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編號：04400203

李遠哲傳（上／下不分售）

Name: 李遠哲傳（上／下不分售）
ISBN: 9789861335957

作者藍麗娟

出版社圓神出版社

系列圓神文叢

出版日 2016-11-04

定價 $800

優惠價 79折　$6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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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朱銘題字書名，上下兩冊平裝，燙金書衣，作者影像內封。以書盒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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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李遠哲唯一授權，榮獲諾貝爾獎三十週年紀念傳記
一位當代重量級科學家八十年學思歷程

人生的路不止於享樂或悲傷，而是行動。
不忘初衷，抬起目光，你會看到該走的路。
── 李遠哲

★【特別邀請】藝術家朱銘為書名題字
★【特別收錄】李遠哲榮獲諾貝爾化學獎關鍵手稿 x 百餘張首度公開的珍貴影像
★ 誠品選書推薦

他，帶領臺灣在科學和人文關懷進入國際視野

李遠哲是讓中研院躍登國際學術版圖的關鍵推手，
也是突破國際外交，在許多國際場合上為臺灣發聲的科學家。

一九八六年榮獲諾貝爾獎後，他毅然放棄海外高薪與研究資源回到臺灣，數十年來與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為家鄉開創出一條美好的路。現在的他，是臺灣社會永遠的義工，守護著新一代的青年，引領他們探索知識、懷抱信念，迎向充滿挑戰的未來。

本書為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唯一授權、最翔實的人生傳記。

藍麗娟透過對相關人士大量訪談，收集與梳理相關史料、報導，勾勒描繪出李遠哲八十年傳奇人生中曲折起伏的生命歷程，以及他立定志向、成為具人文關懷的偉大科學家的夢想之路。

作者耗費多年心力，以既熱情又冷靜俐落的報導文學筆觸，寫下一個時代下少年的奮鬥故事，生動刻畫出李遠哲一路成長，勇敢挑戰不可能、絕不妥協的堅毅身影。她引領讀者一窺李遠哲在每個得來不易的成就，以及對深愛的臺灣篳路藍縷的付出背後，那始終如一的理想與熱情。

作者簡介
李遠哲

一九三六年生，臺灣新竹人，臺灣大學學士，清華大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博士，曾先後擔任勞倫斯放射實驗室和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一九六八年任教芝加哥大學化學系，一九七四年轉任母校柏克萊加州大學化學系教授暨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首席研究員。一九九四年回國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二○○六年十月卸任後，受聘為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二○○八年當選國際科學理事會會長（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二○一一年至二○一四年出任會長並領導理事會實踐「促進國際科學合作，造福人類社會」之宗旨；並與卅一個國際學會會員和一二二個國家會員攜手推動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相關工作。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化學動力學、反應動態學、分子束等。目前為中央研究院、美國藝術科學院、世界科學院、梵蒂岡宗座科學院等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德國哥廷根科學院等海外院士，日本科學院、匈牙利科學院、印度國家科學院、馬來西亞科學院等榮譽院士。榮獲的重要學術獎項包括一九八六年獲頒之諾貝爾化學獎，以及美國國家科學獎章、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法拉第獎、美國化學學會的哈里遜‧豪獎、彼得．迪拜物理化學獎、美國能源部勞倫斯獎。除上述之外，還曾獲得其他多種榮譽，包括四十二所大學頒贈的榮譽博士學位（二○一五年十二月止）。並獲法國政府頒贈之國家功勳勳位──大軍官勳章（French National Order of Merit, Grand Officer）等數國勳位。他也參與各種國際學術諮詢與社會服務工作，長期關心並致力於科學及教育發展、兩岸關係、全球急速減碳以遏制地球暖化等問題。

藍麗娟

政大新聞所碩士、政大廣電系學士。第五屆兩岸關係暨大陸新聞報導獎，雜誌類首獎得主。曾任《天下雜誌》副主編、《Cheers雜誌》副主編、民視新聞部編輯。書籍作品包括：《李遠哲傳》《跟著安藤忠雄看建築》《人生基本功——建築師潘冀的砌磚哲學》《堅定信念——肝病世界權威陳定信的人生志業》《我的環台夢——劉金標的73歲自行車環島日記》《果然台灣——種出在地的幸福》《不上班去釀酒──葡萄園教我人生四堂課》等十四本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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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來人文類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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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商品編號：04400203
ISBN：9789861335957
992頁（上冊512頁，下冊480頁），17x23cm，中翻，平裝，書衣，兩冊書盒，上下不分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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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推薦

【推薦序】文／余英時（中研院院士）

《史記．司馬相如傳》說：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我讀了《李遠哲傳》書稿，太史公這幾句話自然而然地浮現在我的腦際。

《傳》中的主人翁（按：以下簡稱「傳主」）是一位「非常之人」，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隨著這位「非常之人」而來的「非常之事」和「非常之功」也彰彰在人耳目。這部傳記依時序先後，以生動活潑的語言，將傳主其人、其事、其功一一呈現出來；這一成就的本身便是傳記史上一種「非常之功」。

在閱讀全稿的過程中，我一直在追尋一個問題：傳主為什麼會成為一位「非常人」？當然，我最先想到的是傳主的天賦才智，或今天所謂先天基因。這一點在傳稿中有不少跡象可尋：他從小「好奇」，愛「唱反調」，不肯人云亦云地跟著主流走，因此在幼稚園時期已被看作是一個「怪小孩」。不但如此，早在考初中的口試中，他對於「將來想做什麼？」的答案便是「我要當科學家」。在初一班上寫自傳，他更毫不遲疑地表達了「想成為偉大科學家，要以科學救國」的嚮往。

這些早年的突出事蹟都是很值得注意的，但是我並不認為他為什麼成為「非常人」可以從這裡得到滿意的解答。其故有二：首先，這些事蹟所體現的只是傳主的生命潛能，而不是成為「非常人」的可靠保證；其次，根據現代的史學觀點，在傳記中過度重現童年事蹟，往往會淹沒傳主生命成長的實相。當代史學大家彼得．布朗（Peter Brown）在他的名著《奧古斯丁傳》（Augustine of Hippo, 1969）中指出：

