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閱 1/2

10到25:激勵年輕人的科學【引領下一代的革新方法,同時讓自己更輕鬆】

第二章 導師心態

三種思維模式

二○一四年,我們發表了明智回饋研究,證明結合高標準與高支持的重要性。但在這之後,我注意到:問題不在於科學研究本身,而在於研究的解讀方式。我看到越來越多人將我的干預措施描述為對複雜問題的簡化和廉價的解決方案。作者丹尼爾.科伊爾在他的書《高效團隊默默在做的三件事》中稱之為「神奇回饋」,這讓我感到困擾。

明智回饋的祕訣不在於便利貼裡的內容,而是在年輕人極度敏感脆弱時,給予他們人性的尊嚴和尊重;這不是魔法,而是人類的本質。我甚至開始擔心會有商人把心思放在銷售預先寫有明智回饋的便利貼,聲稱它們能神奇地消除成績差距。

在我踏進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尤里.特萊斯曼的微積分課堂後,我的擔憂迅速轉變為一項使命。尤里是一位傳奇數學教育工作者(以及其他多重身分)。我在獲得終身教授資格不久後,前往參觀他的課堂,因為那時正是開始提升大學教學能力的最佳時機,而我的所見深深影響了我——是的,特萊斯曼正是明智回饋便利貼的具體範例。但他並不是只給學生一張便利貼和一個微積分方程式,然後就讓他們自行應變。他有一套詳盡的支持系統,幫助所有背景的學生掌握微積分,並有機會成為專業數學家、工程師或科學家。

觀察特萊斯曼使我意識到,我們這些身處學術象牙塔的人可以從觀察專家在教學現場的實踐中學到很多。由於渴望尋找更多實例,我遇到了史黛芙妮.岡本,當時根據幾個內部指標,她是微軟裡最出色的經理。隨後,我找到NBA最佳投籃教練奇普.恩格蘭,接著,我還找到了一位美國最成功的中學教師、一位天體物理學博士生、一位極具效能的教養專家,以及其他專業人士。

透過多年觀察和訪問這些導師,我發現他們與成就相對較小的同事之間的區別,在於他們的導師心態。這種思維模式與明智回饋便利貼的方法相似,當然,這裡所指的導師心態更為深刻且微妙。

我之所以稱其為一種思維模式,是因為它是一種世界觀和一系列行動;不僅僅是簡單的陳述,還包括具體的行動。此外,這些具有導師思維的指導者遠比那些採用執法者和保護者思維模式的同行要有效得多。

一切源於恐懼和擔憂

理解執法者、保護者和導師心態的最簡單方法,是研究圖2.1中呈現的框架。首先要注意的是,領導者對待年輕人的方法不是只有嚴格的態度,我們可以是低嚴格的寬容者(即保護者)或高嚴格的獨裁者(即執法者)。事實上,還有另一條軸線,讓我們可以成為帶有高標準和高支持的導師。

試想兩條相互垂直交錯的軸線形成的象限,如圖2.1所示。一個是標準(即嚴格或寬鬆),另一個是支持度的高低(社交、情感或物質方面)。

高標準、低支持,就是執法者心態;高支持、低標準,就是保護者心態;高標準、高支持,則是導師心態(左下角第四個象限即冷漠心態。這些心不在焉的人無論如何重新參與,往往會落入執法者或保護者象限,所以描述這個象限並無太大用處)。

當我與數十位管理者、家長和教育工作者交談時,我開始思考:為何有人會採取執法者或保護者的思維模式?因為這些並非最優異的領導風格源於合理的恐懼和擔憂。

從執法者的角度來看,他們擔心不成熟和叛逆的年輕人會為社會造成嚴重破壞,所以年輕人需要承擔責任、遵守紀律和遵循一套標準。他們告訴自己:「這是追求卓越的代價,要麼我願意對人們施加痛苦以讓他們獲取最佳表現,要麼袖手旁觀。」如果這是他們的初始假設,那麼很明顯就可以知道,為什麼執法者會覺得自己在為年輕人(和社會)做最有利的事情。不幸的是,缺乏提供支持,意味著過於頻繁地懲罰或使年輕人遭遇失敗,特別對那些最脆弱的群體來說,這將無法對他們提供幫助。

