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世界是一場派對

〈大家都是這麼做的吧？〉

來咖啡廳見我的人，他們的人生樣貌各有不同，但是煩惱都驚人地相似。

我曾經聽過一種說法，說假的算命師有個萬用起手式，就是問人們：「你最近是不是有金錢或感情的煩惱？」這個問題十之八九會命中，因為，誰會真的沒有金錢或感情的煩惱？或許正因為不同的人卻有相同的煩惱，人們才會被陌生人的故事感動。聽故事就像是逛一個跳蚤市集，在繁多的人生故事中，總會找到和自己類似的情節。

有時候，我會遇見這樣的客人：對我抱著超出現實的期望。其中有些人是追蹤多年的讀者，有些人則是最近在書店翻到我的書，對裡面的情節心生嚮往，之後才預約的。對於這樣的客人，我往往感到有點壓力，畢竟自己並不是他們想像中的解答者──如果可以，我也希望自己能像《解憂雜貨店》那樣，將客人所有的煩惱消化完，再把完美的解答寫成信件、放進牛奶箱裡。

上個月我遇見了M小姐，因為是平日的關係，她是當天唯一預約的客人。她說自己有很嚴重的情緒問題，在家休養的這一年裡，已經試過所有想得到的方法：諮商、塔羅牌、求神拜佛喝符水……全都試了一輪，而我是她嘗試的最後一站。

「書中的那些人，都是和你聊完就好起來了，對吧？」M滿懷希望地問，「書裡每個人在故事的結尾都獲得了自己的幸福，我相信我也可以像他們一樣。」

「他們來找我的時候就帶著答案了，我只是幫他們找到答案。這樣說起來，不能算是我的功勞吧。」我笑著回答，「不然，妳先和我聊聊自己的故事吧。」

M思考一下，吸了一口氣：「這一切都從那句話開始。」

男人指著她的肚子：「小孩真的是我的嗎？」彷彿八點檔戲劇的臺詞，但現實中聽到時，比起刺耳，更多的是對一個人的失望。

M說，她後來離開了那個男人、拿掉了小孩，也開始找工作，並找到了一份薪水與待遇都很不錯的職務；同事相處融洽，工作也很有未來發展性，只差在自己的主管──有著嚴重的情緒管理問題，在工作內容之外，常常用難聽的言語奚落她，那讓她想起前男友的不信任，也想起童年時曾以言語傷害自己的爸爸。究竟是誰在自己心中埋下最深的壞根，混雜的記憶有如用剩的顏料，早就讓她的內心汙濁不清。

工作的部分一切都很好，除了那位主管。就像生命中所有的不滿足一樣，和完美的距離往往只差在讓我們在意的那根刺，偏偏那根刺的存在並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隨著時間過去，主管對M的汙辱越來越不堪入耳。從過去到現在，所有的刺全都扎在同一處傷口上，終於讓M的世界走向崩潰。可怕的是，即使離開了那個男人、辭去了不喜歡的工作，那些他人造成的傷痛卻從未跟著剝落，不論在家休息了多久、看了多少次身心科都無法改變。

「這就是為什麼我來找你的原因。」 M對我細數著自己排開了哪些事情、最後經過了哪些糾結，才完成了今天的預約。

我問：「妳剛才說來找我之前，已經試過諮商、占卜，也做了心靈療癒的課程，這些服務常常強調自己的專業和療效，但我的預約網站上已經明白寫著『可能不會解決你的煩惱』的說明。如果前面這些方式妳試了都沒效，怎麼反而會相信沒有諮商證照、大學才剛畢業的我呢？」

M一時語塞。

我告訴M，其實我自己也常常下意識地把希望放在技微末節的事情上，像是「買了這枝昂貴的畫筆，繪畫功力肯定會大幅提升」之類的。但是世界不是這樣運行的，一次成功經驗背後，必定有複雜的脈絡，並不是達成一項條件就能保證成功。與其把信任全部交給別人，不如放一些在自己身上。「雖然我不能解決妳的煩惱，但是妳可以。」

