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追憶似水年華：永不中斷的追尋　從台大到台灣

第一回 素胚柯文哲的三堂課

辦公室門一打開，穿著鬆垮垮的夾克，柯文哲推著眼鏡走進來，我心頭一怔，這個人，一元垂垂（台語），要怎樣選市長？  

柯P第一堂課：怪胎醫生選市長，粗話總監教禮儀

第一次注意到柯文哲這個人，是當年陳水扁總統的女婿趙建銘涉入台開內線交易案，我在報紙上看到柯文哲抨擊台大醫院「在權勢之前矮了身子，失了志氣」，當下直覺，這傢伙真是敢言。

再一次看到他，就是在我的辦公室。 二○一四年初春，民進黨台北市議員顏聖冠打電話來，說要帶一個人來見我。 門一打開，我看到柯文哲。他跟顏聖冠說：「洪三雄從早期的學運分子變成經商有成的人士，是一個有趣的傳奇人物，我想去拜訪。」

雖然十分關心政治，但我自認為是政治局外人，沒想到會跟柯文哲會面。我覺得他沒有政治人物的語言，也沒有政治姿態，更沒有政黨色彩，精確來講，他是一個「政治素胚」。 「這樣的人真的可以選嗎？」我心中有很大的懷疑。 但，他堅毅地跟我講，他想用公民的力量去改變這場選舉，透過無黨派色彩的參政，來改變台北。這種理念和勇氣感動了我。我當下允諾幫忙。

看他離去的背影，眼前突然冒出一九七○年代搞學運的自己，那是一種很遙遠又貼近的畫面，直覺就是「青瞑牛，不怕槍」。

送走柯文哲後，我立即打電話給李永豐，告訴他：「美國仔，這樁代誌，你鬥處理一下（台語）。」 李永豐是紙風車基金會執行長，綽號「美國仔」。個性瘋狂，執行力超強。

一九九五年在總統府凱道前的封街飆舞，解放政治空間，二○○○年正副總統就職典禮，二○一○年台北花博等台灣近二十年來的大型群眾活動，都出自他手中策畫。

我跟李永豐因為發起「紙風車三一九、三六八鄉村市區兒童藝術工程」而結識。這個活動自二○○六年啟動，不接受政府補助，免費下鄉演戲給小孩子看，至今持續九年，演出場次近五五○場，已經成為台灣最大的新文化運動。

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的李永豐，辦活動一流，也是資深的戲劇編導，深諳肢體語言與人際溝通的眉角。 「把柯P交給他雕塑，準沒錯。」我這麼想。 我放下電話沒多久，又不免忐忑。「把柯P交給出口成髒的李永豐，妥當嗎？」 「幹，你不會把看版挪過來一下……這樣怎麼看得到？」

認識李永豐的人，都知道他沒有台灣國罵的問候語是開不了口的。他曾說，他在嘉義布袋養魚塭的爸爸，台灣式的國罵可以九個字連貫不跳針，他只能達到五個字連珠砲，段數很低。 跟李永豐接觸過的人，都知道他雖然粗口不斷，外表野獷，內心卻無比細膩。

五十四歲的柯P是走出急診室的狂人醫生，李永豐是宛如黑道老大的藝術總監。我心中暗忖：「怪醫VS.瘋人，這兩個怪胎碰在一起，會迸出什麼火花？」

「走進菜市場拜票，對兩種人一定要蹲下來握手，一種是坐輪椅的人，另一種是小孩子。」李永豐給柯文哲上的肢體課，從菜市場講起。李永豐強調，政治人物的肢體展現，攸關民眾對他的第一印象，親切、關懷、與民眾站在一起的貼近感，是一定要具備的。

柯文哲第一次去紙風車上肢體課，開門見山就坦承：「我的確不太會打招呼，因為我在台大醫院面對的，都是不會動的重症病患。和一般大眾眼神交會與肢體碰觸，我都不懂。況且，我就是典型的亞斯伯格症，常常會陷入自己的世界。」

