢敲擊。

出去吧，爸爸。出去探險一下。今天是星期六呀！

接著她嫣然一笑，給我一個飛吻，然後轉身出門。我的蜜莉安，蜜蜜，我的女兒，我們美麗的女兒。她將身後的門帶上後，四周歸於沉寂。
一年之後，在陽台上的那一天，我忍不住想著，在那一刻，我是否有力量可以改變生命的過程。在蜜蜜轉身離開前的那一刻，我是不是可能阻止她、耽擱她。例如，我手上的馬克杯掉了，一件小意外，當熱咖啡噴濺到我的腿時將腿微微燙傷——那可能足以耽擱她而使未來改變嗎？如果我當時就採取行動，而不是等到兩個鐘頭後呢？如果我叫住她，說：「等一下！等我，我和妳一起去！」在那一刻，我一定有力量可以改變所有事件的順序的。以前我常會以這些想法折磨自己，現在我不再這麼做了。我看著過去的我，深深對那個男人感到同情。我望著他折磨自己，有一瞬間為我已不在那裡而感到如釋重負。我想這應該是表示我對無法接受的事已經某種程度地接受了。
那一天當我的女兒站在我眼前，給我一個飛吻時，我的回應是呼一口氣，輕輕擺擺手，然後她就出門了，只留下那幾個字：

