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上的刺青：寫給相信生命能改變的人

第二章　關注的力量

魯拉是在我們的辦公室裡長大的。他初次走進這裡時才十歲，現在則已經二十出頭，也有了一個兒子。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復活節尋彩蛋的活動上，那可不是白宮每年舉行的那種盛大活動，只不過是教區婦女匆促舉辦的小遊戲，但孩子們仍然玩得很開心。魯拉是個瘦弱的孩子，看起來猶如來自第三世界的貧童，營養不良，又渾身骯髒不堪。他自己一個人站著，似乎沒有人要和他一起玩，在場的人也都沒怎麼注意他，只有偶爾會偷拿他的蛋。
「我的名字叫路易斯，可是大家都叫我魯拉。」他說道。
我在一個星期後想起了這句話。當時我正在開車，在一個十字路口停了下來，看見他獨自一人踏上行人穿越道，腳步笨拙又忸怩不安。我搖下車窗，喊了他的名字：「嘿，魯拉。」
他的反應彷彿遭人電擊。他全身一陣顫抖，因為有人認識他、有人喚他、有人大聲叫他的名字而欣喜不已。他在過馬路時不斷回頭看我，臉上帶著微笑。
魯拉在學校的課業表現不佳，是「特別輔導對象」，而且以反應遲緩著稱。和他說話通常得重複兩次，他才聽得懂你在說什麼。他原本不會看時間，直到我們辦公室裡的某位同仁在紙盤上用兩根指針慢慢教他，他才終於學會。他大概到了十五歲才懂得時間的概念。
道上兄弟就業機構的所有人都努力教他記住自己的生日，但他一直到十四歲才總算有些頭緒。有一次，他身上別著一條紅絲帶走進辦公室，那顯然是學校為了紀念什麼事情而發放給學生的。
「嘿，魯拉，」我問他，「你那絲帶是做什麼用的？」
他盯著那條絲帶，用力想了好一會兒。
「為了免費毒品。」他答道。
「呃，魯拉，」我幫忙修正一下他的記憶，「那條絲帶會不會是代表……『免除』毒品？」
「對，」他說，「就是那個。」

魯拉在我認識他不久之後開始到我們這裡來。剛開始，他總是一進門就直接走進我的辦公室坐下來。他並不善於和別人寒暄。
有一天，魯拉又從其他同仁的座位中間穿越而過，直接走向我的辦公室。這時卻有幾個人出聲把他喚了回去。「魯拉，你回來。」「喂，你想去哪裡？」他們試著向他說明，直接走過別人面前而不打招呼，是不禮貌的行為：「我們算什麼，碎豬肝嗎？」他們建議他重新走一遍。魯拉走到前門，對於這些人想要他向他們打招呼感到興奮不已。他再次穿越走道，以頌唱葛利果聖歌般的單一音調輕快地說：「哈—囉，大—家—好！」
往後五年，他每次走進我們的辦公室，都會這麼向大家打招呼。
魯拉生長在一個大家庭，從小就缺乏關注，只有在我們的辦公室例外。這裡的每個人都毫不吝惜地提供他不曾感受過的關懷。
有一天，十歲大的魯拉走到我的辦公室，卻在門口停下腳步。我猜他是因為看到我們正在與工作開發人員開會，才沒有進來。他站在門口舉起一張紙，臉上掛著大大的微笑，還手舞足蹈，儘管他跳起舞來就像尿急一樣。我從我的位子上可以看出那是一份成績單。課業表現極差的魯拉竟然會對自己的成績樂成這樣，光是這點就值得我們暫停會議了。
「魯拉，你過來。」我招手示意他進來，於是他繞過兩個坐在他面前的大人，走到我身邊。他把成績單交給我，然後站在一旁，手肘靠在我肩上。他完全克制不了自己的歡欣之情。我瀏覽了一下手上這張紙，仔細確認每個科目的成績。戊、戊、戊、戊、戊、戊，從頭到尾全是戊。我不禁心想，他為何那麼興奮地要拿這張成績單給我看？我仔細檢查成績單上的每個角落，努力想找出任何值得稱讚之處。最後，終於被我找到了。
缺席次數：零。
「魯拉，你表現得真棒。孩子，你一天都沒有缺席（我心想：看你每天上課都學了些什麼）——一天都沒有呢。」
我和他擊掌慶賀，然後他就轉身走向門口。
我們的一名工作開發人員托斯塔多在門口攔住魯拉。
「嘿，魯拉，你想不想贏五塊錢？」
魯拉表示他很樂意有這個機會。
「那就這樣，」托斯塔多一面說，一面從皮夾抽出一張嶄新的五美元鈔票，「你只要能夠正確回答我接下來要問的問題，這五塊錢就是你的了。」
魯拉咯咯地笑了，而且真的卯起來準備接受挑戰。他活動一下四肢，抖了抖身體。對他來說，這項挑戰簡直比得上大學盃美式足球賽。
「好，魯拉，我的問題來了。」托斯塔多說道，他的聲音有如開獎前的擂鼓聲。
「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是……幾歲？」
魯拉皺起眉頭，握緊拳頭敲著前額，用盡全力要想出答案。辦公室裡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突然間，我們彷彿看見他頭上有一顆燈泡亮了起來。
「十歲。」魯拉大聲說了出來。
大家都擊掌歡慶，魯拉也領取了他的獎金。他走到門口，雙手高舉自己的戰利品。
「真簡單。」他說道。
法國哲學家薇依說得好：「不快樂的人，不需要這世界上的任何東西，只需要能關注他們的人。」
我們可以進一步補充，不快樂的人需要別人揭露自己獲得的「歡心」，這樣你就不必努力博取上帝的「歡心」，而知道自己其實向來全然擁有上帝的歡心。