我說。

M離開時，時間已經超過了預約時段一陣子。西曬的陽光透過窗戶，映著冰茶留在桌上的水漬。

她笑著說，自己以前也聽過類似的話，但這次的感覺好像有點不一樣。她問：「我的年紀與歷練都比你多一截，我很好奇，你怎麼能說出這些話呢？」

我回答，因為每個來到我面前的人，都是煩惱纏身的狀態，雖然他們最後解決煩惱的方式都不一樣，但整理心情的方式其實大同小異──沒有人是透過全然把快樂放在別人身上，而獲得幸福的。

〈怎麼辦〉

大學的設計課程中，有一堂課是與雲林所屬的鄉鎮進行產學合作，我們的期末作業就是去這座小鎮製作一項公共藝術。這座小鎮以種植玉米聞名，在幾次探訪及實地考察後，我們開始以玉米這個媒材發想、討論，最後定案在社區中心前的一道水泥牆上進行創作。

卡車載來了一座堆得像小山般的玉米。我們在牆面鋪上鐵網，踩著梯子爬上爬下，將一根一根玉米穗插在鐵網的格子中；從白天到傍晚，眾人協力完成了這幅巨大的創作。遠看時像是一幅畫，而近看時，又變成一支支玉米穗，就像一幅印象派畫作一樣。完成的當下，大家得到了滿滿的成就感，飢腸轆轆的我們一邊在社區中心的板凳上吃著便當，一邊欣賞自己的作品。

一部分的人開始擔心，這項創作沒辦法維持太久：風吹、日曬和雨淋，甚至是路人經過時拿走幾隻玉米穗，都會讓這幅畫作漸漸消失，使得這個作品在完成的當下，就注定了肉眼可見的凋零。另一部分的人則說，就是因為它只有現在這麼完美，所以才有價值呀，像是櫻花盛開的季節一樣。

每個人對世界的變化都有不同的解釋，兩派人的想法都有各自的匱乏。站在對業主交代的立場，第一種擔心是必要的，我們可以試著替換媒材，或者搭起遮雨棚，用各式各樣的手段盡可能維護作品；要不然，派人定期回來修補總行吧。這也是我當下的想法，在那時候，第二種論點簡直就像為了省事而強辯的說詞。

那座小鎮離學校約有半小時車程，和我們平常的生活圈完全不重疊。大家完成這項期末作品後，便開始放暑假，也漸漸忘記了這件事。那年暑假我沒有回臺北老家，而是和同班的室友留在租屋處。我很喜歡住在雲林，喜歡慢吞吞但自在的生活步調，但雲林也是個讓人無聊得發慌的地方。在一個沒事的上午，我向室友提議：不如花一天來看看這一整年我們做過的公共藝術吧。他手邊也沒什麼重要的事，吃完早餐、戴上安全帽，兩個人就出發了。

這一年來，我和他在雲林的創作遍布各個鄉鎮，有些是立體創作，其餘大部分都是壁畫；從高速公路休息站，畫到餐廳的三樓牆面，一邊騎著兩輛摩托車、載著幾桶油漆到處跑，一邊祈禱當天不要下雨，想起來是段有趣的回憶呢。

我們回到舊作品前拍照，也聊聊當時的情景；很多圖在保護漆的作用下，竟然沒有太多損傷，就像上禮拜才漆上去的一樣。我們在第三件作品前，突然想起當時用玉米梗畫圖的課，看看地圖，位置也離得不遠，臨時決定騎去看看。於是我們又戴上安全帽，雖然天氣炎熱，好奇心還是帶著我們繼續上路。

機車載著我們繞過數不清的田地，最後終於看見小鎮的路標。我們下車、立好側柱，終於在社區中心旁看到那幅作品。離上次見到它大概也只過了幾個月吧，但玉米梗腐爛、消失的速度超過我的想像──即使牆上的圖案仍保有輪廓，瞇起眼來看，還是能依稀看見當初完成的樣子。真慘呢，室友感慨地笑著，比起油漆畫上的壁畫得以保存完整，它幾乎可用「體無完膚」來形容。當下的我沒有太多想法，只是笑笑地附和他。拍完照後，我們繼續上路，完成巡視作品的一日小旅行。

