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先知的傳記

前言

隨著二十世紀沒入尾聲，宗教再度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此刻我們正目睹宗教的蓬勃復興，但是這樣的景象卻是一九五○、六○年代的人無從想像的；當時的現世論者宣稱，宗教是原始社會的迷信行為，理性的文明人是不會輕信的。有些人言之鑿鑿地預言宗教即將式微，它充其量不過是不值一哂的私人行為，再也無法左右世局的走勢。此刻我們卻都很清楚這樣的預言是錯誤的，因為連歷經數十年無神論統治的蘇聯人民也已經起而爭取宗教自由，向來對傳統教義與教會組織興趣缺缺的西方人士更意識到精神生活的重要；其間最令人側目的，當屬各大宗教都出現所謂的「基本教義主義」激進信仰。基本教義主義其實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有些人警告，激進信仰的興起將嚴重危及世局的穩定與社會的安定，政府若是漠視這樣的傾向，將具有極大的風險。然而，正如歷史的慣例，宗教狂熱總是緊跟著懷疑論的年代而來；宗教是人類極重要的需求，無論社會如何理性先進，均不可等閒視之。面對信仰時代的來臨，有人張臂迎接，有人則戒慎恐懼，但是任誰都不能否認宗教是本世紀的重要關懷。人類追求宗教信仰的本能極為強烈，這股動力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因此，我們必須詳加了解這股動力，仔細檢驗我們的社會、乃至於其他文化的宗教現象。

我們所處的世界正急遽縮小，人與人之間休戚相關、無所遁逃，再也無法認為千里外的人們與我們無涉，任憑他們自生自滅。我們的生命息息相關，必須面對同樣的挑戰，但也因而可望做到前人無從想像的體驗其他文明之美。這是人類有史以來首次得以同時接受數個宗教的啟迪，接納其他文化信仰的更是大有人在。在昔日基督教信仰獨霸的西方世界中，佛教正逐漸開花散葉；即使堅守先人的信仰，亦不免受到其他文化的薰陶。例如，偉大的印度哲人暨政治家路德哈克里斯楠爵士（Sir Sarvepalli Rudhakrishnan）便曾受教於瑪德拉斯基督書院（Christian College of Madras），對東西方的宗教思想都曾產生重大的影響；以中世紀基督教神秘主義（mysticism，編按：或譯為密契主義）學家庫沙的尼可拉斯（Nicolas of Cusa）與艾哈特大師（Meister Eckhart）為博士論文題目的猶太哲學家布伯（Martin Buber），其著作可謂洛陽紙貴，深深影響了基督徒的思維；然而，猶太教徒對布伯的興趣卻遠不及基督徒，反倒欣然拜讀新教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和現代主義思想家考克斯（Harvey Cox）的著作。一度因為地理阻隔或仇恨恐懼而壁壘分明的宗教，此刻正紛紛撤防。

雖然許多古老的偏見依然存在，情勢的發展卻令人欣然鼓舞；在基督教世界持反猶太人情緒數百年後，目睹雙方學者努力深入彼此的信仰尤其令人振奮。人們終於恍然大悟，一切宗教經驗的最深處其實是一致的，「我輩」曾嗤之以鼻的傳統實是人類處境之寫照，將為我們的心靈帶來全新的生命。這樣的領悟影響深遠：我們無法再用原來的方式看待自己和其他的人類宗教，人們往往將這種趨勢可能衍生的結果與科學對人類前景的衝擊相提並論。許多人認為這樣的傾向深具威脅，因而努力對「他者」築起藩籬；相反地，也有人著手探索更寬廣的領域，深受先人曾嗤之以鼻的宗教理想所感動。
然而，有一支主要宗教卻被排除在這個善意的圈子之外，至少它在西方世界的負面形象始終不曾改變。嘗試從禪宗或道家思想尋求感應的人往往無法對伊斯蘭教抱持同樣的善意，雖然它是傳承自亞伯拉罕的第三支宗教，和西方既有的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理當更能互相呼應。西方世界仇視伊斯蘭教的歷史由來已久，幾乎與反猶太思想一樣牢不可破，近年來歐洲的反猶太思潮大有死灰復燃之勢。納粹大舉屠殺猶太人後，許多人對這種古老的偏見已產生相當程度的戒心，但是對伊斯蘭教的仇恨卻持續在大西洋兩岸發酵；許多人對伊斯蘭教所知有限，卻仍然極力撻伐。