柯文哲一看到李永豐「台罵式」的開場白，也疑惑地抬頭問幕僚：「這真的是要幫我上課的禮儀老師嗎？」許多人都好奇，不修邊幅、不按理出牌的柯文哲，要怎麼學禮儀？

李永豐認為，政治人物最需要的是群眾魅力。所謂魅力，不是硬掰、搔首弄姿，而是由內心散發出自信心，相信自己可以帶領民眾走出困境，迎向新局。因此，政治人物先要說服自己，「我可以的，我做得到。」帶著這樣的信念與姿態，自然可以吸引民眾的目光，和跟隨而來的腳步。

除了建立自信、散發領袖魅力，李永豐也微調柯文哲僵硬的肢體語言。彎腰鞠躬要看到自己腳尖，跟男性與女性握手的力道不一樣，辯論會時視線要放在「黃金三角」橫掃，才會有全場環伺的立體感。

在某場募款餐會上，李永豐見柯文哲一進場就坐定餐桌，埋頭挾菜猛吃，他立刻提醒幕僚：「在車上要先拿包子或肉粽餵飽柯P，政治人物去參加募款餐會時，不是真的去吃飯，而是跟大家敬酒，應酬的。」

「你有過敏嗎？不要一直抓頭髮！這樣會讓人以為你心不在焉。」 「鼻毛要修，才清爽。」 「這件夾克太沒精神，要換掉。」 「懸在腰間的皮帶放低一點，才不會太像歐吉桑。」

每次在電視上看到柯文哲身影出現，李永豐的電話就撥進去，耳提面命一番。 有一回，李永豐陪柯文哲出席造勢晚會，柯文哲突然轉身跟媒體記者介紹李永豐：「你們記者一直問，我的禮儀課上得怎樣？介紹一下，這位，就是我的禮儀師……李永豐。」 擺脫記者後的李永豐，馬上衝入柯文哲車上糾正：「幹，恁爸是你的禮儀老師，不是禮～儀～師！」 「拜託你，話要出口，要先在腦袋內轉一下，OK？」 「禮儀師，你知道是什麼人嗎？那是幫往生者點胭脂的人。幹！」

就這樣，口無遮攔的教練與學生，進行三個多月、前所未有的瘋狂禮儀特訓班。 往後，不管在造勢晚會上，或是拜票活動中，我發現，柯文哲的身段真的與以往不同。跟民眾握手後，懂得再給個微笑，講話的眼神，也由犀利蛻變為柔潤。與其說，李永豐給柯文哲的肢體訓練有了效果，倒不如說，柯文哲是一個敞開心胸與態度的政治素胚，可以接受不同色彩的融入、不同行業的調教。  

第三回 　敲響自由、民主的鐘聲

第一場座談會，原訂九點半，但直到深夜十點才結束。帶著興奮與忐忑回到宿舍，剛洗完澡在床上躺下，門鈴大作…… 陳鼓應轉身跟太太說：「來了，他們來了。」 他起身，穿上準備好的襪子，繫上皮鞋……夜裡冷，太太握住他顫抖的手，要他穿好外套再出門。 門一打開，兩名歐巴桑探頭：「借問ㄟ，這裡是不是×巷×號？」 原來不是情治人員，而是南部媽媽北上來找台大兒子的學生宿舍，按錯門鈴。 「那個時代，搞革命，就是一部荒謬的恐怖片。」 這是我們在台大舉辦第一場座談會「言論自由在台大」之後，陳鼓應的驚魂夜。  

慫恿老師造反

二○一四年春天，三一八太陽花學運爆發的第二天，學生占領立法院議場的首日，我和紀萬生老師、李壯源兩位前輩來到立法院場外關心，馬路擠滿了上萬名民眾，聲援議場內的學生。 國民黨粗暴的國會多數暴力，三十秒的時間，將爭議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定」，從內政委員會送交院會審議，導致憤怒的學生衝入立法院，占領議場。