關於這件事的想法就這麼擱著，每天瑣碎的記憶讓那幅玉米梗構成的畫在我的記憶中漸漸淡出。這些年來，我不再到處畫壁畫、做公共藝術，開始了新的創作，畢業後也離開了雲林。我偶爾懷念過去的日子，也努力過著新的生活。

室友是雲林當地人，有一天他無預期地傳來那幅作品的照片。「我剛好經過這裡，沒想到已經變成這樣了呢。」他說。

過了五年，那些玉米梗早已盡數剝落，幾乎已經看不出來曾有一幅創作在原本的牆上，我這才赫然想起，當初曾有持兩種不同想法的同學。不知道是親眼見證作品如生命週期般凋零的過程，還是這些年來經歷的事物更迭，造成內心的改變，我發現自己更想相信第二種同學的想法。除了讓每件事都盡善盡美以外，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就是全然接受自然變化的灑脫，將人生每一種樣貌都視為正常，一朵花盛開到落下的過程，都有各自的價值。

經過更多年的成長，現在的我反而希望自己能多一點天真浪漫，更專注在飽滿的當下，少一些不安的雜質。或許每個當下都像那幅用玉米梗畫成的圖，往後每一次回顧，回憶都會隨著時間剝落一點；第一次回顧的當下看見九○％，再來剩下五○％，最後只剩寥寥無幾的幾片葉子掛在牆上。

那時候，這面牆已經預備好成為下一幅畫。

〈隨時可以回去的地方〉

大學的某年暑假，我被一間動畫工作室錄取，在那裡當實習生。本來以為實習內容是做些打雜的事，老闆卻在面試時破天荒地決定，讓我在實習期間直接負責一支動畫的開頭部分。當時我的夢想是成為動畫師，從沒想到真的有機會參與大型專案，滿腦都是自己完美執行專案後，一步步當上動畫總監、築夢成功的畫面，為了搭配專案的製作時程，我特別和學校請了一整個月的假，想辦法提早考期末考、交報告，就是為了能提早北上實習。上班前一天，我幾乎興奮得睡不著覺。

附帶一提，那年暑假我還報名了電視臺的配音班課程，一週上課五天，因為我那時候的夢想除了動畫師，還包含了配音員。在正式上班前，我跟老闆進行了一番協調，於是我白天上班，傍晚騎車去電視臺上課，晚上九點下課後，再回到工作室加班，行程簡直充實得可怕。那時候晚餐時間往往只有十五分鐘，而我最常吃的就是八方雲集的水餃，因為只需要幾口就能快速解決一餐。有時候下班已是凌晨兩、三點，連捷運都沒得搭，只能坐四十分鐘的計程車回家。當時我常在訊息中跟朋友開玩笑，好像每個成功的人都要熬過這一段，以後到處演講才有故事可以說嘛。在辛苦的當下，我發現拿這個想法激勵當時的自己滿有效的（結果最後我沒有成為動畫師，也沒有去當配音員，這就是人生吧）。

工作室的氣氛很輕鬆，同事間的相處也非常好，下班後經常相約去喝酒、吃好料。老闆似乎很賞識我，從第一天上班起，就開始和我商量未來的人生計畫，也讓實習生的我享有正職的所有待遇。那時候，一切都有種起飛的感覺，我手頭的專案也順利地進行著。那支動畫以臺北的街道為場景，所以我偶爾會帶著素描本走出工作室，在街上考察房屋的模樣，再到建國南路上的麵包店買幾個甜甜圈回去給同事吃。那時候，我幾乎確定自己實習結束後仍會留在工作室，或許會休學，或許不會，就這麼走上動畫師這條路。

