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博士】同理心優勢：6個習慣，讓你擁有脫穎而出的溫柔競爭力

習慣5：坐著椅子旅行 

你有辦法在自家客廳改變世界嗎？ 

小說家朱利安．巴恩斯寫道：「我最早是藉由閱讀才明白外頭還有各形各色的天地，也才開始想像別人是過著何種人生。」他的說法十分迷人——讀小說有助我們擺脫自我與個人經驗的桎梏，擴展同理心。然而，許多現代文學理論家對此嗤之以鼻。心理學家平克說：「他們覺得這個想法太平凡，太健康，太庸俗，太濫情，而且太『歐普拉』了。」批評者認為，即使閱讀最感動人心的小說，也幾乎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實際行為，反而會加深偏見。可是，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文學、攝影、電影等作品確實能帶領我們踏上想像之旅，接觸截然不同的人生，在放下小說或步出戲院之際，我們會更能對他人設身處地。　　 

對高同理心人士而言，雖然文字與照片只是提供二手經驗而非實際經歷，但依然該嚴肅看待，而非當作清粥小菜。因為好幾個世紀以來，藝術作品始終能驅使大眾從心有同感而付諸行動，例如對抗童工制度或投入反戰運動。我們該學習如何妥善接觸各類書籍與藝術作品，不只獲得消遣娛樂，更激發一己的同理心。　 

我把這個稱為「椅子同理心」，代表一種在自家客廳旅行的方式。不過，當你靠上躺椅，不只可以在旁擺本書或手持DVD遙控器，還可以輕易使用筆電和手機。社群網站、電玩遊戲、網路聊天室和其他形式的網路資源，都替椅子同理心開闢嶄新天地，讓我們可以跟全球成千上萬的人們連繫交流。數位時代已然到來，同理心的未來涉及許多重要議題：像臉書這樣的網路社群是有助大家建立更緊密有益的人際關係，或者只會害人際互動變得膚淺表面？我們是否會發展出「網路人格」，變得更愛自我陶醉，而非更能設身處地？理想的「同理心 APP」該是何種模樣？ 

我們會發現網際網路的潛力遭到誇大，甚至可能會成為全球同理心革命的一大威脅。不過，我們還是先從數位時代返回鐵器時代，在古希臘劇場就座吧。 

戲劇與電影：從敵人的眼光看待戰爭

在古希臘時代，戲劇確實是大受歡迎的藝術形式：酒神慶典期間，囚犯甚至得以暫時出獄觀賞戲劇競賽。現代人多半偏愛電影而非戲劇。然而，我們多常在電影院陷入出神，跨出自我呢？這取決於個人喜好。你可以輕鬆觀賞動作片、奇幻冒險片或喜劇片，這類電影很少迫使觀眾設身處地看事情。然而，很多電影經過導演悉心拍攝，足以讓觀眾深有同感，與希臘悲劇的感染力不相上下。 

其中一類電影格外有感染力，其起源可追溯至《波斯人》這類戲劇，那就是以敵軍士兵為敘述視角的戰爭片。克林．伊斯威特針對二戰期間的硫磺島戰役執導過兩部電影，分別在二○○六年上映，這兩部片可謂佳例。《硫磺島的英雄們》採取標準手法描繪戰爭的悲痛，從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的角度看待硫磺島戰役。《來自硫磺島的信》則罕見地從日本兵的角度呈現這段血腥交鋒，甚至全片採用日語發音。這部電影呈現「敵軍」的立場，尤其著重描繪他們敗戰後的痛苦屈辱，藉以質疑過度簡化的國家主義、愛國主義與凱旋主義，打破「我們」與「他們」的界線。克林．伊斯威特談起本片時說：「這部片最終要傳達的是，每位母親在失去愛子之際，無論她們是日本人、美國人或任何國籍，都會展現出動人的哀痛。」伊斯克勒斯絕對會對他的說法深表同意。   