這樣的仇恨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在二十世紀蘇維埃聯邦崛起之前，世上沒有任何政體或意識型態能和伊斯蘭信仰一樣長期挑戰西方世界。第七世紀伊斯蘭帝國稱霸全球時，歐洲還是蠻荒之地，伊斯蘭教迅速征服了中東的基督教國度和向來對羅馬教會至為重要的北非教區，顯赫的成就令基督教世界如芒在背。難道上帝棄絕了基督徒、反將恩寵賜給了異教徒？即使在歐洲從黑暗時代甦醒、建立自己的偉大文明之後，對伊斯蘭帝國的恐懼依舊根深蒂固；面對這支活力充沛的文化，歐洲人有著沈重的無力感：十二、十三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以失敗收場不說，其後的鄂圖曼土耳其人更將伊斯蘭信仰帶至歐洲的門口，恐慌的西方基督徒因而無法理性客觀地看待伊斯蘭信仰。就在他們環繞著猶太人編織種種恐怖幻象的同時，也為伊斯蘭教描繪了一幅扭曲的圖像，反映出自身潛藏的焦慮。西方學者斥責穆斯林褻瀆神明，說先知穆罕默德是個大騙子，創立了一個一手持彎刀、一手拿《古蘭經》、旨在征服全世界的暴力宗教。「穆罕默德」成了歐洲人口中的妖魔鬼怪，小孩不乖母親就拿「穆罕默德」來嚇唬他們。在啞劇演員的表演中，更將穆罕默德塑造成西方文明的大敵，「我方」勇敢的聖喬治（St. George）不惜與之殊死搏鬥。

這幅偏頗的伊斯蘭教圖像廣為歐洲人接受，並持續左右西方人對穆斯林世界的觀感。如今，問題益形錯綜複雜，因為在伊斯蘭歷史上，穆斯林要到現代才開始對西方世界產生強烈的仇恨情緒；對此，歐美人士在穆斯林世界的言行多少難辭其咎。有些人認為，暴戾、狂熱原本就是伊斯蘭教的本質，這是不正確的，因為伊斯蘭教是普世信仰，絕無獨尊東方、反西方的因素。誠然，在十八世紀初次遭逢西方殖民勢力時，西方文明曾讓穆斯林大開眼界，因而立志急起直追，但是近年來這股熱情已被滿腔怨懟取代。我們也要記住，近年來許多宗教的「基本教義主義」紛紛抬頭，儼然成為人類對二十世紀末生活特殊傾向的回應：激進印度教徒走上街頭捍衛種姓制度，並且對境內的穆斯林發動抗爭；猶太基本教義信徒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走廊非法開闢屯墾區，揚言將阿拉伯人逐出聖地；由電視佈道家富威爾（Jerry Falwell）牧師一手創辦、聲稱蘇聯是邪惡帝國的「道德多數組織」（Moral Majority）和新興的天主教右翼勢力，在八○年代的美國都是如日中天。因此，極端分子是伊斯蘭教特有現象這樣的觀念確實是個謬誤；同樣地，以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為伊斯蘭世界的化身，或是因為猶太祭司卡哈尼（Rabbi Meir Kahane）的好戰主張而揚棄深奧豐富的猶太教傳統，何嘗不也是個錯誤。基本教義主義似乎在穆斯林世界蔚然成風其實是因為人口急速增加，以下數字便是明證：二次世界大戰前，伊朗只有九百萬人口，此刻則高達五千七百萬，國民平均年齡只有十七歲。極端、非黑即白的解決方式其實正是年輕人的人生信念。

多數西方人對伊斯蘭文明的了解有限，無法正確解讀這樣的對峙。什葉派（Shiites）在黎巴嫩以宗教之名扣押人質，自然激起歐美人士對伊斯蘭信仰的反感，但西方人絲毫不了解什葉派這項舉措有違《古蘭經》處置人質的律法。遺憾的是，大眾傳播媒體往往未能提供我們所需的資訊，例如僅有少數人支持何梅尼對英國作家發布「追殺令」（fatwa），媒體卻對此大力鼓譟，反而鮮少報導多數反對者的意見。沙烏地阿拉伯宗教當局和開羅愛智哈爾（al-Azhar）大學多位重量級宗教學者均發言譴責追殺令不僅違法，更有違伊斯蘭教義；伊斯蘭法不允許任何人未經審判便判處死刑，而且不適用於伊斯蘭世界之外。在一九八九年三月的世界伊斯蘭大會（Islamic Conference）上，四十五個會員國當中有四十四國反對何梅尼的裁決，但是英國媒體對此卻僅僅一筆帶過，以至多數人仍留有錯誤的印象，認為整個穆斯林世界都喧嚷著要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腦袋。媒體有時還會搧風點火挑起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偏見，這種情況在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期間尤其明顯，卡通、廣告和通俗文章都透露西方人由來已久的恐慌情緒，唯恐穆斯林陰謀掌控全世界。