直到一個月後，案子在一夕之間因為一連串的原因徹底失控（因為各種技術層面與主管機關等等大人的原因），導致我得先將自己的動畫做完，老闆才能接手將作品完成；再加上交稿期極度緊湊，造成有一陣子我經常得與老闆兩人徹夜留在工作室。最恐怖的是，成品常常在交稿後才被推翻，又得從頭開始製作新的版本。有一次加班加得累了，老闆從工作室的酒櫃裡拿出珍藏的威士忌，說這是一部經典特務片裡出現的酒，他倒了一杯給我，兩人邊喝邊加班（別感到奇怪，這就是創意產業的工作型態）。那年我十九歲，這是我人生第一口威士忌，記得那是一口嗆鼻的味道。

隨著那瓶威士忌水位下降的速度越來越快，我在凌晨坐計程車回家的次數也跟著越來越多。午夜的計程車上是個思考人生的好地方，我常常靠著車窗想：自己本來很喜歡做動畫，為什麼才因為幾個月的加班，就讓我對「做動畫」這件事感到痛苦？是因為熱情無法支撐工作的衝擊感，或者我就是老人口中那些抗壓性不夠的草莓族、沒用的年輕人？我一直不敢把這個想法說出來，努力撐到最後交稿的那天。上班時看著同事時，我總是想：為什麼自己沒有像他們這麼熱愛動畫，愛到即使這麼辛苦，還是愛呢？

度過幾個讓心神燃燒殆盡的夜晚後，手上的專案終於順利完成，成品在兩個月後的國際活動中成功展示。透過轉播，那部動畫被全世界看見，但我卻再也不想做動畫了；即使我仍然熱愛那些融合美感與科技的影像，卻對於把動畫當成工作感到無法承受。後來配音班的培訓期也跟著結束。培訓的學費很昂貴，再加上來回的交通費，那幾個月在工作室賺的薪水可說所剩無幾，但我既沒有要當配音員，更不想當動畫師，有種努力之後卻什麼都不剩的空虛感。

實習最後一天，走進工作室時，我準備和老闆坦承自己的想法。一想到那個每兩天問我一次要不要轉正職的老闆，待會又要更苦口婆心地挽留我，整個對話又會變得更加煎熬，說不定當下茫然的自己甚至會這樣被說服呢。

「沒關係啊，我和你一樣大的時候，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老闆笑笑地說，出乎意料的，他只挽留了我兩句就放棄了。「但我那時候可不是什麼都沒做，而是什麼都做過，我以前還是無名小站的有名插畫家呢。」他打開資料夾，翻出了十幾年前的作品，我這才第一次看到他堪比國際水準的畫作（在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老闆會畫圖──補充一個冷知識，動畫工作者不一定都善於繪畫），老闆說，那時候他也壓根沒想過要開動畫工作室。

「去吧，但如果你在其他路上走得累的話，我們工作室的門不會關，你隨時都可以回來這裡。」老闆說。

我不知道這句話到底是當下氣氛的產物，還是真心希望我能成為他事業裡的一分子，總之，那是令我難忘的一句話。那天，我們終於一起喝完那瓶威士忌，然後我拖著帶著裝滿衣服的行李箱回到雲林，繼續念完剩下的兩年大學。那年的暑假似乎什麼也沒得到，但又好像多了一些什麼。

幾年過去了，我一直記得那個「隨時都可以回去的地方」，但是我再也沒有回到工作室。去年出書時，寄了一本新書到工作室送給老闆，他在臉書回覆我的訊息中說：「你當過這裡的實習生，真是我的光榮呢。」

後來我愛上了威士忌；老實說，並不像老饕品美酒那樣專業，只是外行人單純喝氣氛的，我常和朋友開玩笑，威士忌對我來說就是加班的味道，雖苦又令人懷念。

這段旅程像是爬一座山，只不過「隨時可以回去的地方」再也不是我的山頂，而是成為我放進登山包中的裝備。我其實知道自己不會真的回去，但在這段孤獨的創作旅程中，能有一句讓自己記著的話，心中確實踏實不少，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人們說，語言是有力量的。

一直以來，我都有很多地方能回去，但每隔一陣子，眼前就會出現更高、更吸引人的山。只是，爬得這麼努力，究竟要爬到哪裡去呢？我想只有時間知道，而那些因為轉換道路而錯過的風景，也時常提醒自己毋須惋惜。

