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少女，一九四二

【序】
以詩心照亮黑暗的勇敢女孩

一個走在一九四二年巴黎街頭的年輕女孩，自這年春天起就隱隱有股不安的預感，於是從四月開始寫下她的日記。儘管時空距今已超過半個世紀，我們卻彷彿在日記的每一頁裡與她同在，陪伴著這位德軍占領時期在巴黎街頭時而孤單的女孩，日復一日。在那個寂靜的巴黎，她的聲音依稀不遠……

第一篇日記寫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七日星期二下午，她前往維爾茱司特街四十號，詩人保羅．瓦樂希（Paul Valery）的門房太太那裡，去取回她大膽請求老詩人幫她題詞簽名的書。她按了按門鈴，一隻狐狸狗衝向她狂吠。「請問，瓦樂希先生是不是留了一個小包裹給我？」瓦樂希在書的襯頁上寫著：「伊蓮娜．貝赫小姐的書」，上頭還留了一段話：「初醒時分，光線和煦，朝氣勃發的藍天何其美麗。」

讀著伊蓮娜．貝赫的日記，讓人感覺到那年四、五月分的巴黎，她的生活情景似乎與瓦樂希的詩句交融相映。她到索爾本大學上課，為英語學士學位作準備；與在舒夫羅街文學館初識不久的「灰眼珠男孩」結伴同行，後來還一起在那裡聽巴赫的大合唱、單簧管協奏曲以及莫札特的管弦樂曲。她和這個男孩以及其他同學一起漫步拉丁區。「陽光普照、人群熙攘的聖米歇爾大道」她如此寫道，「從舒夫羅街起，一直到聖傑曼德佩大道，這幾段路特別讓我高興。」有時她會到巴黎郊區歐柏強維爾一帶的鄉間小屋度過一整天。「那一天啊，都在完美中度過！從充滿希望、光芒四射的清新日出時，到柔和、靜極了的夜晚，甚至讓我在關上窗戶後，還沉浸在那裡的氛圍中好一會兒呢。」

我們感受得到這個芳齡二十的女孩身上有著幸福的氣息，有著想放任自己翱翔於事物溫柔表面之上的渴望，和藝術與優越洞察力兼具的氣質。她深受英國詩歌與文學的薰陶，極有可能成為像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這般敏感細膩的作家。讀著日記前五十頁，讓人幾乎忘了她所身處的殘酷年代。然而那年四月某個星期四，她到索爾本大學上完課之後，和一位同學在盧森堡公園散步，他們在水塘邊駐足，正當陶醉在陽光下的水波折射、孩童的小帆船以及藍天（這個藍天正好呼應了瓦樂希的親筆題詞）等眼前美景時，她卻提及她的同學這樣對她說：「德軍將贏得戰爭。」「假如德軍贏的話，我們會怎樣？」「唉呀！不會有什麼改變的……陽光和水永遠都會存在的……」「我強迫自己說：他們才不會讓所有的人享受陽光和水呢！幸好，這個句子拯救了我，我才不想當個弱者呢。」

這是她首次在日記中影射自己所生活的灰暗時代，提到她自己的憂慮。如此自然婉轉的筆調，格外讓人猜想到她身處在這個陽光普照卻冷漠的城市裡的孤獨。一九四二年春末，她依然走在巴黎街頭，但陰影與陽光的抗衡日顯激烈，而陰影漸漸地占據地盤。

一九四二年六月，對她而言，是一連串考驗的開始。八日星期一，是她首次必須配戴上黃色星狀標誌的日子。她感受到和諧的幸福感與現實世界的可怕惡行兩者完全不相容。她寫道：「今天的天氣非常清爽、陽光普照，小鳥吱喳叫，像極了保羅．瓦樂希筆下的早晨時光。今天也是我戴上黃星的第一天。這是現今生活的兩個面向：清新、美麗、生命的稚嫩──體現明亮清澈的晨光；野蠻、邪惡──則是這個黃星所代表的意義。」巴比倫地鐵站、拉丁區、索爾本大學穿堂、圖書館等地……在這些近乎固定的路程上，她不斷注意同學們對黃星標誌的反應。「我感受到他們所有人的痛苦與愚蠢。」軍事學校地鐵站的查票員對她下令：「坐到最後一個車廂去。」這是配戴黃星標誌者被迫搭乘的車廂。她在此時讓我們知道她對這個黃星標誌的感受：「我決定不要配戴它，因為我認為這如同一種恥辱，證明自己屈服於德國法律之下……晚上，一切又有了改變：相較於那些配戴徽章的人來說，我覺得不配戴徽章是一種懦弱的行為。」隔天，她在孤獨中想像有人這樣詢問她：「那麼，您為什麼要戴著這個星星呢？」她回答道：「那是因為我想要證明自己的勇氣。」