一路上看到稚嫩又認真的年輕臉龐，我們沿著「退回服貿」「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抗議布條，走著走著，來到徐州路的台大法學院（現已改為台大社會科學院）。環顧四周，「○南」公車站牌，好像已經不見了，只有法學院前、徐州路上的牛樟樹，閃耀著早春的月光，熟悉依舊。 那是個一夕長大的暑假，台大法學院點燃了烽火。

保釣運動之後，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們決定把以前聯誼性質的《台大法言》，變成「對學校開刀，向社會進軍」的改革刊物；打算把紙上談兵，變成現場操演，挑戰國民黨最不願意看到的「群眾集會」。那一年十月至十二月的短短三個月內，「台大法代會」一連舉辦了「言論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兩場座談會，及「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

每次申請活動都被校方打回票，擔任「法代會」主席的陳玲玉和《台大法言》社長的我屢敗屢戰，每天在法學院訓導分處跑進跑出；搭上○南公車，到台大校總區和訓導處張德溥訓導長周旋，更是家常便飯。

「學生不能公開演講？找老師上台總可以吧？」 「訓導處憑什麼不准我們邀請韋政通先生來台大法學院演講？」 「社論的題目〈台灣的命運〉不行？改成〈我們的命運〉可以嗎？」 「訓導處查禁這一篇文章，我們就讓這個版面空下來。對！就是『開天窗』。」 「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辯論，前面加上〈應否〉兩字，是不是就可以了？」 「法學院圖書館太小了，我們要申請校總區體育館辦辯論會。」

整個暑假，我們就像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秋蟬，在台大呼朋引伴，振翅撼聲，希望打破言論箝制的寒蟬效應。那時候，學生不准上台演講，我們遍尋「麥克風」，四處尋找願意幫我們踏上講台講出心聲的老師。

「保釣運動後，陳玲玉和洪三雄常常窩在我辦公室，高談闊論。有一天，陳玲玉突然說，老師，你不要只講給我們聽，我們幫你搭個講台，讓更多人聽到你的高論。」 「這丫頭好大膽，竟然慫恿老師。」陳鼓應回憶時說。

陳鼓應的老師殷海光因為講真話，被當局軟禁，抑鬱而終。他自己當上老師後，一九七○年在《大學雜誌》發表文章〈給蔣經國先生的信〉，質問蔣經國「為什麼年輕人不說話？」蔣經國看過後，找他去國民黨黨部談話。陳鼓應回答：「年輕人不敢說話，因為說了就被逮捕，然後找不到工作。殷海光與我，就是實例。」

陳鼓應離去後，有人趨前跟蔣經國咬耳朵：「他應該是匪諜來滲透的。」蔣經國冷淡回應：「我看還好嘛，他只是一介書生，造不了反。」

「知識份子真的沒有造反的本領嗎？」也許我們這兩隻初生之犢，觸動了陳鼓應心中深層的痛，他害怕被整肅，卻又有所期待，心情忐忑加入我們的造反行列。

哲學系除了陳鼓應，王曉波講師也跟我們一拍即合。他笑稱自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他的一貫招式就是點出國民黨政權違背孫中山遺訓，或悖離三民主義的弱點，全力抨擊。論述與口才兼備的老師，包括王文興（外文系）、楊國樞（心理系）、林正弘（哲學系）等老師，在我們的拜訪、請託下，陸續加入座談會陣容。

留著憂鬱小鬍子、身形瘦小的王文興老師，那時候正在寫的《家變》，後來被喻為五四文化運動後，最重要的百大小說之一。雖然處於創作的關鍵階段，對我們的請求，他有求必應，接連出席「言論自由在台大」與「一個小市民的心聲」兩場座談會。

椰林大道上的一百張海報

「東北季風很強，整排大王椰子樹，樹葉沙沙的刮出聲音。同學們兩人一組，一個打漿糊撐著、一個頂著風壓住，才順利把海報貼上樹幹。一整夜，手臂舉高，蹲馬步，近百棵椰子樹貼下來，回到家裡，手已經舉不起來了。」