出去吧，爸爸。出去探險一下。今天是星期六呀！

這幾個字就像音符一樣，在我心頭迴響，任意浮現，完全不受控制。不過我當時一定聽進去了，因為幾個小時後，我聽從了蜜蜜的建議。我感到有點興奮地跨上單車，騎過港口平台，搭乘中午到奧克蘭去的渡輪。我不知道的是，另一齣戲碼已經開始上演。這齣戲碼將吞噬一切，只留給我生存的灰燼，慢慢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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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我拿起最後一張照片，正面朝下放在手掌上，讀著以對角線橫過背面的一行字：「Mig tyckes natten bära / ditt namn i svag musik / C.」我已經許久不曾讀或說瑞典文了。現在我低聲念出那一行字：「我覺得，夜晚似乎以輕柔的音樂傳送著你的名字。」
我將照片翻過來，注視照片中的影像，雖然並不必要，因為照片只是將早已住在我身體內的妳具體呈現出來。我閉著眼睛都可想見所有的細節。我可以聞到那頭從莊嚴的臉龐朝後梳的秀髮，回想額頭上皮膚的紋路，重塑耳朵精緻的線條，嘗到嘴唇的滋味，用手指撫過眉毛。我記得妳深色眼眸的色澤。我用指尖摸著照片，靜靜坐了一會兒。這個影像是我女兒失落的過去，一如其他幾張照片代表我失落的過去。這個痛苦的過去一直在我的操控當中，是我可以給蜜蜜卻選擇不給的過去。我應該讓她知道的母親。
我慢慢地將照片和文件收好，放回盒子裡。然後我用雙手捧起盒子，掌心貼著冰涼的金屬，我想起那第一次的會晤。瑟希莉雅，我第一次見到妳的時候。
那是十二月，年度音樂會剛剛結束。學生和老師混在觀眾之間，而我想要穿過人群，走向出口。為避免撞到某人，我向後退一步，結果卻撞到妳。妳轉過身，將酒杯高舉，以免紅酒濺到妳的白襯衫，然後妳直視我，放低酒杯，但妳沒有說話，只是微微點一下頭。
「妳彈奏什麼樂器？」我問，搜尋著可以讓此刻延續的話。妳聽到我的問題後露出笑容，舉起右手，掌心對著我。
「這個。」妳說，「這就是我的樂器。還有這個。」妳指指眼睛。在昏暗的房間裡，那雙眼眸閃著黑色光芒。「我不彈奏樂器。我畫畫。」妳轉過身，伸長脖子，目光在我們周圍的人群中搜尋。「我和一個朋友一起來的，或者應該說和我有點認識的一個人吧。她演奏中提琴。」妳轉身回來面對我。我們不自然的對話略微停頓。但某種東西被啟動了，就像一種不可逆的化學反應一樣。那只是短暫的靜默，然而當妳再次開口時，我的一生永遠改變了。
妳聳聳肩說：「但我想我找不到她了。」
我自我介紹，並問妳的姓名。
「瑟希莉雅，瑟希莉雅‧海格。」妳沒有伸出手，只是舉起酒杯，露出苦笑對我敬酒，似乎略帶嘲諷，或挑釁。我想不出什麼值得壓過周圍噪音大聲說出的話，因此我也舉起酒杯回敬。但接著妳向前傾身，我的回應是迎上前去，讓妳覆在我耳邊說話。
「我父親是音樂家。」妳說，「鋼琴家。你可能聽說過他。安德列‧海格。」
當她的頭髮掠過我的臉頰時，我可以聞到她的髮香味。我沒有說話，只是點點頭。我當然知道他——一個非常出色的鋼琴家，在十五、六年前過世了。我記得那是個悲劇性的驟逝。巡迴演奏後返家途中，在冬天結冰的路上出了一場車禍。喪禮在斯德哥爾摩的雅各教堂舉行，來自全國各個角落的音樂家都參加了，還有許多從國外遠道而來。我當然聽說過安德列‧海格。
我望著妳繼續在房間內搜尋妳的朋友。高個子，幾乎和我一樣高，而且妳站得挺直，肩膀往後，下巴微抬。舞台上的背光清楚地照出了妳側面的輪廓：挺直的鼻梁，堅毅的下巴，高聳的額頭。但嘴唇卻是柔軟的，微微張開。我從沒想過妳的年紀——大約二十歲吧，只有我的一半。和我的學生同齡。在那第一次的會晤中，我已經覺得對我而言妳似乎沒有年齡。那麼年輕，那麼美麗，但具有一種強烈的獨立氣質，以至於年齡變得無關緊要。後來，在我失去妳之後，仍對妳的雙面人格成就的謎團始終感到著迷。我所認識的那一部分的妳是愛我的；但另一部分卻迫使我離開。那令人心碎的脆弱，以及那毫不妥協的嚴厲。
當妳再次轉身面對我時，妳那雙黑色眼眸專注地看著我的臉，瞇起眼，蹙著眉頭，我覺得似乎受到檢視、鑑賞和評估。一會兒之後，妳再次露出那個嘲諷的笑容，向前傾身，這一次將手輕放到我的臂膀上。
「我們到別的地方去吧。這裡太吵了，沒辦法說話。」
斯德哥爾摩在新雪柔軟的覆蓋下沉睡。雪下了一整天， 但當我們沿著瓦哈拉維根路前行時，黑暗中只有偶爾飄落的雪花。氣溫下降了，雪又輕又乾，隨著我們的腳步揚起。整個城市感覺被淨化和消音了，與吵鬧的室內形成強烈的對比。剛開始我們的身體仍被裹在殘留的熱氣中，但不久冰冷的空氣便穿透衣服，將我們推擠在一起。我們朝市中心慢慢走下坡，直到找到一家還開著的餐館。一路上我都強烈地感覺到妳靠著我的身體。
直到我看著菜單時，才意識到這家餐館的特長是波蘭菜。豐盛的砂鍋菜和燉肉。時間已經很晚，所以我們只要了咖啡，但女服務生仍滿臉笑容，一點也未露出不耐煩或失望。咖啡很快就送來了，很濃，還精巧地附上個別的小銅壺，裡面裝著鮮奶油，旁邊還有一小杯白蘭地。我們談論著藝術、音樂、書籍和電影。妳注視我的雙手，使我感到有些不自在。妳注視著我，使我很想閉上眼睛，在妳的凝視下撫摸自己的下巴。妳的眼睛很不尋常，妳的眼眸。像兩潭深不可測的神秘水潭，閃閃發亮，與白皙的皮膚和梳到後面的金髮形成對比。後來我會發現，妳的眼眸並不是黑色的，而是野生藍莓的顏色，然而那天晚上，隔桌而坐時，它們卻如外面十二月的夜空一樣漆黑。
妳並沒有說太多關於妳自己的事，但當妳開始談論妳的工作，不再直盯著我的臉看時，我感到短暫的解脫。妳的雙手突然自桌上舉起，妳的眼睛發亮，妳的發言變得熱烈，充滿熱情。
「我畫畫是因為我必須這麼做。我無法以其他任何方式來形容。」妳說，兩手在桌面上伸展，望著我看，似乎想看我是否明白。「那並不總是很愉快的。事實上，幾乎從來都不愉快。是的，那令人感到挫敗、辛苦、危險。」
「危險？」我問。
「是的。」妳點點頭。「危險，因為你揭露自己的一切，一目了然，讓全世界的人看。」
我點點頭，雖然我不太確知妳的意思。
「那很像將你的心剖開來。」你又說，「或讓某人——所有的人，任何人——進入你的靈魂。」妳靠向椅背。「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解讀放在他們眼前的事物，或願意去解讀。而那也是在冒很大的危險」。
妳再次將雙手放到分隔我們的桌子上，手掌貼著桌面，低下頭。我不太能解讀妳的身體語言。妳很悲傷嗎？或許有點醉了？累了？我想不出該說什麼。
但是妳緩緩抬起頭，使我意識到我三樣都猜錯了。
「你可以陪我回家嗎？」妳問。