之後，在六月二十四日，她依然以平穩的語調訴說著，她已了解到自己所遇上的考驗具有決斷性。「昨天晚上我想著要把它寫下……今天早上，我強迫自己寫出來，因為我想要自己記住這一切。」這裡指的是她的父親被逮捕的過程。他被法國警察送到蓋世太保的「猶太人審問局」，然後先轉送到警政署，再送往唐西營區。被捕的理由是：他的黃星標誌沒有縫在外套上，因為他一廂情願地以加壓暗釦來固定黃星標誌，以便輕易地將黃星標誌固定在所有的衣物上。在警政署裡，「法籍」猶太人與「外籍」猶太人不再有差別。伊蓮娜的父親：雷蒙．貝赫，這位礦產工程師、庫爾曼集團的前任總經理，一位曾獲頒軍功勳章與榮譽勳章的將士，和八名「同種族」的人士共入監牢，不過他倒是享有一九四○年十月三日所頒發第八號法令的權利：（「凡在文學、科學、藝術等領域對法國政府有特別貢獻的猶太人士，可依據國家委員會決議之個別法令，正式提出理由說明，將可免除本法律規定之禁令項目」），他因此可坐在木凳上，在警察人員的監視下，與伊蓮娜及伊蓮娜的母親會面。警政人員已取下他的領帶、皮帶與吊褲帶。「警官為了讓我們安心，向我們解釋，這是一道命令，因為昨天有犯人試著上吊自殺。」

於是在伊蓮娜．貝赫的思緒裡產生了一道裂縫，阻隔於她習以為常的平靜學生生活，以及父親在警政署羈押室被當作罪犯監視的景象之間。「這是一道難以跨越的深淵。」她如此寫道。但日記語調依舊不變，無絲毫的讓步、亦無任何浮誇的辭藻。始終簡短的句子，讓我們發現這個年輕女孩是多麼禁得起淬鍊。當她的父親被送往唐西營區，她意識到所有荼害著一九四二年夏季巴黎的一切，她同時也了解到，那些終日忙於日常生活瑣事的人或是選擇逃避的人，對這些惡行是視而不見的。對於這些人，伊蓮娜還是心胸寬大地看待他們。一個如此有才氣、如此細緻的年輕女孩，大可把思緒重心轉往求援、做出驚恐的模樣示弱或乾脆前往自由區尋求庇護。然而，相反地，她一點也不逃避，還自主地激發出足以承受痛苦與不幸的堅強。

一九四二年七月六日，她主動前往法國猶太人聯盟，自薦成為社會義工，為那些被羈押在唐西營區與雷瓦省營區的人服務。她每天接觸到的，是因逮捕行動而支離破碎的家庭，並且直接見證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所有恐怖行動：「巴黎冬季自行車賽場大逮捕行動」「唐西營區行動」以及巴比尼車站清晨以運貨火車遣送猶太人的慘劇。一名法國猶太人聯盟的主管曾這樣對她說：「你們在這裡沒什麼事好做！我只能給你們一個建議，離開吧！」。但她卻留了下來，她在一種不可逆的熱情中跨越了界線。

她的勇氣與光明磊落，她的心思澄淨，讓我想起韓波的詩句：

因為敏銳的洞察力
我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她預感到自己奔走行動的大限。她寫道：「我們一個小時、一個小時地過生活，而不再是一週、一週地生活在一起。」但她也寫到：「我想要贖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看到伊蓮娜的某些日記篇幅時，會讓人聯想到哲學家西蒙娜．威伊（Simone Weil），因為伊蓮娜將這本日記視為將要轉交給她的朋友尚（那個拉丁區的「灰眼」男孩）的信件，而她甚至於不知道他是否有一天真能讀到這本日記。這本日記有時會讓人想起同一時代的西蒙娜．威伊寫給安東尼歐．亞達海斯那幾封令人痛徹心扉的信。的確，西蒙娜．威伊也大可寫下伊蓮娜的這句話：「今年所結交的友誼將烙印著真誠、深刻，以及旁人永遠無法了解的溫柔，這是彌封在反抗與考驗裡的秘密協定。」然而，伊蓮娜．貝赫與西蒙娜．威伊不同的是，她對幸福、對陽光普照的早晨、對與心愛的人一同散步的璀璨巴黎大道是非常易感的，她的床頭書單沒有任何的哲學書籍，只有詩歌與小說。