〈一個挑戰〉

我總幻想著，除了自己以外的大家出生時，應該都拿到了一本「教你如何交朋友」的手冊，而這些年來，我也一直想找到那本手冊。如果把社交當成一種技藝，就像捏陶或彈吉他，那麼只要不斷練習，應該就能持續進步吧；或許有一天，我也能談吐生風，輕鬆自在地與陌生人聊天。到時候，在這場派對中，我就不會感到格格不入了吧？

長年以來，「內向」是我最想改變的一件事。我一直相信內向是一種缺點，因為內向，讓我不敢跨出自己的世界；因為內向，讓我在每一場社交活動的前一天晚上輾轉難眠。我曾經付出非常大的時間與心力，靠著與陌生人聊天，用大量練習來改善內向的本質。在整整五年的嘗試後，儘管我的口條進步許多，也確實更能表達自己，但我只得到一個結論：內向就是那件在我生命中無法改變的事情。

奮力一搏後仍無法達成的失落感，比什麼都不做時還要強烈；彷彿這些年來，每個陌生人在我的面前說過的祕密、掉過的那些眼淚，還有我每次對著新朋友冷汗直冒的嘗試，都成了一連串的無意義。

有一段很著名的禱文，很多人可能曾經聽過：

「神啊，請賜給我平靜，去接受我無法改變的事；請賜我勇氣，去改變我能改變的事；請賜我智慧，讓我能夠分辨這兩件事的不同。」

在社會氣氛的潛移默化下，我們一直認為要不斷努力、力爭上游，在這樣的人生過程裡，我覺得第一件事是反直覺的，也是最困難的，因為「接受事實」其實並不像字面一樣毫不費力。這時候，就要提到二○二○年上映的動畫電影《靈魂急轉彎》。在電影劇情裡，每個人的性格、怪癖和嗜好都是預先決定好的，這個橋段給了我很大的救贖。或許你會說，不對，每個人出生時都是一張白紙，出生後的環境才是形成個性的關鍵。我覺得這個想法也很合理，只是絕大部分的人都沒辦法控制自己的生長環境，當我們成長到某個階段、開始回顧自己生命歷程的時候，那些幼年時所形成的性格，不都像是「被預先決定好的」嗎？

從沒有失去過的人，對擁有的認知也會很有限。我回顧起這些年的歷程，人們和我交談後所給的回應都不是「和你聊天真有趣」「你剛才說的那件事好好笑」──這些回應都不是屬於我的──他們說的是「謝謝你願意聽這些」。原來個性並沒有好壞之分，也許世界上多的是善於發話的外向者，但是內向者仍有存在的價值。接受現實比改變現實還困難，對我來說，自己繞了太長的一段路，才終於明白這件事。

〈萬巒關係〉

我喜歡的創作者曾在直播中分享過一段大學時的故事。他念的是人類學系，畢業前和同學一起去做了兩個月的田野調查。一行人來到位於屏東萬巒鄉的一座村落，由於村裡沒有旅館，十幾個同學就借住在當地小學的某一間空教室裡，在寒流來襲期間打著地鋪、洗冷水澡，過得相當克難。那是一個手機並不盛行的年代，更可以把注意力放在人身上。田野調查結束的前一晚，他對同學說：「我們現在感情非常好，可是回到臺北之後，我們一定不會再連絡了。」大家笑著回應他：「不會啦，你想太多了，我們以後還會是好朋友的。」大家在那兩個月裡與當地人一起生活、同桌吃飯，也認識了不少新朋友，離開前，大家紛紛掉下了不捨的眼淚。但事實證明，一行人結束調查後不過一、兩個月，就再也沒有連絡了。倒不是因為大家絕情，只是結束封閉的生活、回到各自的生活圈後，那樣的感覺就再也回不去了。

那次直播中，他大概只花了三分鐘偶然提到這個小故事，但我和室友卻聽得心有戚戚焉，一直記到今天，因為生命中有太多類似的經驗：一群人朝夕相處，在同一個空間為同一個目標努力，撇除掉必然的爭執、誤會，一群人快速產生的向心力，在當下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就像畢業旅行時與導遊建立的感情，讓我們在營火晚會中感性地聲淚俱下；結束後卻有如大夢初醒，完全弄不明白當初感動的脈絡。簡單來說，就是：我那時候到底在哭什麼？