＊＊＊＊＊

我還在奧克蘭大學音樂學院教書時，喜歡搭大清早那一班渡輪，趁著在船上的一小時備課，在市區下船後，跨上單車，騎上坡到校園去。下課後，我倒轉程序重複同樣的旅程。我在蜜蜜幼小時必須謹守的時刻表，變成了一種習慣。我很少逗留在市區。蜜蜜說得對，我從來沒有出去探索過。我會期盼週末到來，然而等到週末時，我常常既不工作，也不放鬆。在書房裡，我會眺望大海，渴望去駕駛帆船；一旦出海時，我又想著工作。我確實不曾去探險過。
前一年我減少教書時數後，就花比較多的時間在作曲上。日子在我眼前展開，似乎沒有特定的形狀與形式，有時候我什麼也沒做。雖說就邏輯上而言，週末和其他的日子沒什麼不同，但就是覺得特別尷尬，好像我不配享受週末的時光。
但是那個星期六早上，我離開家門，跨上單車，騎去搭渡輪。天空碧澄澄的，是奧克蘭專有的那種如水彩筆匆匆一撇的蔚藍，微風飄送一股清新的鹹味。後來，當我站在渡輪上層甲板的欄杆旁眺望海面，以手指輕輕敲出我仍在修改的那支曲子最後一節的旋律時，我突然感到一陣興奮。也許那只是對我終於讓自己離開屋子而感到的滿足。覺得自己在做一件不尋常的事，探險一下吧，也許。
現在，我注視著自己站在那耀眼的陽光下，卻覺得很荒謬。我非常驚訝自己竟會如此傲慢地缺乏焦慮感，我愉悅的期盼簡直就是可笑。只是當我仰起臉面對太陽，任微風吹過我的臉頰的那一刻，我想我的確是快樂的。
那天早上，我望著一艘艘帆船經過，以及幾艘停在海中捕魚的小船，意識到我已經很久沒感到那麼舒暢了。想到我竟然毫無預感，也令我回想起和蜜蜜在歐洲共度的假期。我們搭機飛到倫敦，因為我必須在那裡參加一些會議，然後我們搭火車旅行法國和義大利。那是蜜蜜第一次到國外度假，她才八歲。那次旅程將盡時，我們在那不勒斯停留兩晚。第一天，我們去遊龐貝城，第二天我們到那不勒斯的國立考古博物館去。我還記得，當我們注視隨著古城一起消滅、被火山熔岩鎔鑄成石膏像一般的恐怖遺體時，蜜蜜緊蹙著眉頭。有一組兩大兩小共四個人的遺體，特別令她動容。我們可以看到其中那個小女孩的頭髮經過細心梳理，編成髮辮；我注意到蜜蜜把自己垂肩的辮子拉過來，用辮子的尖端輕輕掠過嘴唇，眼睛直盯著面前的展示。我摸摸她的頭，念出一旁的文字說明，稍做了一些刪減。後來當我們離開博物館時，我想著那些人看起來對近在眼前的災難是如此毫無所覺。我想到他們可能在一個晴朗的八月天醒來，在早上展開日常生活，而他們的死亡卻已在威蘇維火山口醞釀。很可能那個母親在為她女兒梳頭時，第一縷煙就已經冒出來了。
人生不會給你預警。改變一生的事件似乎總是在毫無警告的情況下發生。你可能正在為你的小孩梳頭，或拋給她一個飛吻，而毀滅已經籠罩在你頭上。
下了渡輪後，我騎車沿著皇后街前行，沒有特定的目的地。我覺得有些暈眩，彷彿在缺少必要的保護下被丟到明亮的光線中。我到達公園時，寬廣開闊的草地空蕩蕩的，而坐落在小丘上的博物館有一種莊嚴的肅靜。我將單車停好後，走過那一大片綠油油的青草地，上坡到了博物館的入口前，在寬闊的階梯上坐下來。我意識到上次去博物館參觀時，蜜蜜還是個小孩子。那時我們剛搬來不久，沒有社交網絡，也沒什麼朋友，為了填補空檔，我們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動。這些活動需要我們兩個人一起進行，才能對照彼此熟悉或全新的經驗，其中一項是定時造訪博物館。
過了一段時間，我們愈來愈不常來，最後就完全不來了。隨著我們各自的社交圈擴大，我們逐漸失去了彼此之間的聯繫。我只能接受這是很自然的發展，雖然我從未真正肯定過。蜜蜜進入我的生活時，我並沒有準備好。仔細想來，我這一生的重大事件都是單一事件，一輩子只有一次的。我的人生就是一系列沒有排練的演出。當我坐在石階上，沐浴在紐西蘭毫不留情的陽光下，我心裡那種探險的自在感慢慢消褪了，反而覺得自己赤裸裸地攤在眾人面前。我是個門外漢，半吊子，一個過去零零落落而未來又不知所終的男人。同時，我又覺得自己似乎負有什麼使命，彷彿蜜蜜要我看清，我生命中有某個重要的層面尚未弄清楚，所以要我出來找尋線索。
我站起身，走上台階，推開旋轉門入內。對比室外的明亮，屋內顯得格外黑暗、靜止。除了入口處和禮品店的人員外，博物館裡沒幾個人。我在閘口處的自由奉獻箱內投入一張鈔票，走進館內。我漫無目的地閒晃，意識上不願真正參與，也可能我已經失去了興致。當我再度集中注意力時，發現自己已經到了頂樓的戰爭紀念館。我注視著滿牆石板上的姓名，突然想到要將這麼多的名字和字母刻出來，不知道要花費多少心力，不覺感到驚訝。我又想到，工匠在進行這種純技術性的工作時，可能根本不會想到每個名字背後的那個人。這工作大概或甚至必須只是一種實際的挑戰，要將對的字母以對的順序排列，問題只在相隔幾吋和石頭屑如何處理。想到那些名字可能僅是像裝飾的花紋般被刻下來時，我感到出奇的難過。
我強迫自己離開那個房間。因為失去了方向感，我一時找不到樓梯，反而轉了個彎，來到「大屠殺陳列室」。在這個陰暗又窄小的空間裡，放滿了玻璃櫃，陳列著猶太難民提供的家庭照片、文件和遺物。我是唯一的訪客，沿著狹窄又彎曲的走道慢慢前行。最後我在一座靠牆放置的玻璃櫃裡看到一張照片。這張照片比大頭照大一些，似乎是在相館裡照的，相片中是一個年輕人，只看得到頭部和肩膀，背景暗黑。他穿著正式的黑外套、白襯衫，並打了領帶。在那張嚴肅的臉上，那雙眼睛跨過時空迎接我的目光，使我感動地駐足。這麼正式的一張相片，使人很難猜測相片中人物的年齡，彷彿這個男人故意要讓自己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但我想他大概二十出頭吧。他的黑髮向後梳，眼睛直視相機鏡頭，有種認真自信的神情，雙眉微聳；也可能那個表情只是要掩飾他的自卑。我望著那張臉好半晌後，才看到相片左側有一排小字：「亞當‧李普斯基，一九二○年生於波蘭克拉科夫。」我先是無聲地默念那個名字，接著又低聲念出來。我用手撫著嘴和下巴，壓抑著暈眩感，然後開始讀印在名字下方的簡短文字。