＊ ＊ ＊

道上兄弟在「外面」太久了，以致都忘了還有個「裡面」。這些人的孤立感強烈得讓人透不過氣，因此他們很容易投降、放棄。有一天，一個非常憂鬱的孩子踉踉蹌蹌地走進我的辦公室，癱坐在一張椅子上。他是個道上兄弟，生了幾個孩子，又面臨其他成人世界的問題，於是還沒設法因應就先放棄了。
「夠了，我要搬走了。」
「你要搬去哪裡？」
「火星。」
「火星？」
「是啊，反正地球已經不想再收留我了。」
一名道上兄弟曾經試圖用文字描述這種痛苦。他寫道：「我的靈魂好哀傷。身為我真是痛苦。」
許多道上兄弟都會到我們的辦公室尋求服務，例如刺青消除、就業輔導或諮商等。我偶爾也會幫忙接待這些人。如果以下這種狀況每發生一次，我就能拿到一美元，那我就可以把工作開發辦公室關掉了。
我拿著申請文件，和一名坐在我面前的道上兄弟面談。「你幾歲？」
他說：「我嗎？」
我心想：不，我是問你的狗幾歲。辦公室裡只有我們兩個人，他竟然還問：「我嗎？」
「是啊，你幾歲？」
「哦，我十八歲。」
「你有駕照嗎？」
「我嗎？」
（又來了。我心想：不，我只是想知道你奶奶還開不開車。）
「是啊，你。」
「沒有，我沒有駕照。」
自我否定的毒性深深滲入內心，連「我」都給抹除了——你絕對不可能想知道任何有關「我」的事；你確定你說的不是別人，某個不在場的人？


第五章　改變該花多久，就得花多久

大衛決定改變。十六歲的他「長久以來」首度返回學校，並且利用課餘時間到道上兄弟就業機構打工。大衛相當喜歡再次回復自己本色的生活——或者這可能是他第一次以本色過日子。他發現自己其實非常聰明，也很享受這件事。
有一天，他出現在我的辦公室，似乎想嘗試一下寒暄閒聊這種活動。
「你知道嗎？」他說，「我不久之前遇到一個人，他聽過你的演講。」
我發表過許許多多的演講，大衛也陪著我去過其中幾場。
「真的嗎？」我說，「那很好啊。」
「是啊，」他說，「他覺得你的演講……很『單調』。」
「天啊，」我有些沮喪，「真的嗎？他真的這樣覺得？」
「呃，老實說，」大衛答道，「沒那麼一回事。我只是想練習一下比較難的詞彙而已。」
我建議他找別人當練習對象。