許多人認為我們對穆斯林社會的刻板印象就是其真實寫照：人命賤如螻蟻、政權腐敗暴虐、女性飽受壓迫。將這樣的「現狀」歸咎於伊斯蘭信仰的大有人在。然而，學界卻提醒我們，切勿過度強調宗教在特定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傑出的伊斯蘭史學家哈得生（Marshall G. S. Hodgson）更指出，伊斯蘭世界飽受西方非難的種種實乃多數社會邁入現代之前共同的特徵，這兒三百年前的生活應該相去不遠。但是，人們似乎總是牽強附會，意圖將伊斯蘭世界的一切脫序亂象歸咎於它的信仰。為此，女性主義者發出譴責，認為割除女性陰蒂是源自伊斯蘭教的陋習，但是這項習俗實則起源於非洲，《古蘭經》裡從未提及。伊斯蘭教有四大教法學派，其中三個學派都不曾談及女性行割禮的規定，唯有源自北非的一派提及女性行割禮的規定，而這原本就是當地行之已久的習俗。伊斯蘭信仰和基督教信仰一樣，都無法一言以蔽之，因為兩者涵蓋的理念與理想都相當廣博。

一般人普遍認為，沙烏地阿拉伯信奉的是「正宗」伊斯蘭教，這正是成見的一個例證；人們也總是認為，沙國的信仰最具古風，作法最貼近早期的穆斯林社群。西方人向來對沙國政權不懷好意，自然也就貶抑伊斯蘭信仰。然而，沙烏地阿拉伯的瓦哈比主義（Wahhabism）只是伊斯蘭教的一種改革運動，它興起於十八世紀，與十七世紀在英格蘭、荷蘭和美國麻塞諸塞州蓬勃發展的清教徒信仰有異曲同工之妙。清教徒和瓦哈比主義者都宣稱回歸原始信仰，但事實上兩者都是時代的產物，是因應特殊情勢而崛起的全新宗教改革運動。這兩個宗教改革運動對伊斯蘭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影響都相當深遠，但是將它們視為正宗則有失偏頗；每一個宗教的改革運動都會嘗試回歸創教時期的原始精神，但重現當年情境畢竟是不可能的。

我並不是說伊斯蘭教無懈可擊，所有的宗教都是凡人組成的，犯下嚴重錯誤更是屢見不鮮。每個宗教在表達其信念時，都曾出現心餘力絀、甚至悖離基本精神的記錄，但每個宗教也都有極高的創意，讓無數男女得以超脫肉體的磨難，信守生命的終極意義與價值。將伊斯蘭信仰視為洪水猛獸，或是認為它的影響全然或多半是負面的，不僅有失公允，更有違西方社會標榜的慈悲寬容。事實上，無論是理想或見解，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基督教的立教宗旨均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有助於培養其信徒建立與西方文化近似的價值觀；其實，一神信仰、講求公平正義、循規蹈矩、慈悲仁愛、對人類的尊重，這些都不是猶太教或基督教的專利。

