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寂靜的邊緣歌唱──世界女性詩風景

 ◎赤裸的告白
〈自畫像〉    丹麥／薄德克（Cecil Bodker, 1927～）

雜草不知恥地
在我口舌漫生
在初嘗待放之苞的
一張床之中
而我髮茨之間的
紅樹林根部
沼澤之魚群
像正在逃逸的銀綠色
幻影動物

我的心
以它的細線
從我左側較低的肋骨
懸擺
假使它破碎
我會撒布它
像灰燼在我頭上
──或也許
像火藥
（李敏勇譯）

◆

女性的自剖在當代社會比從前常見，也更為坦然，這是因為女性的主體意識萌生，更能大膽地面對公眾，更勇於表現的緣故。詩人常常以「自畫像」為題描述自己，一如畫家的「自畫像」。
但畫家的「自畫像」畢竟是顏面的描繪，是從臉部的輪廓、表情的形色去呈顯自己；詩人的「自畫像」，不見得是以語言描述顏面，而常常見心性的流露，是意志和感情的點描。
讀丹麥女詩人薄德克的〈自畫像〉這首詩，不免想起北歐的幾個國度：瑞典、芬蘭、挪威、丹麥；想像在那冷冽國度女性詩人在作品中或許會呈現的特質。
記得，我在丹麥的印象是從挪威南下，由北往南，去看了安徒生故鄉和他家屋，再到哥本哈根，然後東行過跨海大橋到瑞典鄉間的廣漠草原，但見牛隻的身影點點移動；都市裡，歷史建築和當代建築交錯，構成街廓的典雅風景。
在哥本哈根的新港，從運河岸的另一邊，在夏天的黃昏，從咖啡館的戶外座椅，看著停泊在河上的船隻，看著來來往往的觀光客。一面喝著啤酒，身上披著店裡提供的薄毛毯，那樣的回憶彷彿就夾雜在詩的閱讀經驗裡。
這首詩，描述女性的情慾，以雜草喻粗話或大膽的情愛話語，似乎在回憶自己的初愛。女性的髮茨因歡愉的放縱而散亂，紅樹林的根部喻髮根，沼澤之魚群喻淋漓的汗水，並延伸為逃逸的銀綠色幻影動物。因為光的鑑照，而形成類似的幻影。
女人的情愛，描述自己的心，以它的細線懸握。而左側較低的肋骨正是心臟。心理和生理，精神和肉體，愛和慾，這麼坦然的女性心情，這麼大膽的女性表露，是獻出一切的愛情。
但是，假使心破碎了。這位女詩人說，她會撒布破碎的心，像灰燼一樣，撒布在自己的頭上。更強烈的是，破碎的心成為火藥。爆開的情愛之花會吞噬的不只是失落愛的人。