就這類戰爭片而言，如果你想有一段極為難忘的酒神式出神體驗，一九三○年上映的《西線無戰事》是絕佳選擇。這部電影改編自雷馬克的原著小說，描述德國步兵保羅．博默爾的故事，他是年輕學生，滿懷愛國情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投身軍旅對抗法國。驚人的是，這樣一部從德國士兵角度出發的好萊塢反戰電影，竟然能在戰爭結束才十年出頭之際問世。更非凡的成就在於，本片也許是電影史上最能激起同理心的傑作。特克爾認為本片「讓我們清楚看見戰爭的可笑。」 

電影當中，保羅一度置身於槍林彈雨，跳進壕溝尋求掩蔽。沒多久後，一位法國士兵跳進同一條壕溝，保羅不假思索地抽出匕首朝他的胸口刺上一刀。他傷勢很重，但仍在呼吸。保羅洗掉雙手的斑斑血跡，眼睜睜看著他在面前受盡折磨，緩緩迎向死亡。外頭依然砲火猛烈，保羅不得不在壕溝過夜，無法迴避面前的他。起初保羅很討厭他臨死前的喘氣，但時間漸漸流逝，他漸漸同情起他。「我想幫你。」保羅說，並給他一點水喝。可惜為時已晚，他已魂歸西天。保羅忍不住講了一段痛徹心扉的獨白： 

我並不想殺你。我是想救活你。若你重新跳進這條壕溝，我不會拿刀刺你。你也清楚，當你跳進來的時候，你是我的敵人，我很怕你。然而，你不過是個跟我一樣的人啊。可是我卻把你殺了。拜託，原諒我吧。快跟我說啊，說你原諒我了！……噢，天啊，你死了！不過你比我好，你脫離了苦海，現在他們再也無法傷害你了……噢，天啊！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我們？你跟我，我們只不過想活下去而已。為什麼他們要送我們上戰場彼此廝殺呢？若沒有步槍和這身軍服，你跟我還可以稱兄道弟啊。

這是把「別人」當作活生生的人來看待的絕佳例子：保羅學會把敵人當作一個人來看待，明白對方也只是將領政客手中的棋子。接下來，保羅展現出更深沉的同理心。他把手伸進那個士兵的外套口袋，拿出他的識別文件。他名叫傑拉德．杜瓦爾，旁邊還有一張他妻女的照片。現在保羅明白他不只殺了一個戰友，還殺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他有家人，有感情，有家庭等待他回去，跟保羅並無二致。「我會寫信給你太太。」保羅對死去的他說。「我會寫信給她。我保證會照顧她的一切要求。我會幫助她，也會幫助你的父母。請原諒我吧。原諒我吧。原諒我吧……」他伏在杜瓦爾冰冷屍身的腳旁，痛哭失聲。 

《西線無戰事》贏得一九三○年奧斯卡獎的最佳影片獎，席捲全球各地，吸引數百萬觀影人次，傳達同理之心與反戰意念，影響力無遠弗屆。「我看完《西線無戰事》之後變成了和平主義者。」電影史專家安德魯．凱利說。成千上萬個觀眾也跟他心有戚戚焉。飾演保羅的盧．艾爾斯甚至從此拒絕服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不願入伍上陣。艾爾斯回想《西線無戰事》掀起的巨大迴響，他認為本片：「讓觀眾知道德國人跟你我抱持相同的價值觀……只是面對比自身大得多的力量，只好身不由己……《西線無戰事》成為世界大同的先聲……世人其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 

線上文化：從數位革命到同理心革命？ 

在這個嶄新時代，數位革命有助推展椅子同理心。數位網路不同於書本、電影或照片，可以讓全球千千萬萬個人即時連繫。目前全世界的網路用戶已突破二十七億人，就連上海的工人和馬拉威的佃農都會靠手機上網。（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手機用戶多過歐洲。）此外，網路平台允許雙向互動，不像電影或小說只有單向灌輸。我們只消點幾下滑鼠，就可以跟幾乎任何國家的人聊天交談，甚至互相面對面，但我們其實依然坐在家中抱著愛貓。社會學家里夫金（Jeremy Rifkin）指出，線上文化會讓我們迎向一個落實同理心的文明，「網際網路的新發展可能會在一個世代之內促成人類想法的改變，全球正面臨轉捩點……我們能推動擴及全球的同理心運動，這已非遙不可及的夢想。」 