伊斯蘭教對一神信仰的詮釋的確有值得我們效法的獨到之處，數年前我對這個宗教還一無所知，開始研究伊斯蘭教之後就越發明白這一點。有一回我在撒馬爾罕（Samarkand）度假時，第一次隱約感覺到伊斯蘭傳統觸動了我的心弦；在那兒，我發現伊斯蘭建築的性靈之美和我以往信仰天主教的經驗頗能共鳴。一九八四年，我奉派製作一部有關蘇非主義（Sufism）的電視節目，它是伊斯蘭教所謂的神秘主義，兼容並蓄、廣納各家信仰的態度讓我大開眼界，這是我在基督教世界從未有過的經驗！這件事讓我反省長久以來對伊斯蘭教種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促使我進一步探索伊斯蘭教。最後，在研究十字軍東征的史蹟與中東衝突現狀時，我開始接觸穆罕默德的生平以及他帶給阿拉伯人的經典《古蘭經》。現在的我不再篤信基督教，不再參加彌撒，更不是任何宗教的成員；但是在此同時，我修正了對伊斯蘭教的認識，重新省視所謂的「宗教經驗」。每一個偉大的宗教都有先知聖人建構超脫俗世的究竟願景，這些願景又是如此神似；無論我們如何詮釋，這樣的經驗畢竟已成了人類生活的一環。佛教徒否認這與超自然力量有關，聲稱它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心識；一神信仰者將這種超越性名之為「神」。我相信穆罕默德有過切身的體驗，他對人類的性靈經驗有著獨到且寶貴的貢獻，我們必須體認這個事實才可能公平對待信仰伊斯蘭教的鄰人，這也是我撰寫這本書的目的。

令人費解的是，為一般讀者撰寫的穆罕默德傳記極為罕見。瓦特（W. Montgomery Watt）的《麥加的穆罕默德》（Muhammad at Mecca）和《麥地那的穆罕默德》（Muhammad at Medina）這兩冊著作是我最主要的參考來源，可惜這兩本書設定的閱讀對象是對穆罕默德生平有基本認識的研究者，但是並非人人都有此認識。林恩（Martin Ling）的《穆罕默德傳》（Muhammad: His Life Based on the Earliest Sources）蒐羅了第八至第十世紀穆罕默德傳記中豐富的史料，但是這本書是為穆斯林而寫的，非信徒可能會提出許多基本甚至有爭議的問題，而林恩並未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說明。至於目前已經出版的傳記中，最吸引人的當屬羅丁森（Maxime Rodinson）的《穆罕默德》（Muhammad）。羅丁森學問淵博，但筆觸輕鬆易讀，讓我獲益良多。不過，他的書寫完全是以現世論、懷疑的角度出發，特別注重穆罕默德生平的政治與軍功，無助於我們認識其心靈世界。

我書寫這本書的角度和他們不同。相較於各大宗教的創始人，我們對穆罕默德的事蹟知道得最多，因此，研究他的生平得以讓我們一窺宗教經驗的本質，意義著實非凡。所有的宗教其實都是言語難以形容的絕對真實與俗務的對話，先知穆罕默德的行誼讓我們得以仔細檢視這段過程，我們將會看到，穆罕默德的性靈經驗和以色列的先知、聖女大德蘭（St. Teresa of Avila）以及諾維治的朱利安夫人（Dame Julian of Norwich）是如此近似。在書中我也引用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蹟，說明穆斯林傳統的特出之處。各大宗教的宗旨都是大同小異，卻各自有其獨特的詮釋，因此，我們必須思考何以穆斯林認為參政是宗教上的義務。穆罕默德的政績斐然，基督徒卻質疑他在俗世的彪炳功績有違神的旨意，難道只有像基督一樣忍辱犧牲才是順行神的旨意嗎？
我也嘗試從對伊斯蘭教懷有偏見者的角度來檢視穆罕默德其人其事，因此，當我們讀到穆罕默德對麥加發動戰爭時，我們應該產生疑問：他創立的宗教是否真是「一手拿彎刀，一手持《古蘭經》」？神的使者何以能毫不遲疑地開戰殺戮？看到穆罕默德與其妻女的關係時，我們應當要懷疑他是不是大男人主義？所創立的宗教是否有仇視女性之嫌？

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顯示我們和穆斯林世界已然緊密相連。雖然西方國家與穆斯林世界偶有短暫的結盟關係，但後者對西方顯然已不再信任。溝通不良絕不是單方面的錯，如果西方有意重拾昔日穆斯林世界對它的支持與尊重，就必須檢視它在中東扮演的角色，以及與穆斯林世界交往時面臨的困境。有識於此，本書第一章將追溯西方歷史中仇恨穆罕默德的源頭。然而，場景並非全然黯淡，自始便有部分歐洲人提出持平之見，但他們向來是少數，也有其未盡之處。無論如何，這一小群人總是試圖破除成見，扭轉同時代人們的錯誤；可想而知，此刻我們極力鼓吹的就是這種寬容、慈悲與果敢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