從保護者的角度來看,要求年輕人達到我們認為他們無法達到的標準似乎很殘酷,就像因為五年級學生不懂微積分而讓他們不及格一樣。我們會擔心對年輕人要求太高:「他們還不成熟,所以對他們期望過高是不公平的。」因為我們關心年輕人,所以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他們著想;我們更應該關心這個人,而不是他們的表現,最終,我們會優先考慮提升自尊,而不是讓他們發揮潛力。雖然這種方式通常出於關愛,但它並不能推動年輕人成長。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會帶給人不尊重的印象,因為它植根於「年輕人無能」的看法。

第三種方式,即導師心態,就是高標準加上高支持。堅持高標準有助於維持秩序,防止陷入令人擔憂的混亂局面,同時,高標準的支持表明我們對年輕人的關心程度。透過認真對待年輕人,並給予他們獲得令人矚目的聲譽所需的支持、為他們提供一條獲得地位和尊重的途徑,使其贏得聲望,遠比自我膨脹的自尊重要得多。唯有如此,才能夠解決青少年的困境。數十年的科學研究表明,導師心態對於廣泛的年輕人群體來說,是最有效的領導方式。

調整方式,成為更有效的領導者

幸運的是,對於採用執法者和保護者思維模式的人來說仍有希望。

這兩者各有一半的方式是對的。執法者擁有高標準,太好了!現在讓我們加進高支持;保護者擁有高支持,太棒了!現在讓我們加進激勵人心的高標準。如果我們想要改變自己或他人,就不能只用責備或羞辱的方式,可以調整方式,成為更有效的領導者。

前青春期如何看待三種思維模式

一天,我七年級的女兒史嘉麗問我:「爸爸,你是一位什麼樣的中學老師?」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回答道,我沒有告訴她我碰巧在寫一本關於這個主題的書。

史嘉麗對我在書中的三種心態的描述讓我震驚。

「嗯,你是不是那個非常嚴格、沒人喜歡的老師,嚴格到沒人想要學習?課堂上沒有時間交流,而他們聽你說話的唯一原因只是為了獲得好成績,免得被罵?」

這是執法者心態!

「還是你是那種上課時大家都在聊天的老師,而你根本不在乎,他們可以隨意做任何事,結果同學仍然能獲得不錯的成績?」

這是保護者心態!

「還是你是那種即使沒有人喜歡這門科目,你仍能讓孩子們真的喜歡上這門課的老師?課堂上大家都很安靜,因為他們想要努力學習。你給予學生自由,但你知道什麼時候越過了界,學生不會不尊重你,因為他們認為你訂定的規則是合理的?就像是一位大家都喜愛的好老師?」

這真是對導師心態的貼切描述!

史嘉麗的神來之筆為這本書生成了我能想像到的最好的一百五十字摘要。我沒有回覆她,而是問道:「史嘉麗,這些都是妳編的嗎?還是妳在某處讀到的?」

「我自己想出來的。」她向我保證。

就在那一刻,我意識到自己在觀察中看到的三種心態—執法者、保護者和指導者——對於年輕人如何理解世界這方面其來有自。

儘管「執法者」「保護者」和「導師心態」這些術語很新鮮,但這些想法植根於八十多年的研究。然而,當我檢視這些研究文獻時,一個令人不安的觀察結果令我震驚。

不論管理者、為人父母者、教育工作者等,每個不同的領域都有其自身的詞彙和知識歷史,但沒有人探究過其中的相似之處。管理者、青少年家長和教師皆有各自最佳的實踐方式,但在這之間肯定存在重疊之處。神經生物學並不會因為年輕人從家庭轉向學校、從學校轉向工作,或從工作轉向家庭而改變,但文獻中卻沒有將不同的情境與之做出關連。