◎所以我決心活長長的一生
〈當我正最美麗的時候〉    日本／茨木則子（1926～）

當我正最美麗的時候
一個城鎮接著一個城鎮崩塌下來
有時偶爾在一個地方
我還可以望見一點點湛藍的天空

當我正最美麗的時候
我周圍的人都死了
在工廠，在海洋，在無名的島嶼
我失去打扮最好的自己的機會

當我正最美麗的時候
沒有年輕的人帶給我喜愛的禮物
他們都只知道行軍禮
出發去戰爭，留下的只是他們匆匆的神情

當我正最美麗的時候
我頭腦裡空空洞洞
我的心堅強
但手和腳曬得粟黑發亮

當我正最美麗的時候
我的國家戰敗了
所有那一切怎會發生呢
我捲起袖子走上我受屈辱的街市

當我正最美麗的時候
收音機播放爵士樂
我傾聽甜蜜的外國情調樂音
就像我禁菸後再抽菸一樣

當我正最美麗的時候
我是多麼不快樂
我是多麼笨拙
而且多麼嚴重孤獨
所以我決心活長長的人生
像老人魯奧
他在老年畫了他最美麗的作品
假使我做得到
（李敏勇譯）

*譯註：魯奧（Georges Rouault, 1871～1958），野獸派畫家。

◆

一九二○年代，正是我這一代父執輩或母執輩出生的世代，他（她）們大多被捲入二次世界大戰，分別在戰敗國或戰勝國的歸屬裡支出人生之路。
日本，發動珍珠港空襲，引發太平洋戰爭。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戰場，遍布著日軍侵略的事證。戰敗，象徵著日本的重大挫折。兩顆分別炸在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把戰爭破壞而形成的廢墟印照在自己的國土。
茨木則子的青少年與日本的戰爭經歷重疊在一起。二戰結束，她以近二十歲之齡，正是青春年華時，面對戰敗的廢墟。一如戰後代表性的「荒地」集團所稱，在意義喪失的年代尋覓自己的人生。
因而，茨木則子說「當我最美麗的時候」：「一個城鎮接著一個城鎮崩塌下來」「我周圍的人都死了」「沒有年輕的人帶給我喜愛的禮物」「收音機播放爵士樂」；因此「我是多麼不快樂／我是多麼笨拙／而且多麼嚴重孤獨」。
但茨木則子說，因此她決心活長長的人生，像魯奧一樣，在老年畫出他最美麗的作品。「與她同時代的『荒地』詩人；宣稱要走過廢墟；或說現在『向右去，向左去，都是我的自由』」，都展現了日本戰後詩極具時代風格的特徵。
背負著戰敗的苦悶，不只日本的男性詩人咀嚼生的意義，女性詩人也深刻地探索生的議題。讀茨木則子的詩，能夠感應到深刻的女性抒情。
不是閨秀心情，而是活生生血肉化的人生體驗，流露出一個女性活下去的覺悟，並且擦拭著人生的傷口。就像她的一首詩〈六月〉，不斷坦露永遠不要失去的憧憬，追問有某個地方也許會有美好的村落、美好的人們。
不是氣餒、不是絕望，但也不是童騃性的樂觀主義。茨木則子描繪她的二戰後視野，描繪了我母親一代的人生情懷，見證了時代，也見證了女性溫柔、堅韌的生命力。


◎我是那感動你的人嗎？
〈再告訴我〉    土耳其／妮嘉爾‧哈林姆（Nigar Hanim, 1862～1918）

我是──在整個世界──現在──你唯一的愛？
我是你愛的唯一對象嗎？
假如情愛的狂熱在你心靈，
假如愛的春天永遠在你胸懷──
對我那是一切嗎？再告訴我。

就現在告訴我，我是那感動你的人嗎？
你所有的暗澹思想，你所有的悲傷。
讓我分擔你的感覺，你的所想。
來吧，我的愛，灌注到我的心。
無論給你如此多痛苦的是什麼，
再告訴我。
（李敏勇譯）

◆

在歐亞交界的土耳其，象徵西方與東方邊界、也像是橋樑的土耳其，二○○六年出現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家：奧罕‧帕慕克（Orhan Pamuk, 1952）。伊斯坦堡這個城市，在帕慕克的白、黑、紅裡呈現多種特有的土耳其文化情調，分別是《白色城堡》（一九八五）、《黑色之書》（一九九○）以及《我的名字叫做紅》（一九九八）三部小說的意境，與波蘭導演奇土勞斯基的「紅」「藍」「白」三部電影，以顏色探觸愛、自由、平等的主題，帕慕克探觸的是留有鄂圖曼帝國形影的當代土耳其，特別是呈顯在伊斯坦堡的心靈風景。 
土耳其當然也是一個西方文化影響下的國家，現在已是歐洲共同體的一部分，但土耳其又顯示了與其他歐洲國家不一樣的形色，宗教上的差異化明顯地反映在與基督教教堂塔尖鐘樓不一樣的回教寺院的圓頂塔樓，在教堂裡和寺院中，同樣虔誠但不一樣的信仰，在舉手投足之間流露著。在這樣的國度，孕育著許多文學心靈，既咀嚼了本土的文化性，又顛覆著自己所屬的文化肌理。
妮嘉爾‧哈林姆出身世家，父親是土耳其的省長，讓她七歲時就到法國求學。早婚的她，十四歲就成親，但在幾年後就結束了非常不快樂的婚姻。熟嫻東西方文化的這位土耳其女性，通曉包括法文、波斯文、希臘文、阿拉伯文和德文等多種語言，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她以多冊詩集，一本文學的情愛書簡、散文集和劇本，為她的人生做了見證。
沒有美滿的婚姻，甚至經歷非常不快樂婚姻生活的她，在詩裡強烈地探問著愛，索求著愛。〈再告訴我〉的行句裡，經由對話，可以體察到男與女之間，以提問而呈現的強烈愛情意願。在世界，在當下的世界，索問著自己是否對方唯一的愛；追求著情愛的狂熱和愛的春天。這樣的急切，在土耳其這樣的國度，在回教社會，這無疑是異質性的情念風景。但是，妮嘉爾‧哈林姆是一位從自己所屬國度與社會飛躍而奔放出去的女性，她不只索求，不只追問，她也大膽給予。她要分擔，要從對方的回答，勇敢地去分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