＊ ＊ ＊

在十二步驟的戒癮團體中，他們常說：「該花多久，就得花多久。」這句話也同樣適用於自我改變。覺醒的燈泡突然出現，並且亮了起來，誰能解釋這是怎麼出現的，又會在何時出現呢？這種事情別人幫不上忙。大衛就是決定要改變自己的人生了。
法國思想家德日進寫道：我們一定要「對神的慢工出細活保持信心」。
我們的上帝善於等待，那我們又憑什麼不肯等待呢？一個人要轉向，該花多久的時間，就得花多久的時間。耐心等吧。

＊ ＊ ＊

有個名叫貝德羅的道上兄弟，現在是我手下的個案管理員，但當時的他卻是個心中煩亂困惑的孩子，藉著酒精與毒品壓抑內心的憤怒與怨恨。他是個非常親切和善的人，卻終究陷入了毒癮的深淵，而且似乎完全不覺得自己已經無可自拔。我每天見到他都提議要帶他去接受勒戒，但總是被婉拒，而且他那和善的態度從來不曾轉為防衛性的姿態。
「哦，謝了，老葛，我沒問題的。」
你只要不斷地問，那種「怎麼樣都沒關係」的寬容態度就可能產生效果。就這樣，我終於說服了貝德羅。我開車載他到一處勒戒所，於是他為了回歸自我，展開了一段漫長、艱苦（又緩慢）的旅程。
貝德羅在勒戒所住了三十天之後，他的弟弟約凡卻同樣因為毒癮纏身，而做出道上兄弟通常不會做的事——他舉槍對著頭，就此終結了自己的痛苦。道上兄弟一旦陷入最艱難的處境，通常只會決定讓自己置身險境，例如到敵方的地盤走一遭。胡鬧滋事就是他們的自殺方式。這些幫派分子如果開槍，也從來不是「出任務」到敵方地盤裡殺人——反倒是希望自己能因此而死。所以，約凡的幫派同夥並不熟悉他這種新的表達方式，如此直接，跳過與死亡共舞的緩慢過程，一舉直達相同的終點。
我打電話通知貝德羅，他自然哀痛不已。不過，由於他這時已經過了三十天的清醒生活，於是這樣的傷痛直接深入他的核心，不再徘徊於他麻木的身心之外。他完全接受了所有的哀傷，這是一種新的體驗。我說我會載他去參加喪禮，但也特別強調我會在喪禮結束後立即把他帶回勒戒所。
「當然，老葛，我也想回來。」
開車前往位於山頂上的勒戒所時，我心裡不禁覺得自己的能力根本不足以因應這種狀況。每當我必須陪伴別人面對這樣的哀傷時，總是不免有這種感覺，尤其這次事件的傷痛又顯得特別沉重。
女詩人狄金生寫道：「希望長著羽翼，於靈魂中棲息；它唱著無詞的歌曲，永不止息。」
我後來開始了解到，只要單純到場陪伴——唱著那無詞的歌曲——就有極大的效力。然而，我每次陪伴在別人的傷痛旁邊時，總是不免訝異於自己竟然完全無能為力，只能對如此龐大的重擔心懷敬畏、瞠目結舌，因為那是我從來不曾背負的痛楚。
貝德羅在大門前等著我。我們沒有說什麼話，互相擁抱之後就跳上了車。不論我原本是否擔心該說些什麼，現在都不是問題了，因為貝德羅堅持要把他前一晚所做的夢告訴我。
「我昨晚夢到一段旅程，老葛，而且你也在夢裡頭。」
在那個夢裡，貝德羅和我身處一個很大的空房間，只有我們兩人。房裡沒有燈光，沒有發亮的出口標誌，沒有從門縫透進來的光線，沒有窗戶，沒有光。他似乎知道我在他身旁。我們沒有說話，但他感覺得到我的存在。突然間，在這寂靜的黑暗中，我從口袋裡掏出一支手電筒，將它打開。接著，我找到牆上的電燈開關，便以手電筒的細小光束照著那個開關。我沒有說話，只是穩穩地握著手電筒，毫不動搖。貝德羅說，儘管我們兩人完全沒有交談，他卻知道只有他能打開電燈的開關。他感謝我身上帶著手電筒，然後便循著光束走向電燈開關——心裡大概頗為忐忑不安。他在開關前停下腳步，深吸一口氣，然後伸手打開它。霎時間，明亮的光線照亮了整個房間。
他說到這裡已經啜泣了起來。接著，他的語氣猶如有了重大發現：「光明……比黑暗……好多了。」
彷彿他以前從來不曉得這一點似的。他哭得無法繼續說下去，過了一會兒才又說：「我想……我弟弟……就是沒有找到電燈開關。」
只要身上帶著手電筒，並且偶爾知道該把光束照向什麼地方，對我們來說就夠了。所幸，我們沒有人可以拯救別人。每個人都身在一個沒有窗戶的黑暗房間裡，摸索著恩典與手電筒。這次由你負責點亮手電筒，下次換我。
上帝的慢工出細活。
你只能盼望、只能等待光明的到來——那驚人的光明。