我和室友聽到這個故事時，勾起心中太多共鳴，聊天時還笑著以這個故事發明了一個詞彙「萬巒關係」來形容這樣的情感，而這四個字也幾乎能套用在我們每一段群體相處的記憶中。只是在那天之後，「萬巒關係」的概念似乎已經在我腦中生根，在一段時間裡與一群人相處時，那股恨不得將自己掏空、把所有祕密和心事分享給群體的感覺越強，明白一切終會結束的感慨也越濃厚。而發明這個名詞後，每一次的關係也都像事先寫好腳本一樣，隨著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迅速冷卻。

大三時，有個臺北的設計工作室舉辦了一場傾訴體驗活動，邀請我擔任活動主持人。他們在松菸的倉庫中搭建了一個小房間，舒適、溫暖、隔音好，接著邀請一個個路過的民眾進房與我對談，傾訴一個最近的祕密。那幾天的活動非常順利，好幾組體驗者都在我面前聊到掉下眼淚，團隊人員也總會在下一組體驗者到訪前和我聊聊，問我需不需要暫時歇一會。最後一天的活動結束後，我們撤完房間裡的道具、走出倉庫，在半夜的臺北街頭找宵夜吃。最後，我們在一間麥當勞坐下，聊著這幾天我聽見的故事，感性的，理性的。

他們特地準備了一張寫滿的感謝卡和禮物。由於那次合作的酬勞已經由主辦單位支付，所以團隊其實不必做這件事，但整張卡片卻還是寫得滿滿的。我們互相交換了彼此的連絡方式，談論活動結束後各自的計畫。團隊裡有人是馬來西亞來的交換生，還不確定能不能繼續留在臺灣；也有人是我的同校同學，活動後還是有機會在學校碰面。他們說，之後還有機會在別的地方舉辦體驗活動，到時候再一起合作，一起吃飯吧。

寫這篇文章時，事情才經過了兩、三年，我卻已經想不起團隊裡任何一個人的名字，甚至想回憶每個當下的感覺，都要靠著當時的筆記和貼文，才能勉強拼湊出片段。萬巒關係的效應，加上繁瑣的日常沖刷，將感動稀釋到連自己都認不出來，沒有一次例外。

記得國小的畢業紀念冊上，大家很流行用連筆寫下「友情可貴」。現在早就過了那個期待凡事長久的年紀了，長大後，我們越來越難輕易說出「永遠當好朋友」「以後還要保持連絡」這類的話，也越能明白，除了自己以外，不存在真正長久的陪伴；即使是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也都有各自的人生要過。我覺得每一段關係都是萬巒關係，只差在維持的時間長短，和能不能預見結束的時機而已。每次相聚都有可能是最後一次，感動也是；大家永遠有更適合自己的生活圈要回去，朝夕相處建立起的革命情感，只需要幾天的轉變，就會通通成為模糊的過去。長大後與人的情感，似乎在選擇更多、社交經驗更健全的情況下，變得更擅長濃稠，卻也更容易淡泊。

〈名為禮貌的警戒線〉

下午走進西屯區一間朋友新開的藝廊，挑高格局、超大落地窗帶進充足的日照，光斑透在室內悉心照料的植物上。一樓是工作室，二樓是藝廊，整個空間高雅內斂，讓初次拜訪的我驚呼連連。

我拖著塞滿小行李箱的手稿和畫作走上二樓，接下來的一個月，我將在這裡舉辦一場展覽，展覽名稱叫做「待辦事項」。引導我布展的是藝廊的C小姐，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她將展間的桌子移開，清出一片讓我能自由發揮的空間。我將行李箱打開，小心翼翼拿出一個個展品，鋪在地上，就像出國旅行的最後一天，把所有戰利品都放在旅館地毯上一樣。我們禮貌地閒聊了幾句，後來發現她似乎不好意思離開二樓的樣子。我看著展區，覺得這梩的空間很單純，應該沒什麼需要擔心弄壞的地方，所以我對她說，我自己來沒問題的，如果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可以再和我講。C點點頭，下樓前還叮嚀我，如果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再跟工作人員開口就好。