這意味著關於如何執行一個角色的知識卻未與其他角色分享,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舉例來說,管理者和父母可以從偉大的教育者那裡取經。教師每一年或每個學期都要帶領一批新生重新展開學習,他們多次目睹關係的發展過程,使他們有很多機會透過反覆試錯來學習什麼有效。相比之下,一般家長只會教導兩、三個年輕人,因此幾乎無法感受「重來」一段關係的機會;新任管理者通常也只有少數幾名直屬下屬。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辦法交叉引用教育者、管理者或父母之間的關鍵術語。

接下來我將講述一個基於青少年的神經生物學現實(源於他們對地位和尊重的需求)的連串故事。

三種思維模式框架的歷史發展

庫爾特.勒溫是一位猶太科學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被迫逃離納粹德國。他前往美國,在愛荷華大學任教並創立了社會心理學系。面對反猶太人的歧視經歷,促使他對促進自由和民主的領導風格產生了長期的興趣。一九三九年,勒溫發表了一項開創性的實驗。

勒溫針對青春期男孩的工藝課社團,對比環境中的不同領導風格展開一項研究。

「我們都很喜歡這樣的導師。」

勒溫將參與社團的男孩分配給三種不同類型的領導者。其中一組由一位具有執法者心態(勒溫稱之為專制型)的領導者帶領,他要求嚴格、喜歡大聲咆哮、羞辱、哄騙、使人難堪並且催促行動。第二組得到了一位具有保護者心態(勒溫稱之為自由放任型)的領導者,他和藹可親、對學生們期望不高,不會提出要求,對任何事情都表現得很隨意。第三組領導者具有導師心態(勒溫稱之為民主型),他期望學生努力學習,取得顯著成果,並提供情感和物質方面的支持。這位領導者擅長使用蘇格拉底式的提問方式,溫和地引導學生改進他們的作品。如果表現不夠好,他不會給予讚揚,至關重要的是,勒溫讓相同的領導者在不同日期扮演不同角色,這樣他就可以更精確地評估領導風格,而不是僅取決於領導者的個性。

結果如何?幾週後,執法者心態帶領的社團變得「沉悶、死氣沉沉、順從、壓抑、冷漠,幾乎沒有微笑、開玩笑和行動自由」。儘管孩子們遵從並認真地完成了工藝作品,但他們卻憎恨這位由執法者心態指導者帶領的社團。

那麼導師心態社團又是如何?「該社團的互動具自發性、更注重事實,且更友好,與社團指導者的關係是自由且平等。」勒溫觀察道。

勒溫想要探究哪一種社團領導者能創造更多的內在動力。他的做法是讓領導者給予學生投票的機會,決定是否要解散社團。在執法者心態小組中,學生立即投票決定停止活動,學生一個接一個地將作品扔在地上並試圖摧毀它們。他們興奮不已,「拉著衛生紙捲在教室裡狂奔,」勒溫觀察到,「顯然,在這種氛圍中,工作成果似乎是被攻擊的對象,而非引以為傲的財產。」

那麼,低期望的保護者心態小組呢?學生們並沒有創造出很多東西,但他們所做的卻被他們丟棄。他們也投票決定停止活動。

那麼,導師心態小組又是如何?學生們對社團相當投入,作品的品質通常較高。他們希望繼續進行這些作品,因為他們對自己所創造的成果感到自豪。

青少年最喜歡哪位領導者?執法者心態領導者在最不受喜歡的名單上名列前茅——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孩子不喜歡他。少數孩子喜歡保護者心態的領導者,原因是「他不嚴格」和「我們可以隨心所欲」,然而,也有「他提供的活動太少了」這樣的原因。一開始,他們覺得沒有規則很有趣,但最終學生仍舊渴望結構和關注,顯然這位保護者並沒有像他們希望的那樣,給予足夠的壓力,

擁有高期望和高支持的導師心態領導者又是如何?學生們做出結論:「這樣的導師真是可遇不可求。他是一位好好先生,與我們一起工作,而且能站在我們的角度思考。」「他從來不想當頂頭上司,而且我們總是會一起完成很多事情。」他們異口同聲說道:「我們都很喜歡他。」