她的日記中斷了九個月，她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定決心再開始寫。她美麗纖細的筆跡變得尖銳、斷斷續續（如書中手稿所示），在在讓人聯想到，在沉默的九個月時光裡，她必定是經歷到極嚴重的事件。她寫著：「辦公室的女同伴們都被逮捕了。」縈繞在腦中的念頭一直反覆出現在她的筆下：「別人都不知情……」「無法與別人溝通……」「我沒辦法談論，因為大家都不相信我……」「有太多的事，我們無法談論……」以及這句被逼急的真心話：「將不會有任何人了解今年夏天我所熬過的這個毀滅性經歷。」。

她還寫道：「此時此刻，我們活在歷史當中，而那些把歷史濃縮成話語的人，那些將能以這些話語為榮的人，他們會知道自己文章字裡行間承載著別人的苦痛嗎？」在保持了那麼長久的沉默之後，她的筆調依然明亮，卻也述說著一些與我們遙不可及的事，彷彿愛蒂．希蕾桑的作品《威斯特柏克的信》（Lettres de Westerbork）內容一般遙遠。她依然沒有離開地獄圈，在這個城市散步時，她總是被一些充滿友情與鼓舞的景象所感動：杜樂希花園的小門、水上的落葉、巴黎明亮耀眼的美景……她還前往賈利納尼書局買《吉姆爺》（Lord Jim）與《感傷之旅》（le voyage sentimental）這兩本書，但藉由她所給予的一些簡短描述，我們發現她越來越容易陷入這個城市的黑暗陷阱當中、陷入日記裡不時提到的那些不受社會諒解的街區中：仁愛街，正是她那些社會義工的同事們，以及她的摯友方斯華絲．貝漢被逮捕的地方，而伊蓮娜．貝赫意外地逃過那場大逮捕行動；位於克勞德貝納街的青少年與兒童之家，是「猶太人審問局」裡的陰險警察們搜索、堆放那些從被解送者身上搜刮來的財物的地方。位於芙格琳街的少女之家，裡頭的女孩們在巴黎解放前遭逮捕，並送往德國集中營。伊蓮娜也經常到涅葉鎮的愛德瓦諾堤耶街中心去照顧孩子們，帶他們去散步，當他們生病時，帶他們去賽維爾街上的兒童診所，或是前往位於桑太赫街的芙格琳街醫院。在這個中心裡有「帶著燦爛笑容」的嘟嘟偉格希伯、小歐黛德、「讓我牽著小手，全涅葉鎮我最喜愛的孩子之一」的小安德烈卡恩，還有一個四歲、連名字都不知叫什麼的孩子……這裡頭大多數孩子都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被解送走了。

某個午後，我想循著這些街道走，讓自己更能了解伊蓮娜．貝赫當時的孤單。克勞德貝納街與芙格琳街，位處於彷如巴黎綠洲、且被某位詩人稱之為「護牆州」的牆外，兩條街均離盧森堡公園不遠，我們實在很難想像邪惡竟然曾經滲透此地。我還來到布倫森林旁的愛德瓦諾堤耶街。一九四二年鐵定仍有一些午後時光，戰爭與占領軍在這些街道上是顯得遙遠且不真實的。但對一位名叫伊蓮娜．貝赫的年輕女孩來說，卻並非如此，她自知身處災難與野蠻核心，但卻無法向身邊可愛卻冷漠的路人訴說。於是她寫下這本日記。她是否曾預料到，遙遠的未來會有人讀到這本日記？或者只是害怕自己的聲音將如同數百萬遭屠殺的人一樣，就此消逝不著痕跡？現在，讓我們靜靜地打開扉頁，聆聽伊蓮娜的傾訴，與她並肩同行，她的聲音與身影將伴隨著我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