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黑暗-走過憂鬱症的心路歷程

推薦序：不可見的黑暗 /陳嘉新

我們果真生活在憂鬱的年代裡？
這幾年「憂鬱症」成為報章媒體人人琅琅上口的名詞，彷彿我們身處的時代已經不再是狄更斯筆下那個光明與黑暗交織的世紀，許多專家學者-包括世界衛生組織-都紛紛宣稱「二十一世紀是憂鬱症的年代」。在千禧年的狂熱褪去之後，台灣的人民面對的卻是全球經濟的蕭條與痛苦指數的增加；頓時間，可以說包括台灣的整個世界，都籠罩在憂鬱（depression）的陰影裡。

門診開始出現病人拿著昨天的報紙說：「醫生，你看看我是不是憂鬱症？這裡面每一條項目我都有。」我拿過報紙一看，原來是《美國精神醫學會的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中關於重度憂鬱症診斷標準的中文翻譯。我笑一笑，問病人：「你覺得呢？」他開始述說最近生意失敗後難以入睡、整天恓恓惶惶的情形，說到口沫橫飛、聲嘶力竭，我不得不適度地打斷他的話頭，告訴他聽起來現在他的焦慮症狀比憂鬱更明顯。然而，他離開門診時，依然堅信他患了「憂鬱症」。

我並不是說他不是憂鬱症患者，大多研究都指出憂鬱症患者常有共存的焦慮症，精神醫學上所謂的「共病現象」。然而，這樣的事實更讓我們對於「什麼是憂鬱症」產生疑惑，甚至間接地對於精神醫學的公信度有所影響，激進的社會建構主義者甚至可以質疑「憂鬱症」是否真正存在？抑或是社會建構下基於某種意圖的疾病標籤？

讓我們回到這群病人吧！不論憂鬱症的使用正當性如何，病人的痛苦是絕對存在的。這本威廉‧史泰隆（William Styron）著的《看得見的黑暗》詳細敘述了他在一九八五年底飽受憂鬱症之苦的過程，他敘述自己在巴黎的細雨中看見自己曾經住過的華盛頓旅館招牌，心裡興起了一個念頭：「我認定自己再也不會看到法國了。」這種「再也不會」的想法常常會出現在重度憂鬱的病人身上，那是一種對於未來完全絕望、彷彿世界末日就是今天的想法：所有的可能都變成不可能，所有的輕快都是沈重。史泰隆有幸度過了這股洶湧暗潮，寫下他自己憂鬱症從開始到住院的種種體驗與過程，雖然他的作家背景有助於描述所有深切細微的感受，包括他在巴黎午宴時的失態（第一章），憂鬱症開始時的興趣轉變（第四章），重度憂鬱時的扭曲時間感、對自我的失真感、死亡意念出現時的狂亂與倉皇（第五章）；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對於醫師處置的不滿與自我成長背景的反思，以及他不斷強調「沒有經歷過憂鬱症的人是無法理會的」體驗。 

這種情況我們當然也可解讀為史泰隆個性中自戀成分的反映及其將自己疾病的防禦機制合理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個邏輯上的弔詭：如果說憂鬱意味著病人情緒與能量的降低，那麼憂鬱最底層時的經驗基本上是無法描述的，所能描述的只有當病人重新獲得動力後對於之前體驗的追述，但這種追述就會出現重新建構中難免的偏見。所以說，史泰隆的話也有若干真實性，真正憂鬱最底層的顏色是無法被陳述的黑暗，而且因為人類的語言只能及於意識活動下的描述，對於意識已經被憂鬱停止的狀態下，沒有語言可以描述，就如同原書名暗示了史泰隆所述說的只是「看得見的」黑暗。所有重度憂鬱的患者都在不可見的幽暗牢籠中等待天明，或者，放棄等待天明。 

那麼，對於史泰隆的文字，身為讀者的我們該如何看待？ 

一方面，我們可以當作是「於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鳴文本，作為逼近自己或周邊好友憂鬱情緒的橋樑。在一篇以靈魂竭力書寫而成的敘述中，我們不但藉由這種輔助加深對自己情緒特質的了解，也更能體驗以用勇氣面對憂鬱狂潮的含淚喜悅。另一方面，藉由更真摯地貼近患病者的心靈層面，我們可以不再拘泥於診斷標準的條文約束，而在醫學要求的客觀與規律中重新拾回面目各有不同的主觀的「人」，讓人的存在真正成為醫學關懷的對象，也讓人成為掌控醫療的主體。這樣，憂鬱也好，不憂鬱也好，我們至少都活得像個人。 

※陳嘉新，曾任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現任居善醫院主治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