「在古代和中古的許多傳記裡，傳主們好像都沒有以往的歷史，他們童年已顯示種種跡象，將來必將攀躋生命的高峰。」

所以他在《奧傳》中，深入而詳盡地追溯了奧古斯丁在生活和思想各方面的發展歷程。

對傳稿記述反覆思考之餘，我發現有一條相關的線索特別值得稍作探索。這是指傳主在童年至少年階段所吸收的某些精神價值而言。這些價值淵源於傳主成長時期的社會和文化，但通過父母訓示、師友交游、書刊閱讀等等渠道而進入他的意識深處。在這篇短序中，我希望能把這一觀察簡要地交代出來。

傳主是很幸運的，從小便得到父母的刻意培育。他們隨時隨地都在扶植著他的德性成長和智力發揮，讓他在日常生活中逐漸養成一種健康的人生觀；但同時又尊重他的自由意志，使他可以充分地實現自我。傳主後來談到怎樣教育孩子時，說過這樣的話：

「孩子對未來有什麼想法，想做什麼，我都尊重。（當年）爸爸媽媽沒有要我們變得很有名或賺大錢，只希望我們做有用的人，對社會有貢獻。」

傳主這番回憶在傳稿中到處都能得到印證，這裡只要舉兩個例子便夠了。

第一，傳主小學五年級時，由於成績超前，導師對他的父親說，他可以跳級考初中。但和一般「望子成龍」的父親不同，他的父親讓他自己做決定。由於他的興趣多端，不願終日為考試而讀書，終於放棄了跳級的機會。回顧往事，傳主多年後說：「父親很開明，讓我自己決定。」

第二，傳主一九九四年回歸臺灣之後，十分忙碌，連探望母親的時間也不多。他的母親只能天天剪下有關傳主一切活動的新聞報導，然後整理收藏起來。

傳稿中有幾句描寫老人家心裡的話，十分動人：

「她就反覆細讀剪報，想到他一如她自小教誨的：『不要追求名利，只要做個有用的人，一個頂天立地堂堂正正的人。』就感到安慰了。」

傳主一生的操守的基本價值最初來自家教，在此正顯露無遺。

傳主的另一難得的幸運是有一位志同道合的終身伴侶，後者曾這樣剖析自我：

「我不喜歡到處玩，也不在乎名利，我可以一個人靜靜地看書，做很多事情，不要人打擾。」這豈不也是「不要追求名利，只要做個有用的人」嗎？沒有這樣的伴侶的長期支援，我們很難想像傳主怎樣能獨自通過那條布著荊棘的「非常人」之路。

讀者也許會說，上面所揭示的基本價值都是很平常的。這話完全正確。這些價值在中國文化中傳衍已久，往往以不同的語言方式表達出來，如曾國藩「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及陸象山「不識一字，也要堂堂做一個人」等語都是顯例。但這些平平常常的價值，一旦與人的精神融為一體，卻能開創出一種完全超越於世俗利害之上的心態，借用禪宗的話，即「平常心」。古往今來，一切在世間立功、立德、立言的「非常人」，其根本動力無不可以溯源到這一超越的「平常心」。

現在讓我們換一個角度，看看傳主從書刊閱讀和師友交遊所得來的關於整體社會的價值取向。

傳主閱讀課外書刊，開始得很早，小學五年級時已看上海出版的《開明少年》。上初中以後，由於特殊的機緣，他竟讀到大批「禁書」和「匪情資料」，其中包括魯迅、郭沫若、巴金等人的作品，甚至還有毛澤東的文字。在他個人的思想進程中，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因為他踏進了「五四」的左翼思潮之中。從傳稿中我們看到：改造社會的抱負貫穿了傳主一生的工作。現在我們可以進一步肯定，這一抱負是從上述的思想躍動中萌生的。課外閱讀怎樣影響到傳主的終極價值取向，我們可以從他另一早年經歷中得到具體的說明。

傳主在初中時候已讀了《居里夫人傳》，對這位偉大科學家的高貴情操，不勝其景仰。但高一那一年，他得了一場病；在休養期間忽然發生了「人生是為什麼？」的根本疑問。就在這苦求解答的當口，居里夫人的光輝典範在他的記憶中浮現出來，終於引導他走出了一次重大的人生困惑。他後來回顧說：

「我迷惑、徬徨的心靈因此獲得解答。她美麗的、充滿理想與熱愛人類的科學生涯，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啟示與追求的目標。至此，我立志救國淑世，想竭盡己力，期望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

這是一場「大澈大悟」，所以他對自己說：

「人生就是要做有意義的事。我不能再像無頭蒼蠅忙著打球、比賽、管樂隊等數不盡的活動，我要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我要成為有用的人，才能對國家社會有貢獻。」

他的社會價值取向，至此已完全確定了。「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傳主「立志救國淑世」雖直接因閱讀和反思《居里夫人傳》而激起，但其更深一層的動力卻必須追溯到「五四」思潮。「五四」運動正式揭出「科學」和「民主」為救國的兩大法門，缺一不可。這一信念當時正在少年傳主的心中生根，而《居里夫人傳》則恰好為「科學救國」提供了一個具體的例證。不過「民主救國」在他的意識中尚處於「明而未融」的狀態，直到幾十年後，才和他改造社會的抱負合成一體。

通讀全傳，傳主一生的事業顯然可以劃為前後兩大階段，而以一九九四年為分界線。兩期的工作重點各有不同：前期是他全心全意獻身於科學研究的階段；後期他則以科學界領導人的身分同時致力於民主社會秩序的建立。他以一人一身竟先後體現了「五四」的雙重理想──「科學」與「民主」，這真是難得一見的歷史佳話。前期人所共知，此不具論。但後期卻應該稍作解釋。