「法代會」男生們對於這份苦差事記憶猶新，但台大校總區椰林大道上整排樹海貼上「民主生活在台大」的宣傳海報，展現前所未有的民主恢弘氣勢，讓我們苦盡甘來，興奮不已。為了替「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造勢，擔任「法代會」主席的陳玲玉一聲令下，男同學們在台大椰林大道上，一夜之間，張貼上百張海報。這在台大也是一項創舉。

記得大一入學，第一次踏進台大校門，陽光灑下，大道上成排參天大王椰子樹，影蔭成片覆蓋在地面，猶如無邊的地毯，引我踏入。仰望天際片片雲彩，我心情激動莫名，耳邊響起了磅礡的音樂，「This land is mine, God gave this land to me...」，那是電影《出埃及記》的旋律，轟轟直竄我的腦門。

一個彰化鄉下小孩，孤伶伶地走進台大，椰林大道呈現出來的氣勢，讓我驚訝、感動的說不出話來，彷彿有「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莫名使命感。我還不知道會在大三那年投入學運，只覺得一整排比我更早走過歷史的椰林大道，有某種時代的召喚，不能置身事外。

「五○年代高呼民主的《自由中國》之聲，終因雷震下獄而消音；六○年代為自由思想啟蒙的《文星》之光，也因李敖的坐牢而匿跡。自由和民主在台灣，宛如風中殘燭，舉辦『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的初衷，不是只在談談台大的民主，也不僅在倡導民主的台大，而是更要求民主的台灣。」我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烽火杜鵑城》一書中，這麼寫著。

◆民主生活在台大

「法代會」一百張巨型的海報宣傳，再度席捲杜鵑花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七時，「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在法學院的圖書館三樓召開。應邀參加座談的人士有：陳鼓應、林正弘，黃默（政治系客座教授）、胡佛（政治系教授）、洪成完（數學系講師）、張德溥（代理訓導長）及馬鶴凌（國民黨知青黨部書記長）等七人。和「言論自由在台大」座談會一樣，再次人山人海。與會師生四百餘人，會場爆滿，氣氛熱烈。

胡佛說：「一般來說，民主生活的基本要件是『參與』。沒有參與，就談不上民主；沒有民主，哪來現代化的政治？」「政府不希望年輕人多參與政治，這自然使同學表現出比較冷漠、消極的態度。」剛回國任教不久的政治系客座教授黃默，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政府蓄意冷處理學運的態度。林正弘呼籲校方不妨重用「學生輿論的力量」。

來自理學院的洪成完，語出驚人：「我們的教育環境與教育制度，促使年輕人變成只求安穩，只想出國的『來亨雞』。但現在不是『來亨雞』式的專家政治的時代，是極需踏踏實實創建的時代。」

「我主張開放學生運動！」陳鼓應一上台就直指：「國民黨擔心學運，是因為共產黨操控學運，導致國民黨丟了大陸。但是，這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陳鼓應言辭激昂，滿堂學生歡聲雷動。

講台上的馬鶴凌趕緊搬出國民黨的政策緩頰：「敵人可以利用你對國家的忠貞、對父母的孝敬、對朋友的信義。所以，我現在要強調，今天青年愛國首須具備各種對匪鬥爭的知識和技能。」

座談會結束了，我跟貼海報的同學疲憊中帶著興奮，到椰林大道逐一撕下海報、拆掉看版。抬頭夜涼如水，烏雲被吹得飛快，皎月偶爾露臉。一夜的激情後，心中期待的民主，正如夜空皎月時隱時現。