我們該如何利用數位科技在二十一世紀創造一個富有同理心的時代？我先前的想法是找出一套絕佳的同理心應用程式，幫助許多人學習如何設身處地為人著想，並與彼此建立密切感情。然而，我的尋找過程不太順利，我發覺現有的網路平台難以促成同理心革命，現有的數位科技與應用程式反倒會腐蝕人心，害得同理心日益低落。 

後來我在自家廚房重新燃起對網路文化的希望。每逢星期天早上，我的孩子會在牛津市起床，下樓跟雪梨的祖父母共進早餐。如何辦到？這就有賴 Skype 的幫忙了。祖父母會在筆電上出現，旁邊擺著果醬與吐司。我的孩子還在學習講話，我爸則試著別蓋掉他們的話，因此起初大家聊得不太自然，但漸漸得心應手，不太受軟體功能打擾，儘管有汪洋萬里阻隔，依然能藉由聊天培養關愛與同理。諸如 Skype 等工具讓世界兩端的對話變為可能。我遇過英國的老師替班上學生與肯亞學童彼此配對分組，大家可以上網聊天，明瞭彼此生活的差異。我也遇過幾個組織試著讓富裕國家的咖啡迷跟貧窮國家的咖啡農一起上網聊天。 

然而，你大概會想，諸如臉書和推特等熱門社群網站正讓無數世人彼此連繫，交流想法，分享心情，例如互訴人際挫折、政治觀點或宗教見解，這種無遠弗屆的交流對話難道無法促成全球性的同理心變革嗎？ 

遺憾的是，這只是烏托邦式的美夢。就激發同理心而言，社會媒體與數位科技實在有利亦有弊。拉尼爾（Jaron Lanier）是一位思想家暨虛擬實境的先鋒，他的觀點有助探討這個議題，並能套用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拉尼爾相信「面對任何科技時，最重要的問題在於它會如何改變人類。」我們得探究網路世界如何影響我們的思維與性情。

拉尼爾抱持悲觀看法，認為今日盛行的社會媒體與數位網路正在抹除大家的獨特個性。他指出在九○年代的第一波網路浪潮期間，許多人會自行設計風格獨具的網站，展現出一種「自大炫耀」之情。在個人網站百花齊放的時代結束之後，「各種由雄厚資金支持的網站前仆後繼紛紛出現，吸引首度上網的年輕族群在臉書這樣的網站建立千篇一律的個人頁面。」越來越多網友把現有框架套在自己身上，藉此界定身分，而非追求獨一無二的多變樣貌。小說家查蒂．史密斯認為這樣的結果是「個人特質遭到抹平。」她提醒我們： 

我們現在最愛以臉書接觸外界，但臉書是由一個哈佛大二學生所創辦，依據的是他身為哈佛大二學生的個人成見。你的感情狀態為何？（選一個吧，而且只能選一個。你得讓大家知道唷。）你有在「過日子」嗎？（快貼照片證明。）你有正確的個人喜好嗎？（列一份清單吧，項目包括電影、音樂、書籍和電視節目，但不含建築、想法或植物。）　　

有了這些分類，你更容易知道自己跟對方有何共同之處，方便彼此「連絡」，但每個人的複雜特質卻遭抹除。此外，透過臉書交流的品質高低有待商榷。史密斯認為多數社會媒體「使得用戶之間的連絡變得貧乏淺薄……臉書認為互相分享個人瑣事就是所謂的『友誼』。」愛面子的人通常認為在臉書有數千名「好友」十分重要，在推特有數千名「追蹤者」亦然，由此證明人際關係乃是重量不重質。越來越多證據也顯示，由於數位文化講求快速，我們的注意力漸漸不夠集中，很快就會分神。我們不斷迅速切換視窗與程式，習慣於一種稱為「持續分心」的狀態，越來越無法長時間全神貫注於某一件事，像是讀文章或聊天。