二○○一年傳主追憶他從美國回臺灣的心理狀態時說：

「一九九四年元月，旅居美國三十多年之後，我終於回到我的故鄉。……

我離開加州大學的時候，很多化學系同事問我：難道臺灣真的那麼美好？為什麼我願意放棄長期建立的穩固基地，捨他們而去？

我告訴他們，如果臺灣已是美好的地方，我會繼續留在加州大學的實驗室，埋首我的研究工作。臺灣雖曾被稱為美麗島，但眼前顯然有許多問題正待大家努力去解決。在全球化、民主化的過程中，臺灣確實充滿了挑戰與希望。科學、教育與文化的提升更是迫在眉睫，這也是我為什麼願意接受挑戰，回到我幼時成長的故鄉，與家鄉父老同甘苦。」

他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了，他回臺灣絕不是為了換一個實驗室進行科學研究，甚至也不僅僅是為了「科學、教育與文化的提升」。他是為了接受「全球化、民主化」的挑戰，全方位地將臺灣變成一個「美好的地方」。這只能指向一個民主秩序的建立。

事實上，回到臺灣以後，他的工作遠遠超越出中央研究院的本職之外；舉凡教育改革（一九九四～一九九六）、「九二一」震災重建（一九九九）、首次政黨輪替（二○○○）、出使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二○○二～二○○四）等等，他不但一一參與，而且還承擔了主要責任。所以二○○○年五月，美國《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評論，一方面讚揚他在短短幾年之內將中央研究院的國際學術地位提升至空前的高度，另一方面則因為他在「九二一」重建和社會改革方面的貢獻而譽之為「臺灣的良心」。

改造社會畢竟與科學研究不同，所牽涉的條件無限，一切不由自主。傳主的努力曾因此而遭到種種挫折，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的抱負卻始終沒有動搖過。傳主回歸臺灣，至今已二十二年。在這二十二年中，一個自由、開放的民主秩序終於在臺灣出現，並且日趨於成熟。這當然是整體社會長期奮鬥之所致，不能歸功於任何個人以至團體。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傳主通過多方面倡導所發揮的影響力終究是不容隱沒的。著眼於此，傳主一九九四年回歸臺灣的歷史意義便朗然展現了。這不禁使我聯想到十九世紀英國神學家兼作家紐曼（John Henry Newman, 1801~1890）的一句名言：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胡適的譯文說：

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

我願意借這句話來結束這篇序文。

二○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推薦序】　文／陳建仁（中華民國副總統）

李遠哲院長一直是國內外學者見賢思齊的楷模典範，他在獲得諾貝爾獎殊榮之後，毅然決然回臺灣貢獻，令人讚賞欽佩。我一直把李院長當作我的導師、兄長、好友，但是我卻在閱讀《李遠哲傳》以後，才了解他從小就立志為臺灣人民，甚至全人類服務奉獻的雄心。

一九九四年李院長回臺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為了延攬國外卓越人才來臺服務，創立了「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每年頒發「傑出人才獎」來補足旅外傑出人才回國服務的薪酬差距。舍弟建德有幸榮獲第一屆「傑出人才獎」，才能舉家返國，擔任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主任。

「傑出人才獎」引領了歸國服務的風潮，使臺灣的科技研發有很大的突破。「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也積極獎勵國內學者做出國際級的研究，我在獲得五次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後，幸運地獲頒了第二屆「傑出人才獎」，這是更上層樓的肯定。「傑出人才獎」的獎勵是有形的，李院長以身作則所展現的號召力卻是無形而澎拜的。諾貝爾獎得主回國報效臺灣所產生的磁吸效應，強大而有力。

李院長很關心周遭的每一個人，更關心國家社會與人類福祉，我常被他的高尚情懷所感動。他有時會在凌晨時刻打電話和我談重要事務，即使當時的我已經睡眼惺忪，也都被他的急公好義所喚醒，我們往往一談就是半個小時。內人總是說：「李院長的身體、精神與心靈都非常的健康安寧。」李院長一直維持充沛的精力、活力和心力，來解決臺灣與世界的問題。

二○○三年臺灣面臨SARS疫情的嚴峻考驗，我在考慮是否接任衛生署長職務時，請教了李院長的意見。他說：「現在國家處境這麼艱難，你應該要挺身而出、勇於承擔！」猶記疫情剛爆發時，人人自危、彼此猜疑；李院長與社區營造學會發起了「全民量體溫運動」，鼓勵大家從管理自己的體溫及健康做起，全民的同心同德發揮了自助互助的正面力量，更從此創造了社會互信的良性循環與安全感。當時中研院領導SARS的防疫研究，篩選出幾個有效藥物，扮演了安定人心的積極角色。

我二○○五年辭卸衛生署長職務回臺大任教，二○○六年李院長來電說：「行政院長蘇貞昌會邀請你出任國科會主委，你一定要答應喔。」我回答說：「謝謝院長的鼓勵，您對科技發展了解透徹，請您答應我，每個月與我見一次面，給我指導和建議。」從每月的請益中，李院長給了我很多臺灣科技發展的寶貴意見，就像我的導師一樣。當時我們都反對國光石化的建設，李院長一再高聲疾呼，節能減碳是人類應盡的世界公民責任，臺灣不應該再發展高耗能、高耗水、高排碳量的產業，而應該朝經濟與環境永續發展轉型。

中研院曾推薦我參加「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的天然災害防治工作小組。李院長卸任院長職務後，翁啟惠院長提名推薦他擔任ICSU會長（president）。當時ICSU的祕書長要我勸進李院長，他說李院長擔任ICSU會長可以大大提升ICSU的聲望和績效。我大膽去跟李院長說：「院長，大家都殷切期盼您到非洲的莫三比克去做提名演講。您去，全世界都會看見臺灣！」

