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服來辯！15場哲學大師的Battle

【ROUND 3　「少年法」應該再加重刑罰嗎？──嚴厲的制裁有社會意義嗎？】

本回合要討論的是在當今社會掀起熱烈討論的少年犯罪。我們該如何防止犯罪才好？嚴厲的制裁能為社會帶來利益嗎？我們將從哲學的角度，討論法律與刑罰原本的意義。

〔主張：必須嚴加處罰！〕

邊沁──Mr. 功利主義

‧出身：英國

‧生卒年：1748～1832年

‧座右銘：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創立「功利主義」的英國哲學家、法學與經濟學家。其著作《政府論片簡》中所寫的「最多數人的

最大幸福」這句話流傳甚廣。雖然專攻法學，卻在非法律著作領域中獲得成功。

亞里斯多德──被稱為「萬學之祖」的知識巨人

‧出身：希臘

‧生卒年：西元前384～西元前322年

‧座右銘：中庸（平衡）

‧師事柏拉圖，不久後開始主張自己的現實主義思想。研究對象廣泛，遍及生物與政治，並全部稱為philosophia（「哲學」的語源）。也因其研究範圍廣泛而有「萬學之祖」的稱號。

〔主張：反對加重刑罰！〕

彌爾──「與其當隻滿足的豬，不如當個不滿足的人」

‧出身：英國

‧生卒年：1806～1873年

‧口頭禪：質比量更重要！

‧活躍於十九世紀中期的社會思想家與經濟思想家。其父詹姆斯．彌爾亦為知名哲學家及歷史學家。他透過「質」這個獨特的觀點，修正邊沁提倡、父親詹姆斯也支持的「古典功利主義」。

孔子──對日本也有影響的儒學創始者

‧出身：中國

‧生卒年：約西元前551～西元前479年

‧必殺技：仁（愛）與禮（規範）

‧西周滅亡後的中國，因缺乏強大的統一力量而進入群雄並起的春秋時代。孔子是活躍於該時代的思想家，在實力主義盛行的當時，以推動有紀律的社會及符合哲學的政治為目標展開活動。眾多弟子統整他的思想後，建立儒學。

────辯論開始的分隔線────

蘇格拉底：老夫這次想探討的是「少年法」。最近未成年人犯下的重大案件屢屢成為電視與報紙報導的題材。雖然也有調查數據顯示，未成年人犯下的案件其實並未增加，但關於犯罪的討論的確越來越多。想要遏止這類犯罪，最先被提出的，一定是加重「少年法」的刑罰。但加重刑罰真的是正確的做法嗎？首先請亞里斯多德說說看。

亞里斯多德：好的，我贊成加重刑罰。首先，正義可分為分配正義與矯正正義。分配正義指的是依個人能力與業績，分配與之相符的財產與名譽。而矯正正義則是透過刑罰與損害賠償等方式，「矯正」社會的錯誤與扭曲。

蘇格拉底：原來如此。審判與刑罰實現的就是矯正正義吧。

亞里斯多德：舉例來說，如果只罰偷兩顆蘋果的犯人歸還一顆蘋果，就是不恰當的刑罰。因為所謂的刑罰，應該要施予高於罪行的損害，與犯人的年齡和人格無關。所以無論是未成年人還是成人，都必須依犯下的罪行輕重施以刑罰。

邊沁：我也贊同亞里斯多德先生的說法。人類雖然受快樂與痛苦支配，但如果只尋求自己的快樂，就有必要透過制裁，讓他去思考整體社會的狀況；而所謂的制裁，就是給予痛苦。社會對個人施以制裁，就是給予高於他本人對社會造成的痛苦。

彌爾：請等一下，邊沁老師。從我在您門下學習時，您似乎就只重視外在得失的問題，所以提到制裁時，也只會想到法律制裁等外在制裁。

邊沁：彌爾你這小子，現在變得很伶牙俐齒嘛。那你說說看，外在制裁有什麼不好？

彌爾：我認為內在制裁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制裁。痛苦也有很多種。無法完成身而為人的義務時所感受到的痛苦，也就是良心的苛責，才是真正的制裁。舉例來說，當我們對自己的女友說謊時，承受怎樣的制裁最恰當呢？顯然不是罰款。只有不斷想起受傷害的她，使我們的良心遭受譴責，才是應有的制裁吧！

邊沁：你還是那麼天真啊。如果你以為每個人都會不斷回想起受傷的女友，那就大錯特錯了。對於不在意這件事的人來說，這根本就不算制裁了嘛！

蘇格拉底：怎麼好像變成師徒對決了？在此先拉回「無知之知」吧！我們其實對刑罰完全不了解。刑罰到底是什麼呢？

亞里斯多德：這個問題很簡單。刑罰，就是矯正社會利害、得失的原理。我在前面提到了「矯正正義」，而人類身為社會動物，只能生活在社會當中，所以利用刑罰這種方式矯正社會，實現正義。