第九章　我們之間沒有距離

德蕾莎修女對這個世界的問題提出以下診斷：我們只是「忘了所有人都互相歸屬於對方」。只要我們拒絕讓這樣的狀況發生，人與人之間就會產生同胞情誼。一旦以追求同胞情誼為目標，其他的必要事物就會自然到位；反之，如果沒有同胞情誼，就不會有正義，不會有和平。我甚至認為，若能以同胞情誼為追求目標，那就再也不必倡導和平——只須歡慶和平即可。

＊ ＊ ＊

二○○五年春天，當時的第一夫人蘿拉‧布希為了推展「拉美國少年一把」的運動而走訪各地。在幫派介入計畫方面，道上兄弟就業機構是她唯一挑上的參觀對象。我們和她的隨從規畫了僅僅一小時的短暫停留，除了參觀道上兄弟印刷衣物的工作實況之外，還要和我們組織裡的若干參與者及受訓者舉行一場圓桌會議。訪問過程相當順利，獲邀參與的三十幾名道上兄弟與道上姊妹都對自己能夠近距離接觸美國總統的太太深感興奮。
高爾在一九九七年也曾以副總統的身分走訪道上兄弟烘焙坊。在他和後來布希夫人來訪時，許多特勤局探員都會事先前來部署維安事宜。狙擊手被安排在屋頂上，偵測炸彈的軍犬到處嗅聞探查，還有不苟言笑的探員要求我針對所有可能接近副總統或布希夫人的人士，提供其姓名、生日與社會安全號碼。在這兩次的經驗裡，我提供了完整的名單之後，都有個探員回來找我，皺著眉頭，吞吞吐吐地說：「呃，神父……我是說……這些人都有前科耶。」
那年夏天，在第一夫人來訪之後，我接到她一名屬下的來電，邀請我在十月到華府霍華德大學的「拉美國少年一把」研討會上演講。我同意之後，她隨即又說布希夫人希望我能帶「三名道上兄弟」同行。
第一夫人是不是真的說了「道上兄弟」一詞，我無法確定。這位女士告訴我，在一整天的研討會結束之後，部分與會人員將獲邀到白宮用餐。當然，白宮以前也有惡棍住過，但這很可能是幫派成員首度踏進美國總統的宅邸。
我選了艾利克斯、查理和費里培。我想，如果要挑選三個典型的道上兄弟，大概非他們莫屬。他們三個都人高馬大，滿身刺青，也都坐過牢，外表看起來相當具有威脅性。費里培剛出獄時曾經在清除塗鴉團隊裡工作過一段時間，直到我們幫他找了一份更好的工作為止。他是個可靠的人，口才好又聰明，我請他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說。至於查理，我認識他已經超過二十年了，他和他的雙胞胎兄弟是固定在公共住宅區裡出沒的人物，他們比較沉迷於抽「加料菸」，混幫派倒是其次。艾利克斯身材魁梧，年齡在二十五歲上下，相貌英俊，脖子上有一圈刺青。他下巴和額頭上的刺青已經比先前模糊了。為了清除刺青，他已接受過三十七次雷射療程（但大概還得再做個九十六次）。艾利克斯個性單純，學業成績向來不好。有一次，在一場道奇隊的棒球賽上，他手貼在胸前唱完美國國歌之後向我坦承：「要不是因為要唸效忠誓詞，我根本分不清自己的左右手。」