李院長去莫三比克之前，他的講稿已經改了三、四次，到當地又多次修改。ICSU大會剛開始時，臺灣代表團的幾位院士都憂心忡忡，擔心中國會橫加干擾。但是李院長剛講完演講，周昌弘院士就打國際電話跟我說：「What a relief!（鬆了一口氣！）」因為，李院長演講結束，現場就立刻掌聲雷動；周院士知道ICSU的會員們，已準備迎接一位「真正世界級的科技領導者」。隔天，李院長果然高票當選了會長。好幾位院士看到李院長反覆修改講稿，這充分反映李院長做任何事情都是認真仔細、深思熟慮、盡善盡美，就跟他發明了「通用型交叉分子束儀器」的科學探索一樣完美無缺。

李院長在ICSU服務的期間，我聽到很多人的稱讚，以「促進國際科學合作，創造人類福祉」為宗旨的ICSU，更受到全球學術界與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讓我們感到最榮耀的是，李院長的卓越領導，不只是讓臺灣被世界看見，也讓ICSU的國際聲望大幅提升。二○一二年在巴西里約舉辦的Rio+20高峰會的會前活動是ICSU主辦，李院長代表全球科技界在高峰會中演講，呼籲急速減碳，對全球永續發展做出貢獻。去年聯合國「氣候變遷高峰會」（Cop21）通過了巴黎協議，各國承諾要遵循節能減碳的永續發展目標，李院長關懷全球事務的身影處處可見，也終於開花結果。

去年，蔡主席要我做她的競選搭檔，我也請教了李院長的意見，開始他有所保留，擔心我無法適應棄學從政的新環境，在蔡主席的說服下他才釋懷。我一直把李院長當作我人生重要抉擇的迷津指點者，因為他的博學廣識、高瞻遠矚、洞察事理、提攜後進，真是無人能及。

李院長極力支持臺灣的民主發展與政黨輪替，也因此受到許多不公平的汙衊和謾罵。但是他總是寬宏大度、包容忍耐，盼望臺灣的民主幼苗可以茁壯成長，成為亞洲的典範。他相信人性本善，也認為政治人物可以更明理、更有風度。李院長有超越常人的學者風骨，是極富涵養的人格者。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丁肇中院士，更是對李院長讚譽有加。他認為李院長不只是傑出的科學家，更是一位人道主義者，他關心國家社會的發展、全球環境的永續、人類福祉的增進。李院長完全做到了「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

我很榮幸能為《李遠哲傳》一書作序，推薦讀者來認識我的導師、兄長與好友！我何其有幸能得到李院長指導、鼓勵與提攜，他永遠是我高山仰止的典範，也希望能讀者們能見賢思齊，學習成為樂於為全人類服務奉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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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為下一代而前進〉　　李遠哲

這幾年來，當許多朋友問起我什麼時候寫回憶錄或傳記時，我總是告訴他們，我一直忙著設法因應未來的挑戰，諸如科學研究與人類社會朝永續轉型等議題；另一方面，我總覺得「個人」的事並不那麼重要，若有精力則該從事一些重要的公共事務。

但幾年前，在一個機緣下，盧世祥先生為了撰寫《李遠哲與台灣首次政黨輪替》一書來採訪我。訪談過程中與書籍出版後，我漸漸了解到，深深融入社會的我的生命，早已不屬於我自己，該屬於整個社會。我走過的路，我的經驗與思想，透過書本表達，讓人們理解，該也是我重要的責任；但還不是時候。

第一次見到藍麗娟，是她為陳定信院士寫《堅定信念》時。她來採訪，我覺得她很開朗、充滿活力、知識豐富，也容易深入交談。後來，她表示想撰寫我的傳記，我就改變了想法。而且我知道，她這位年輕的資深作者，是一位能夠繼續成長的年輕人。也正如黃武雄教授給我信中提到的，「她是一位值得培養的人」。

麗娟寫書的方式，是先描繪時代背景和場景，再把人物故事帶進去。我第一次真正以更寬廣的角度回顧我生長的土地，因此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她曾詳細追問過我成長過程中的許多細節，在這討論中，我才體會到，小時候雖然「叛逆」、一直想「超脫」，但畢竟也沒能脫離父母親對我的深遠影響；住家附近社區的一群堂兄弟和表姊妹們，倒是使我們生活多采多姿，豐富了學習環境，對我成長有很大的收穫。這段日子，她從我經歷過的歲月訪談起，她驚人的吸收能力，很快就變成像是一位從小跟我一起長大的朋友。

我從事科學與教育的工作，教過很多學生。麗娟和他們不同，她不是科學領域出身，但是，她和我的學生一樣，滿懷熱情、理想與好奇心而來。書中涉及不少我的專業領域，我花了很多心血讓她了解我做過的科學研究；她花了更多時間化為文字，使一般的讀者也能理解。

麗娟三年多來用心地採訪、寫作，她求真求實的態度，讓我想起講臺下、實驗室裡那些渴望求知的學子，我也和她分享了很多。她還採訪了五十七個人，蒐集資料向我求證。我常開玩笑說，我一輩子忙著很多事，有時幾乎一人當三人用；她這樣挖下去，可能到她八十歲時都寫不完。而當我回答了外界一些莫須有的傳聞，她也能明白，珍貴的版面應該用來啟發人心，報導真實的事物，不要在意那些從未存在過的事。

翻開過去，我尤其感激的是，每一個生命片刻都有我內人錦麗的扶持。她是我小學同學，我在青春期時暗戀過她。我常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能與我最喜歡的人共度漫長而珍貴的歲月。錦麗陪我一起離開臺灣到美國留學時，我口袋裡只有一百美元，但她看到了一個年輕人的善良、可靠與探索科學的熱忱。她深富智慧，在待人接物上幫了我很多忙。是她照顧我，教育並陪伴孩子們成長，讓我專心實現理想，沒有後顧之憂。我曾在差旅的飛機上，於筆記本寫下幾行字：「當妳在我身旁，我埋頭苦讀，忘了妳的存在；當我遠走高飛，我的相思滿懷……」我每到旅館便迫不及待打電話給她，在世界各地出差時，每夜聽到她溫柔體貼的話語，整日的疲憊也就煙消雲散，翌日的工作又能邁進一大步。