我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最後一次見到我的哥哥亞當。有人告訴我他已經和一個朋友逃到立陶宛去了。我們最後一次聽說他的消息，是在大約一年之後。亞當是個出色的小提琴家，有享譽國際的前途。但對我而言，他就是我敬愛的大哥。我從未停止想他。我從未停止找尋。我從未停止希望。

說明上署名「克拉拉‧傅來德，於威靈頓」。我站在這個展示櫃前，凝望照片，低聲念出那個名字。
「亞當‧李普斯基。」
當我終於離開那個房間，走下樓，出了館後，才意識到我在裡面已經待了一個多鐘頭。我瞇眼眺望城市和遠方籠罩在薄霧中的海洋，覺得自己似乎面臨一種根本且無法回復的改變，而這世界居然和平常一樣，沒有任何變化，令我感到相當怪異。就好像我被神奇地放到一條我還無法看清的道路前，而眼前的世界卻極其明亮且冷漠。我走進博物館時是不假思索的，而走出博物館時，看待自己和這個世界的方式卻完全不同了。
我的名字是亞當‧安克。但之前曾是亞當‧李普斯基。我生於波蘭克拉科夫。當我注視那個與我同名的陌生人的眼睛時，有生以來我第一次聽到了一些從未問出口的問題，同時一種急遽的迫切感席捲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