在我們預定飛往華府的一個星期前，我把艾利克斯叫進辦公室。
「順便問你一下。你要去華府，有沒有向假釋官申請許可？」
艾利克斯裝了個鬼臉，隨口回答了我的問題：
「當然有。」
我露出一副鬆了一口氣的表情。一陣短暫的沉默之後，艾利克斯怯生生地說：「呃，這個……嗯……她說不行。」
「什麼？」我不敢置信。「你打算什麼時候才告訴我？」
「呃，實際上，」他垂頭喪氣地說，「我本來不想告訴你。我怕你不讓我去。」
我要他坐下來。
「聽我說，孩子，我們一定要以正確的方式做這件事。」
我直接在他面前打電話給他的假釋官。
我輕聲細語地向她說明這趟旅程的細節、影響及重要性。她聽完之後，只說：「不行，他是嚴密控制對象。」顧名思義，嚴密控制對象必須接受更嚴格的監控，活動範圍也比較有限。我請求和她的主管溝通，結果答案還是一樣：「不行，他是嚴密控制對象。」
「請問你上頭還有上司嗎？」
我在電話上等了一會兒，但第三個接電話的官員還是給了我相同的答案：「不行，他是嚴密控制對象。」
他們的話語中似乎都帶著這麼一股弦外之音：「艾利克斯，你以為你是誰呀？竟然想到白宮去……參加晚宴？」
經過司法部的許多次傳真與第一夫人辦公室的多次請求之後，我們總算在搭機的前一天為艾利克斯取得了許可，前往華府參加研討會及白宮晚宴。

在白宮裡，服務人員穿梭於廳堂中，手上端著銀盤，上面擺著一只只斟有白酒的高腳杯。三個道上兄弟有如餓虎撲羊，一看到酒就立刻抓來喝。自助餐擺設在金廳裡，我這輩子從沒見過也沒品嘗過那麼精美的餐點。餐檯上有一種小顆的白色洋芋，縱向切開，中央精心地挖出一個洞，填入魚子醬，上面再裝飾一小根細香蔥。我和艾利克斯站在一起，看著他把這麼一顆小洋芋塞進嘴裡。接著，他完全忘了應有的禮儀，把嘴裡那團嚼爛了的洋芋吐在餐巾紙上，然後說：「這鬼東西的味道真噁心。」他說話的音量引起不少人側目。也許是我多心了，但我真的覺得特勤局探員似乎朝著我們的方向微微靠攏了過來。
我們第二天就搭機回家。在飛行途中，艾利克斯說他得到洗手間去。我指向飛機後方。
四十五分鐘後，艾利克斯回到座位。
「喂，小王八蛋，你怎麼了？我還以為你跌進馬桶裡了呢。」
「哦，」艾利克斯以他的招牌天真表情說，「我只是在和那邊那位女士說話。」
我轉過頭，看見一名女空服員站在飛機後方。
艾利克斯皺了皺眉頭。
「我害她哭了，希望不會有什麼問題。」
「實際上，艾利克斯，」我在心裡準備迎接最糟的結果，「會不會有問題恐怕要看你究竟對她說了什麼。」
「這個嘛，」艾利克斯說，「她看到我穿的道上兄弟就業機構上衣，還有身上的刺青，就開始問我一大堆問題，所以……」
他靦腆地停頓了一下。
「所以，我就為她導覽了我們的辦公室。」
在將近一萬一千公尺的高空，艾利克斯帶著這名女子走遍了我們的辦公室。他向她介紹我們的工作開發員，說明我們的出獄輔導計畫，再遞給她一副護目鏡，讓她觀看刺青去除的過程。
「然後，我還跟她說我們昨晚創造了歷史。」他的語氣中有著壓抑不住的興奮。
「我們國家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三個幫派分子走進白宮，而且參加了那裡的晚宴……我還跟她說那裡的東西很難吃。」
他停頓下來，整個人彷彿凍結住了。
「結果她就哭了。」
我覺得自己的身體似乎也凍結了起來。
「孩子，不然你以為會怎麼樣？她只是看見了真實的你而已。她發現你是個大人物，她發現……你和上帝的心是同一個樣子。有時候，人看到這一點就會忍不住流淚。」
同胞情誼突然出現——在將近一萬一千公尺的高空，兩個靈魂感受到自己的價值，一個是空服員，一個是幫派成員，他們之間沒有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