我深受「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觀念影響。錦麗與家人曾感嘆過，他們是我的「小我」的一部分，要跟我犧牲的；藍麗娟寫我的傳記，當然也是「小我」的一部分。但是回顧自己走過的路、想過的事，希望對年輕人有些幫助；雖然時空背景相差很大，世界也轉變得不盡相同，但是年輕人透過閱讀來了解，總是有價值的。在這轉變的最後一段路，充滿熱忱的責任編輯周奕君，她對這本書提出的創意，勇於承擔的盡心盡力，在短時間內付出許多，她的精神使我非常敬佩，也確實讓我對這一代的年輕人很有信心。也許這本書，我們該提昇為「大我」的一部分，確是完成了。

幾年前，我跟好友薛伍德．羅蘭教授參加一場研討會。羅蘭教授以證實臭氧層破壞與人類大量使用氟氯碳化物有關而榮獲諾貝爾獎，我們曾說好要一起努力，研究大氣化學的重要問題。會後羅蘭教授夫人對我們說：「你們男人都一樣，那麼拚命努力，以為沒有你們，地球就將停止轉動。其實我告訴你們，以橄欖球為例，如果你們掉了球，一定會有人撿起，而且跑得比你們更快。」錦麗鼓掌讚賞且完全同意；但我跟羅蘭教授並不同意此論點，覺得我們對人類面臨的困境，還得要我們領先往前衝。幾年前羅蘭教授已離開了。

「成為出色的科學家，與志同道合的人打造美好的世界」，這是我年少時一直想做的事。年近八十，看到世界仍飽受戰爭、飢餓與貧窮的壓力。人口超載、消耗過多的人類社會，已把我們生活的環境導向人類的生存危機。溫室效應將使我們下一代生活於「水深火熱」的處境，人類社會必須急速轉變，已沒剩下多少時間了。下個星期受邀到京都、東京參加幾個重要的國際會議，回臺不久，再前往梵蒂岡科學院、印度的德里開會，緊湊的行程排滿攸關人類未來的議題。我們知道該怎麼走，但要緊的是，怎樣才能成功地把人類社會帶入永續發展的道路。

是的，為下一代付梓這本書之際，我的腳步又已踏向明天與未知，為下一代而前進。　　　　　　　　　　　　　　　　　　　　　　　　　　　　　　　　　　　　　　　　　九．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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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

第二部〈青年李遠哲〉

第五章 　在工友室首創通用型交叉分子束儀器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三十歲的青年化學家李遠哲一家四口坐計程車前往舊金山機場，欲搭機搬遷至美國東岸麻塞諸塞州，位於劍橋市（Cambridge）的哈佛大學。

在臺灣留學生圈內，李遠哲是出名的好幫手，大家有事都會找他幫忙，舉凡借宿、急病送醫、接機、送機，他總是全力協助；但是，自家有事卻從不麻煩他人。這一回舉家遷到東岸，他與吳錦麗打包行李、叫計程車，自行處理各種搬家瑣事，吳錦麗有感而發：「為什麼人家有事都想到找你，卻從不覺得你也需要幫忙？」

李遠哲於一九六二年初入柏克萊加大時，曾希望能由赫許巴赫教授指導博士論文，但未能如願；一九六三年，赫許巴赫教授即轉任哈佛大學並設立大型實驗室。峰迴路轉後，李遠哲在柏克萊取得博士學位，做博士後研究時更打造一部先進的離子與分子束碰撞儀器並完成實驗，累積設計儀器與實作的豐富經驗。但他仍深感所學不夠，尤須深化理論基礎，正好一九六七年初，赫許巴赫教授團隊一位成員來跟馬漢教授做博士後研究，李遠哲在馬漢教授推薦下，申請到哈佛大學赫許巴赫教授團隊做第二個博士後研究；對方欣然同意，如獲至寶。

夜裡，李遠哲提著行李，帶著妻兒下機抵達波士頓機場。

走出機場大門，攝氏零度的空氣經由口鼻吸入氣管，冰冷得讓他咳嗽不止。他趕緊退回門內，調整呼吸再踏出去，依舊咳了好幾聲，不禁望著窗外風雪呢喃：「這麼冷的天氣，人怎能活啊？」

他懷疑自己能否適應這寒凍的天氣，做成研究，「是不是乾脆買機票回柏克萊算了？」但是盤算所餘的金錢，並無法如願。經過幾次嘗試總算適應戶外溫度，招呼了一輛計程車。當司機搖下車窗，他問道：「坐到劍橋市區要多少錢？」

「照表計費！」

開門讓妻兒先坐進計程車，司機將行李置入後車廂，還將幾件放在駕駛座旁，遮住了里程計費表。路程很遠，感覺車子不斷在繞行，李遠哲跟吳錦麗說話時，注意到司機的右手動作怪異，彷彿在調增里程數。他想制止司機，卻又擔心妻兒在陌生環境的安危，於是默不作聲。

他們來劍橋市之前，一位在此讀書的昔日清大同學，已經幫忙在哈佛廣場附近找到一間房子，是一位義大利裔房東的兩層樓房舍。要出租的是二樓，但是房東表示二樓的格局與一樓相同，同學看過一樓後覺得合適，未察看二樓內部情況就和房東說定，只待李遠哲抵達，向房東繳交一個月押金與第一個月房租就能拿到鑰匙。他很相信這位同學，抵達市區後先讓計程車載他去找房東，付清款項拿到鑰匙就前往即將入住的二樓房舍。

入夜了，氣溫降到零度以下，計程車終於載他們抵達目的地。他想，車費一定很昂貴。然而，當全家人與行李都下了車，他取出駕駛座旁遮住里程表的最後一件行李，這才發現，里程計費表上竟然顯示：「八元。」

他和司機都很驚訝，照理說這趟車資至少也要三、四十元，但是司機卻不敢說什麼，悻悻然收了錢就開走了。看著計程車揚長而去，他推測，「可能司機偷偷調快里程計費表，因為一些失誤，里程計費反而變少了。」