「保護令我有安全感,但也讓我很害怕。」

數十年後,戴安娜.鮑姆林德證明了勒溫的導師心態領導風格同樣適用於教養。鮑姆林德於一九五五年在休伯特.科菲的指導下,完成了她的博士學位,科菲是勒溫在一九三○年代於愛荷華大學的學生。鮑姆林德注意到,父母與勒溫實驗中的領導者一樣,在上面的圖2.1中,往往在相同的兩個維度上存在差異:他們的要求程度(他們的高標準)和溫暖程度(他們的反應和支持性)各不相同。

鮑姆林德稱那些要求很高但不給予支持的父母為專制型,這類型的父母近似於執法者心態;她也觀察到許多父母雖然要求不高,但非常溫暖,她將這些人標記為寬容型,這一組父母的心態與保護者類似。經過幾十年的研究,鮑姆林德發現,執法者和保護者型父母更有可能培養出適應不良的孩子。

另外,第三組父母則培養出適應良好的孩子,在要求高標準和提供支持兩方面的得分都很高,他們被稱為權威型父母,與導師心態的做法相似(見圖2.2)。為求全面性,心理學家埃莉諾.麥考比後來將低標準、低溫暖類型的教養者歸類為忽視型;我另外稱之為冷漠型。

為了說明當前的執法者與保護者的教養方式,我進行了一項小型研究,簡要向家長和年輕人描述鮑姆林德對於不同教養風格的分類,接著,我請他們分享自己生活中的經歷。

有一位十七歲的孩子名叫山姆,他告訴我,父親在教養方面所採取的強制手段。「他總是期望我在每門科目都能拿A+。」山姆覺得自己已經用盡所有可用的資源,為的就是在學校取得好成績,但他永遠無法做到盡善盡美。畢竟,他正在學習像微積分和物理這樣的大學課程。山姆的父親告訴他,那是因為他沒有全力以赴。

山姆因缺乏支持而感到不堪重負:「無法達到他的高標準影響了我的心理健康。」他也因此開始感到孤單和無助。

另一個例子。當艾莉西亞的父母看到她努力嘗試新事物,不論是一項運動、一個遊戲,甚至是一段新的友誼,他們便會介入保護她:「沒事的,如果覺得太難,可以不必做。」當她表現出一絲挫折感時,她在父母的臉上看到了恐懼和焦慮。

父母表示,直到艾莉西亞成長至能夠獨立生活的年齡,他們就不用再懷有保護她的心態,然而,他們停止保護她的年齡卻不斷被往後推遲—十四、十五、十六、十七……艾莉西亞告訴我:「雖然父母的保護令我感到很有安全感,卻也讓我感到非常害怕。我覺得自己為獨立生活或面對世界的準備不足。」

標準和支持可以一起發揮作用

在鮑姆林德的職業生涯後期,她意識到許多人對她的研究做出了批判性的誤解。由於她的「權威型」(導師心態)教養論點,是根植於勒溫的民主型教養,因此人們認為理想的領導風格是將所有控制權交給年輕人,讓他們無休止地辯論,並以共識投票來控制小組議程。

勒溫將指導方式命名為「民主」是一個糟糕的「品牌策略」。鮑姆林德在職涯後期耗費許多精神來澄清「權威型」(導師心態)領導者,在觀察者看來,這樣的領導者顯得相當嚴厲且苛刻,甚至還會訂定規矩,期待年輕人遵循。不過,最重要的是,他們總能提供足夠的支持,使年輕人能夠達到高標準。

教養專家貝琪.甘迺迪博士在她的《Good Inside 教養逆思維》一書中也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我能以一種……包含訂定嚴格界限和溫暖連結的方式育兒,既能滿足孩子當下的需求,又能為他們未來的適應能力打下基礎。」要做到這一點的關鍵,在於教養者必須意識到,堅持高標準(例如嚴格限制孩子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或者不讓孩子參加無人監管的聚會),與在意他們對我們標準的感受(例如害怕錯過或面臨同伴的拒絕)完全是兩碼事。我們不必在標準和支持之間做出選擇,兩者可以一起發揮作用。

鮑姆林德的研究開始受到矚目之後,儘管使用的方法截然不同,一位來自完全不同領域的學者基於相同論點所提出的研究同樣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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