袒裎相見馬英九

二○○八年五月十九日，馬英九就任總統的前一天，我們台大法律系的同班同學開同學會，大家圍著新科總統有說有笑。

但，也只有那一次。「與有榮焉」的感覺不見了。往後的六年，儘管班上的召集人特別註明「馬總統會出席哦！」我再也沒出席過同學會。

曾經連續兩年，我在政論雜誌的專欄上，撰文評論馬政府的執政。二○一三年馬總統發動「馬王政爭」，我就評之：假藉「法律」解決政治的私慾。翌年馬總統對「太陽花學運」的回應，有八二％民眾不滿，我則指其：高估自己、錯估民意！這種恨鐵不成鋼的遺憾，不只我一人。

二○一三年十一月我和王杏慶受邀去政大參加「知識份子與台灣民主化」座談會。談到統治者的無能，王杏慶感嘆：「馬英九被丟鞋子，我認為完全正確……政府失能，把國家搞得亂七八糟，老百姓丟鞋有什麼不對？沒對你丟手榴彈就不錯了。」「你把國家治理好，老百姓就不會抗議。治理不好，抗議權是天賦的，老天給我的，我當然可以抗議。」

王杏慶氣呼呼地罵著他「從小看到大的馬英九」，眼前不禁浮起四十年前在北投陳逸松（律師，曾以黨外身分競選台北市長）的溫泉別墅，我和馬英九一場激辯的情景，兩人僵持對峙的熱度，不下於我們浸泡的溫泉池水。

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是掌控台大學生的知青黨部書記長。在我跟陳玲玉策略性邀請下，馬鶴凌出席「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談會，他原本想來安撫學運之火，沒想到火越燒越旺，燒往自己身上。

「開放學生運動」「爭取民主、注重參與」「挑戰威權的政治傳統」「否定教官制度」「倡議省長直選、中央代表全面改選」等敏感議題，台大學生在座談會中的訴求，猛藥越下越猛。尤其，「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等同把老國代送給學生公審。」這可激怒了國民黨內元老重臣，怒斥「學生運動」等同「學生暴動」，終而導致馬鶴凌在知青黨部做不到三個月即下台，被稱為「百日維新」慘敗事件。

介於「同學」與「父親」之間，馬英九在校園內一向以中庸之道自居，他幾乎沒跟學運派的我們過招，不讓自己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

直到在陳逸松的北投溫泉別墅，我們才有了第一次的交鋒。陳逸松的女兒陳雪梨跟錢永祥熟識，常把那幢沒人住的北投別墅借給大家，是我們這一群人的秘密陣地。有時候辦讀書會，有時候辦編輯營，當然也有喝小酒、吃火鍋的歡樂聚會。

有一天，錢永祥說要帶他的「建中同學」一起來，結果是馬英九。他跟錢永祥、盧正邦建中同窗。當時，馬英九已經卸下了「台大代聯會」秘書長職務，遠離社團活動。

那一晚，大夥袒裎裸裼泡在北投陳公館的溫泉池，煮酒論政，高談闊論國民黨的腐敗、極權，與台灣人追求的民主、自由。激辯過程中，大家覺得馬英九是國民黨一手栽培的新秀，應該懷抱更多改革企圖與積極作為，促使國民黨來傾聽台灣人民的心聲。

依稀記得那天溫泉池中煙霧彌漫，大家越泡熱泉，氣氛越來越高。有人建議馬英九應該站在改革派這邊，在國民黨內揭竿起義。馬英九一臉無辜，吞吞吐吐，自認很難使得上力。

看到他繼續打太極拳，我當場直言：「不用再講了，你簡直食古不化。國家處境敗壞如此，你居然還死抱著『國民黨殭屍的大腿』不放。」不知道是溫泉太熱，還是氣氛太冷，馬英九看了看大家，默默地從池中起身離去。事後，他還為此向王曉波訴苦一番。「國民黨殭屍的大腿」，從此成為我們同學、好友之間的共同記憶。

如今，看到身為總統的他，面對外界指責時，仍是高喊著「法治」、「道德」、「大是大非」等空泛字眼，為自己辯護，眼前不禁浮現，那天北投溫泉池畔那個默默轉身、赤裸裸的背影，離這塊土地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