邊沁：基本上，我也是這麼想。我認為人類的快樂與幸福可以透過量化方式計算。沒錯，快樂計算法是可行的。所以如果試圖擴大整體社會的快樂與滿足，也就是追求社會共識上的幸福，就需要刑罰以維持社會秩序。

彌爾：邊沁老師與亞里斯多德先生兩位都請等一等，我們是否應該多討論一點關於「質」的問題呢？雖然邊沁老師說「快樂是可以計算的」，但縱情飲酒的快樂，與透過閱讀取得知識上的快樂應該是不能一概而論的吧？教我功利主義的人是邊沁老師沒錯，不過我認為功利主義是需要修正的，因為「與其當一隻滿足的豬，不如當不滿足的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嗯？這是在稱讚老夫嗎？

彌爾：是的，蘇格拉底先生。我在前面提過「良心苛責」這種內在制裁對於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性。換言之，刑罰就是幫助犯罪者自我反省、回歸社會的更生手段。

邊沁：你的意思是，刑罰的目的就是幫助犯罪者更生吧？

彌爾：沒錯。只透過施予外在痛苦來達到防止再犯的嚇阻效果，並不是健全的刑罰。請兩位思考一下犯罪者更生的意義。

蘇格拉底：換句話說，各位對於「為了維持社會秩序，必須設下制裁機制」這點的看法是一致的。亞里斯多德與邊沁都期待刑罰（痛苦）帶來的恐懼能發揮遏止效果，彌爾則考量到犯罪者的更生。

彌爾：是這樣沒錯。

蘇格拉底：這是個相當困難的議題，無法輕易得出結論。在此，老夫想先稍微花點時間請參考人登場。這位是曾被移送至少年輔育院的青年。孩子，請你跟大家說說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參考人：各位的討論在我聽來，真的很刺耳，我在中學時，曾因多次偷竊被移送少年輔育院。我的家人只有母親和兩個妹妹共四人，沒有父親。母親雖然有工作，但她只是兼職員工，收入並不穩定。

蘇格拉底：換句話說，就是單親低收入家庭吧。

參考人：某天，我們三個小孩合吃一碗泡麵後，接下來的三天什麼都沒得吃，家裡也停水了，所以我也曾用寶特瓶把公園的水裝回家喝。

蘇格拉底：於是你就偷東西……

參考人：母親病了，所以我只好去偷食物。我也沒去上學，身邊沒有人可以商量。在這樣的生活中，反覆偷竊逐漸變得理所當然。

蘇格拉底：那麼，你現在在做什麼呢？

參考人：我現在已經離開少年輔育院，在汽車零件工廠工作了。面試時雖然曾提到過去的事情，但老闆跟我說「總之先工作吧」。幸運的是，我得以成為正式員工，而不是約僱員工。

蘇格拉底：原來如此，你現在回歸正軌了啊。你覺得自己為什麼能夠更生呢？

參考人：或許是因為公司的老闆與周遭的大人給我機會吧。另外，我在少年輔育院時聽到的《聖經》故事與佛教故事，應該也帶給我不少影響。我學到不能為一己私利犧牲他人，還要愛鄰人、擁有慈悲心。

蘇格拉底：感謝你的說明。好了，讓我們回到先前的討論吧，老夫再提出一個問題：無論是未成年人或成人，都應該適用相同的刑罰嗎？諸位怎麼看？

亞里斯多德：是的，我還是認為刑罰必須平等。參考人確實有值得同情之處，但遵守法律可說是生活在社會中最基本的正義。並不是每個人都像參考人那樣值得同情，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更生。

邊沁：沒錯。社會必須隨時讓最多數的人獲得幸福，這就是古典功利主義的思維。舉例來說，若制裁一名少年，能讓九十九人獲得幸福，那麼這名少年就不得不接受刑罰。這就是「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彌爾：即使這個制裁是死刑也一樣嗎？我認為成人與未成年人必須明確區隔開來。未成年人不僅沒有自己賺取財富的能力，也尚未接受充分的教育。如同參考人所說，生長環境等社會現狀，以及周遭的大人等等，都會帶給他們強烈的影響。

邊沁：這當然也是有可能的。

彌爾：既然如此，如果將未成年人的更生當成首要考量，就必須充分考慮到他們成長的生活環境、給予更生的機會。若對未成年人施與等同於成人的刑罰，反而會使他們失去這樣的機會。