這一路風塵僕僕，好不容易能定居了，李遠哲將鑰匙插入二樓房門，開了門，門栓卻傳出「呀∼」一聲，隨之，濃濃的霉味撲鼻而來。

捻開燈一看，窗簾、沙發破損積塵，桌椅傾倒，牆上四處貼著老照片，不少婦人服還掛在衣櫥裡，抽屜裝有私人物品文件，房內凌亂不堪，所到之處都能揚起厚厚粉塵，他不敢置信：「這根本是鬼屋吧？」趕忙下到一樓敲門詢問究竟，鄰居出來說：「樓上啊！兩年前住在裡面的老太太過世，就沒人住了。」

淒風飄雪的深夜，一家四口難再另覓他處歇息，只好在客廳中央清出一塊空間席地而睡。苦的是，房內暖氣竟然故障了，全家人冷得直打寒顫。李遠哲翻來覆去，責怪自己竟讓妻兒如此委曲，身心極不安穩。

隔天清晨，他請替他租屋的朋友前來幫忙打掃，但是，數小時後朋友就疲累得無能為力。他直接去找房東抗議，房東太太答應來打掃，但一個小時不到卻又反悔：「我之前也不知道屋內變得這麼髒亂，我想，我應該做不來⋯⋯」說完就走了。他決定退租，遂邀了一位朋友去找房東，未料房東以報紙上的黑手黨新聞威脅他小心，並說「房子打掃後是會乾淨的。」

初來這陌生城市的兩天內，遭遇不合理的對待，權益被漠視，李遠哲相當氣憤，儘管會損失一個月押金與一個月租金，仍決定搬離這是非之地。

忍受寒凍的氣溫，他在哈佛大學附近找到一間合宜的房舍，帶著妻兒入住，總算是安頓了。經歷心力交瘁的四十八小時波折，抵達劍橋市的第三天，他終於能向哈佛大學報到。

「再見了！爸爸。」年僅三歲的李以群站在玻璃窗前向李遠哲揮動小小的手，身邊是懷抱著李以欣的吳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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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矗立於查爾斯河（Charles River）畔，園內遍植高大的樹木，地上厚厚一層冬日落盡的葉，枝幹盡顯淒清蕭條。校舍動輒是三、四層樓高，紅磚白柱構成的歐陸古典主義建築。校園並不開闊，在一幢幢老建物與陰鬱天候襯托之下，散發著一股貴族菁英氣息。化學系赫許巴赫教授團隊的實驗室隱身在其中一棟建築裡。

李遠哲走進實驗室，見狀一時詫異。相較於空間寬敞的柏克萊加大化學系拉提瑪大樓，這裡的室內空間窄小擁擠，他與好幾位博士後研究員的工作桌局促在同一區，而他的座位前面緊靠著一張黑板，每凡有人在寫字或擦黑板，粉筆的粉塵就飄到他的書桌上。

室內有一扇大窗攫獲他的視線，窗外正紛飛著白雪，風一吹，雪的顆粒在中庭旋舞，有時還往上飄飛。他在窗前凝望此未嘗見過的奇景，想像雪與風的作用、分子如何在空氣中反應，想得出神，連旁人都不禁訕笑。

出身亞熱帶臺灣的他，赴美後住在四季如春的柏克萊，未曾目睹降雪奇景。他來劍橋市頭兩天苦於酷寒，眼下卻在充滿暖氣的室內凝視雪景；良久，他感到平靜許多，遂對自己說：「既然來了，就定下心來，全力以赴吧！」

赫許巴赫教授與李遠哲深談，對他設計打造離子與分子束碰撞儀器的成就仍印象深刻，殷切期許他有更大作為，並說：「時間已經到了！交叉分子束實驗可以做以大氣化學、燃燒化學中的重要反應為研究主題的階段已經到了！我們可以嘗試超越現在的技術，打造一部新儀器，讓交叉分子束實驗不止局限於做鹼金屬元素的化學反應，而是連其他各種各樣的原子與分子的碰撞反應都能研究！」

這段宣言和期待與李遠哲不謀而合，因為他向來堅信「肉眼看不到的東西要『看到』，就要追尋它的軌跡；如果追尋碰撞前的分子與碰撞後的分子軌跡，就可以看到化學反應是怎麼進行的。」這正是赫許巴赫教授與他一直走著的人類未知的路程。他也認為，憑著他的經驗與毅力，要打造出一部先進的，能「跨越鹼金屬時代」的「通用型」交叉分子束儀器，是有機會的。

於是，他也回應教授：「好啊！我可以接受這挑戰！」

不過，除了打造通用型交叉分子束新儀器，教授還指示他帶著研究生羅伯．高登做另一項「氫原子與鹼金屬二聚體（二原子分子）交叉分子束」研究，並說：「這項研究不用打造新儀器，之前已經有人把這部『信念』（Faith）做好了，就用它做實驗吧！」

他順著教授的目光望去，走近端詳後不禁自問：「這儀器怎麼那麼不理想？」

他之前在柏克萊加大親自設計打造的離子與分子束碰撞儀器，質譜儀能旋轉，能用不同速度來做碰撞，而碰撞後產物的質量可以分析，產物的速度與角度分布也能量測，計數器能計測到一顆顆的離子，精確度與檢測效率都很高，噪音也小，都是能贏得赫許巴赫教授讚譽之因。

然而，看過這兩部儀器的人都會同意：如果「信念」還在史前人類的「石器時代」，那麼李遠哲在柏克萊設計打造的機組早已經走過「銅器時代」了。

他深入了解「信念」，判斷與其大費周章用它做實驗，不如拆掉改裝。但是，赫許巴赫教授卻說：「這部機器好好的，怎麼要拆掉呢？」其他人也紛紛投下反對票，他只好用「信念」開始做實驗。