我有一些習慣，是我自認為能讓人感到舒適的舉止，比如非常專注地聽對方說話；比如觀察對方談話時對每一句話的反應；比如任何動作前後都加上「請」和「謝謝」，就像兩個陌生人第一次見面時，最客套、最有禮貌的狀態。試著預期會不會造成別人的麻煩，是我從小內建的思考模式，我也一直相信這些習慣是一種美德。當時我想，C或許還有重要的事情要忙，只是身為藝廊的員工，必須禮貌性招待來布展的畫家。害怕造成別人困擾的機制於是提醒自己，應該這麼對C說。最後，我在藝廊牆上掛了七幅畫、擺滿一整桌的手稿，加上其他分散的展品，完成了一個簡單的小展覽。

接下來的日子，我來到藝廊的次數越來越頻繁，除了在展期間偶爾來辦活動，有時也特地騎車過來看看展覽的狀況；漸漸的，我不需要靠導航，就能前來這間離家有點距離的藝廊。撤展日那天，我又帶著空行李箱來到藝廊。推開門後，我熟門熟路地走上二樓，C也來到展間，協助我拆下展牆上的掛畫。

C說：「展覽期間的週末，有滿多你的讀者來拍照看展的；有個國中生甚至每個禮拜都坐很久的車來看展，還拜託我和你要個簽名，下次再轉交給他呢。」

「這樣啊，當然沒問題。」我挑了一張明信片，謹慎地簽上名字，再交給C。

「不過妳應該還有重要的事情要忙吧？我可以自己撤展沒關係，等收拾完，再下樓和你們說。」我看著她的眼睛說。沒想到，C搖搖頭說，其實她今天沒有上班，只是當做週末來找朋友聊聊天。一起收拾完展品後，我們便盤坐在木頭地板上聊天。C說她也想過和我一樣當個全職畫家，只是一直卡在覺得自己畫得不夠好，才遲遲沒有開始大量創作。但我的想法不太一樣，我說：「擔心畫技不夠好而害怕開始，才是最可惜的，因為等到覺得自己夠好的那一天，說不定已經來不及了。」

「啊，對不起。」我看了C一眼：「我沒有別的意思，我想說的是……」

「你是不是又害怕冒犯到別人？」C打斷我，接著聊起了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你那時候給人的距離很遠，就像身邊隨時拉著幾條警戒線──不是敵意的那種，而是太過保持禮貌而出現的感覺；但是也很難靠近就是了。如果人類表現出的友善可以量化，那麼第一次見到你的友善度可能是八十分。以一個陌生人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很不錯的分數。只是就算日子久了，在那道警戒線外，還是沒有人能跨過八十分的線。」

我說，這是因為我很害怕冒犯到別人，或造成別人困擾的緣故。

「冒犯就冒犯吧，」C說，「如果一個習慣會讓你拒世界於門外，那就是對你不好的習慣，哪怕它的出發點是好的。」

我沒有說話，但C可能感覺了到我的震驚。我沒有說出口的是，她所說的「習慣」，可能就是我多年來相交滿天下，知心無幾人的原因。我從沒有想過，害怕冒犯到別人的「美德」竟會讓自己離世界越來越遠；就像一個腳底帶著汙泥走進高級場所的人，深怕自己的一舉一動會破壞這裡的一塵不染，最後離開時，也確實什麼都沒辦法留下。

卸下一些原本的堅持，就算冒犯到別人也沒關係，從六十分慢慢努力到八十分、九十分，把那些禮貌留在第一次見面就好，「這樣你會比較好過。」C說。

那場展覽結束後，我和C成了保持連絡的好朋友。

這應該會是我一輩子的課題：如何在未來的旅途中，將一部分原本的自己放下來。我想起喜歡的作家張西寫下的：「我們若不知道該怎麼對待自己，也會對於該如何對待別人感到束手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