邊沁：但犯下的罪刑輕重，不會因犯罪者是否成年而改變吧？

蘇格拉底：原來如此。那麼在這裡，也讓我們站在被害者的立場想一想吧。被害者能夠接受犯下罪行的未成年人受到「少年法」保護嗎？

邊沁：人人都同樣受到痛苦與快樂支配。商品被偷走的店家確實也背負著痛苦，但殺人卻不同，被害者無法復活，只能遭受永遠的損害。我們必須改善這種不符合社會利益的情況。

彌爾：邊沁老師，您剛剛說到不符合社會利益，但如果犯罪的少年能夠更生，就不會再度犯下罪行，這不就是一種社會利益嗎？而且參考人不也說了，聽《聖經》與佛教故事能夠幫助他更生。

邊沁：所以我也說了，這並非對所有人都適用。當然我們也可以採取「放逐」這種宗教上的制裁，但這樣的制裁並非萬能。

彌爾：那麼，有可能出現萬能的刑罰嗎？

邊沁：法律就是萬能的刑罰。法律正是「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保障，法律制裁能為社會帶來幸福。

孔子：且慢！所謂的「法」究竟為何物？古代中國的戰國時代存在著「法家」一派，名聲在外者有韓非與李斯等人。他們所謂的「法」不僅止於規則，也是「刑罰」，此乃「法治主義」是也。法家受到主張「性惡」的荀子影響，主張為政者須透過「賞罰」與「刑罰」進行統治，採取的是「信賞必罰」的思想。

邊沁：原來如此，這和我的想法似乎有共通的部分。

孔子：然吾之見卻與君相異。吾人認為，為了能發揮人類的美德，為政者首先必須修養自身，這便是「修己」。修己的為政者才能感化他人、治理國家；換言之，是「修己治人」。因此，修養德行優先於一切事物，即為「德治主義」。治國者若疏於修己，亦無法服人。

彌爾：這個德治主義與「少年法」有何關連？

孔子：這意思是，在對犯罪的未成年人究責前，更應究責其上位者。世道混亂，便是內在秩序──「仁」的混亂。未成年者有教養他的父母，而他們的父母亦有父母。家庭之「仁」混亂，天下與社會自然也會混亂。因此首先必須確立家庭中的「仁」，再擴及天下。

蘇格拉底：那麼，與為政者又有何關係？

孔子：政者的使命是為了將「仁」擴及天下，以道德教化來治理人民。但現今的為政者又如何呢？為政者本人的道德修養，關係到社會的安定。人民看見為政者富有德行的身影、受其感動，才能發揮自己的道德。

這點即使在生活周遭亦是如此。部下看著上司的背影成長；社團裡的學弟妹看著學長姊的身影成長；學生看著教師的身影成長。當然，在家庭中也一樣，孩子看著父母的背影成長。若上位者無德，下位者便無法成長，健全的上下秩序──「仁」亦無法建立。聽好！絕對不能只對犯罪的未成年者究責，這種做法無法解決任何問題！

蘇格拉底：孔子大人的加入，讓討論一下子白熱化。雙方的論點逐漸集中到要採取法律制裁亦或內在制裁、社會整體的幸福究竟應該重「質」還是重「量」。

亞里斯多德：原來如此。一直以來，我都採取就事論事的思考，認為所見的世界即是真實世界，若社會存在損害，就透過刑罰矯正。但像這樣與古代及近代的哲學家討論，似乎又會產生不同的思想。

彌爾：是啊，如果能更早舉辦這種超越時代的對話就好了……對了對了，亞里斯多德先生，您在《政治學》這本書中提到，君主制也好、貴族制也好、民主制也好，必定會陷入腐敗、掀起革命吧？十七世紀這些反對君主專制的人，果真如您所預言的掀起革命了。

亞里斯多德：嗯，這是理所當然的。

彌爾：革命讓更多人取得選舉權，但這麼一來，也產生了新的問題：「多數派公民」成為支配國家的新暴君；換句話說，就是引發「多數專制」的危險性。您知道「反烏托邦」嗎？

亞里斯多德：「反烏托邦」？

彌爾：是的，就是社會中的少數總是必須要服從多數意見，為了全體不惜犧牲個人的社會。我預見這個壓抑個人、如噩夢般的「反烏托邦」社會可能到來，並且對這樣的危機產生警覺。但遺憾的是，我的預言成真了。

我聽說一九三○年代的德國，領導納粹的希特勒建立了這個反烏托邦。他透過選舉建立多數派，限制了個人的自由與權利。

沒錯，這就是法西斯（極權主義）的到來，個體的多樣性便遭到這個合法建立的多數派剝奪。

亞里斯多德：所以你才會提出幸福看的是「質」而不是「量」的論點嗎？原來如此。

彌爾：是的，我想這次所討論的政治與刑罰這個主題，終究會演變成「質」的問題。所謂的刑罰，也不只是透過單純的法律處罰與恐懼以防止再犯的制裁，或許應該往幫助犯罪者更生、盡可能提高他們個人能力的這個方向思考，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