來到哈佛之後，李遠哲的時間精力被兩個不同研究題目分割。每天早上到校跟高登討論用「信念」做實驗事宜；下午帶著兩位研究生道格．麥當勞和皮埃．勒布列頓設計通用型交叉分子束新儀器；返家吃晚飯後，回實驗室繼續帶著高登做研究，工作時間表緊湊異常，腦子彷彿有兩部不同儀器同時運作。

專注工作之際，初入團隊的李遠哲也能感覺到其他同事「看好戲」的眼光。

柏克萊的勞倫斯放射實驗室雖被科學界譽為「宇宙的中心」，「自視甚高」的哈佛研究生儘管好奇，卻不免覺得：「到底這個柏克萊來的傢伙有什麼能耐？」逾半數成員常在室內翹腳抽菸斗，儼然一副大師派頭，一邊觀察他的動靜。

於是他開玩笑說：「不管你們要用多少菸霧，都掩蓋不住你們的無知。」（「It does not matter how much smoke you generate, it will not cover up your ignorance.）

這些人緩緩揚起嘴角，起身邀他抽菸，他則敬謝不敏。

他們等著看好戲，不久，真的等到了一場實驗事故，目睹李遠哲「出糗」。

有一天，李遠哲帶高登用「信念」做實驗，啟動電源讓高電流通過水冷銅管線圈，以便產生所需的強磁場，但是卻忘了打開出水口的閥門，使得冷卻水流入後卻無法流出。由於銅管線圈通水也通電，通電後銅管與裡面的水逐漸升溫，水壓急速增加，不久銅管爆裂，水溢流滿室地板，幸無人員受傷。

李遠哲有點難過，不明白為何會忘記打開冷卻水出口的閥門，也自責和高登沒有好好注意。他收拾善後，「信念」裡面全泡了水，水還流入幫浦，只好拆掉重新清洗。他心想：「既然已經拆了儀器，不如順便修改原本的設計再裝回去。」

於是他修改了多處，不需要的部分就拿掉。修改最關鍵之處是束源，「我把束源的距離拉近很多，讓束流增加，也就增加每秒分子碰撞的數目，讓它的信╲噪比提高。」根據他的經驗，「實驗成功的關鍵在於提升信╲噪比。」

修改並重新組裝「信念」後，成功做出很強的鹼金屬的二原子分子的束源。

這是因為鹼金屬原子最外圍的電子只有一個，它有磁性，二原子分子的化學鍵由兩個電子配對，磁性相抵消，因此沒有磁性；但是三個原子的分子總共有三個電子，具磁性。所以，他用不均勻的強磁場，讓鹼金屬的二原子分子不受磁場干擾從中間穿過；將鹼金屬原子與少量鹼金屬的三原子分子被不均勻磁場折射出束源，留下二原子分子，使它與氫原子束交叉反應。

經過改裝，到了事故後第二個星期，他向赫許巴赫教授說：「你看！現在，鹼金屬的二原子分子已經與原子和三原子分子分得很清楚，束流也很強，已經可以開始研究與氫原子的反應了！」

赫許巴赫教授並不知他已把「信念」徹底修改得更精密，還以為是機器拆開清理後更好用。後來他與高登如期完成實驗成果，也得到教授讚賞。

柳暗花明又一村，那群抽菸斗看好戲的成員態度丕變，對李遠哲大為改觀，讓他覺得，「這件事故對我來說，也算是好事啊！」

因為投入工作，李遠哲常常忙到夜裡才回家。

有天深夜，李遠哲從實驗室開車回家。冷清馬路空無一人，只有閃爍的紅綠燈相伴。他遠遠瞥見路邊的紅影，遂放慢車速並將車停駐路口等待，心裡還想著實驗的步驟。等啊等，「奇怪，紅燈怎麼還沒變綠燈呢？」他繼續思考實驗，繼續等待。然而，等了許久，綠燈依然沒亮。他看手錶赫見自己早已停等三十分鐘，這才發現錯把紅色的「停車」警戒標誌（stop sign）看成紅綠燈，竟一直傻傻地等待它變綠。

忙碌之際，他收到竹中暨臺大學長、任教臺大物理系的鄭伯昆即將來訪哈佛大學的信件，他欣然回覆表示將去接機。

五年未見的兩人，在機場相見欣喜不已。然而，前晚他熬到深夜才把實驗告一段落，匆匆回家小寐，此時來接鄭伯昆，腦筋仍盤算一整天實驗與新儀器相關事宜，因此，當鄭伯昆說著話，他卻有些反應遲鈍。「遠哲，你怎麼有點傻傻的？」鄭伯昆說話直白，還以為李遠哲做研究做成了書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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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用「信念」做研究，李遠哲還投注許多心血設計先進的「跨越鹼金屬時代的通用型交叉分子束新儀器」。

赫許巴赫教授有個習慣，實驗室設計製造的儀器命名首字依照英文字母順序。例如繼「信念」（Faith）的是「葛羅莉亞」（Gloria），接著就是李遠哲設計的通用型交叉分子束新儀器，取名為「希望」（Hope）。

「我們按照字母順序來為交叉分子束儀器命名，『希望』在字母表的下一個順位，不過這也確實代表我們希望遠哲會帶我們探索化學反應的全新領域。」赫許巴赫教授指出。

這一次，李遠哲在哈佛設計「希望」的過程與先前在柏克萊時完全不同。

實驗室很小，李遠哲沒有空間畫設計圖，於是請赫許巴赫教授尋找場地，「我需要一個繪圖桌（drafting table）讓我放製圖工具，在上面畫圖就可以了。」

教授在化學系大樓與周遭遍尋不著這樣的空間，最後竟然找到一個地方：清潔工的休息室（工友室）。於是，李遠哲將繪圖桌與工具搬進工友室，每天午餐後就拿著能移動X軸與Y軸座標且能精確轉動角度的圖尺，埋首桌前繪製設計圖。

室內約僅四坪大，工友們往往推著打包的垃圾袋進來，放下工具稍事休息，因而室內不時會飄散異味，但是他有時渾然不覺，更多時候是不以為意。工友偶爾好奇問他：「你在畫什麼？」他就停下來慢慢說明。

可以說，如果實驗室是李遠哲探索科學奧祕之處，工友室就是他首創通用型交叉分子束儀器的聖殿。然而，設計是一回事，在哈佛大學打造機器卻是另一回事。

在柏克萊，勞倫斯放射實驗室的機械工廠以製造質子加速器起家，技術精良，師傅數百人。反觀較著重理論研究、歷史悠久的哈佛大學，卻只有兩個小型機械工廠。

李遠哲雖然曾在勞倫斯放射實驗室扎穩設計與打造機械儀器的知識與實作經驗，但是板金、焊接、組裝等工作本非幾個人就能完成，所幸化學系機械工廠的總管喬治．比西耶羅（George Pisielo）非常能幹，也願積極投入，常常一起討論設計圖。

李遠哲常站在大桌前攤開一張比報紙還大、約兩公尺見方的設計圖，解釋設計構想，並指出每一個重要元件的位置與相應的焊接程序、圖上精密的螺絲孔序列等，說明得一清二楚。這位義大利裔總管不時盯著圖又望著他，讚嘆：「我在這工作二十年，第一次看到有人在我面前攤開設計圖，一面說一面畫，而且還反過來從我的視角對我解釋兩度空間圖上的三度空間設計，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被經驗老道的總管稱讚，他瞬間想念起遠在家鄉的父親，只是搖搖手，謙虛說道：「那沒什麼。我爸爸是畫家，我從小就看著他把立體的人物或風景畫在一張平面的紙上啊！」

李遠哲向來對工、農友善，一如以往在柏克萊與總管及師傅們亦師亦友，他在哈佛也與比西耶羅頻繁溝通、討論，成為好夥伴。比西耶羅建議他該去哪裡購買不鏽鋼材、該找哪間工廠焊接，並建議另一家精密工廠做進一步加工，甚至常開車陪他去買材料，監督焊接與加工等事宜。儘管這裡不比柏克萊一應俱全，友善的比西耶羅卻給予他莫大的幫助，兩人因而成為至交，有時還一起打棒球；獵雉季節時，比西耶羅獵到第一隻雉雞就送給李遠哲。「我看到雉雞嚇了一跳，不知道怎麼煮，只覺得羽毛真的很漂亮，」吳錦麗印象深刻。等烤好的雉雞端上桌，他們倆回想起牠原本漂亮的外型，也就無心將牠吃下肚了。

雖然比西耶羅幫了他很大的忙，但是，正因為機械工廠的師傅不夠多，專業也較有限，李遠哲必須緊盯細節，學會彈性應變。

像是鋼材在機械工廠加工時溫度會上升，此時材料也隨之膨脹，影響精確度。於是，他常常下午到工廠測量精確度是否符合他的設計時，還必須確定加工後的儀器溫度是否為常溫。例如在儀器很厚的鋼材裡打出一個直徑二十五英吋的大洞，他希望直徑的精確度能做到千分之一英吋到千分之三英吋之間，但加工後溫度還沒下降，鋼材處於膨脹狀態，他就必須等到夜裡儀器的溫度降低，隔天早上再去測量精確度。

此外，由於預算與時間限制，工廠如果出了些微的錯誤，他也無法要求重做，只能修改相應設備的設計圖來配合。如此一來，每一個相應的元件都需要配合著修改，藍圖也要重畫，牽一髮動全身，非常辛苦。實驗室裡的成員看到他彈性修改的能力都感到很驚奇。

專注打造之際，有一位他校知名教授來訪，看到李遠哲正在建構這部雄心遠大的通用型交叉分子束新儀器，好奇問道：「你要花多少時間做？」

「一年。」

「一年，哈哈哈，怎麼可能呢！」這位名師彷彿聽見痴人說夢，笑著走了。

李遠哲有信心能完成，仍不免戰戰兢兢，因為赫許巴赫教授說服化學系總務主任羅恩．瓦內利（Ron Vanelli）從化學系研究帳戶借提資金，光是一九六七年就預支八萬美元，絕對是一筆大數目，足見教授對他的信賴與支持。瓦內利主任的壓力也很大，每次來視察新儀器的進度，總是語帶威脅地說：「如果這部機器沒能成功，你以後五年就得留在哈佛做剷雪工人！」

這段日子，「希望」團隊緊密合作，感情很好。李遠哲總是很有耐性地說明構想，也聽取兩位研究生麥當勞與勒布列頓的意見，而李遠哲也深受教授信任。

「我們非常尊重他的判斷及意見，他在我的實驗小組時，我們會討論儀器或實驗的設計，有時討論後，他就會大聲的裁決（verdict）：『應該是沒有問題！（Should be alright!）』所以，每當他這麼說，我們就很有信心會成功。」赫許巴赫教授笑著說。

但是李遠哲卻覺得，赫許巴赫教授才是最強而有力的啦啦隊長。「每次團隊成員與教授討論儀器的設計，教授不只提供意見，總是不忘為大家打氣，並興奮地說：『遠哲，這一定會成功！』」

承載「首創世界第一部成功的通用型交叉分子束儀器」之冀望，李遠哲與兩位研究生孜孜矻矻努力拚搏，不到十個月，「希望」就完成裝機，並將進行測試實驗。

這部他在工友室設計的「希望」是否真能名符其實成為超越鹼金屬時代的希望？

一九六七年耶誕節前夕，李遠哲站在整座大機組的高處，一一解決組裝的問題，反覆確認。在臺灣當兵時原是視力極佳的「神射手」，來美之後過度用眼，鼻梁掛起厚重黑框眼鏡的他，總算抬起頭，以他習慣不加主詞的這句口頭禪，慢條斯理地說：「應該是沒有問題！」（Should be alright!）

在場的教授，博士後研究員與研究生們都如釋重負，知道不會有問題，不約而同睜大雙眼屏息迎接畫時代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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