問題在於，要培養同理心最好是與人深交，我們必須了解別人獨一無二的世界觀，而非只看預先想好的線上個人檔案。網路幫助我們接觸全世界與我們志同道合的夥伴（你們都愛摺紙，或信仰天父，或關注熱帶雨林保育工作），也讓我們留意陌生地方的重大事件（日本正遭颱風侵襲，大馬士革爆發街頭抗爭），但各個網路平台並非設計來協助使用者踏進別人的內心。它們旨在促進使用者快速交換資訊，而非較為困難的交流情感。我們是否真的有辦法靠短訊、推文和表情符號傳達最根本的想法與情感？我想恐怕不行 :-(。除非我們是俳句詩人，否則很難單靠一百四十個字母道盡我們的身分與生命關懷。 

根據史丹佛大學精神科醫師阿布賈烏德（Elias Aboujaoude）的見解，問題主要不在於數位文化「抹平」我們，而是在於它讓我們人格分裂，漸漸發展出與平時不同的「線上人格」或「線上身分」：「所有會上網的人都有個虛擬自我坐在身旁。」此外，虛擬自我開始支配起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多人把上線當成常態，醒著的時間超過一半都拿來上網：美國青少年每天通常上網八小時，更新臉書狀態，觀看影片，傳訊息給朋友。 

阿布賈烏德認為另有線上人格確實有點好處，例如有些人覺得在網路上比較容易敞開心胸。此外，在網路上表露身分不必害怕遭歧視：如果你是住在德州鄉間的十來歲男同志，也許能在網路上找到歸屬，但在現實生活出櫃可能會遭眾人疏遠。然而，線上人格的壞處也顯而易見。阿布賈烏德強調的一大壞處在於線上人格容易導致自欺與吹噓。無論是填寫交友檔案，還是像阿凡達般獲得嶄新人生，我們都很難不「裝得更為苗條，更受歡迎，或更加成功。」我們總忍不住在交友網站謊報職業、薪水或學歷—還有替自拍照修圖。　 

另一個壞處在於，網路匿名恐造成「線上放縱效應」，讓人覺得可以為所欲為。我的電子報文章或訪談影片底下不時會出現極端刻薄無禮的評論，若親自面對面，對方幾乎不會口出惡言。網路霸凌也成為學童之間的嚴重問題。阿布賈烏德清楚指出，「言行舉止在一般場合會受到規範，在網路上卻時常失控。」 

然而，最根本的問題是線上人格容易流於自戀，進而影響到平時的人格。線上自戀最清楚的表徵就是「自我搜尋」（又稱作「自戀搜尋」或「自我google」），其定義為「上網搜尋自己的相關網站與出現筆數。」百分之四十七的美國成人承認做過自我搜尋。此外，有些人會出現成癮症狀，像是不斷查看自己的推特有多少追蹤者，耗費數小時修改個人檔案，或者刻意發文吸引別人加你「好友」或替你「按讚」。事實上，我們正在變成虛擬廣告板，向網路顧客推銷我們的人格。難怪現在有研究指出，在臉書與其他用戶交流越頻繁，在自戀測驗的得分就越高。 

不過，顯然也不是每個人都會自我搜尋或同意每則交友邀請。有些人會利用網路的力量廣泛喚起同理心，激發政治變革，例如阿拉伯之春與占領行動。二○○九年至二○一二年間，政治抗爭在全球風起雲湧，紐約爆發占領華爾街行動，馬德里出現學生抗爭，突尼斯和德黑蘭也有大規模抗議活動，這些統統有賴數位科技與社群網站，否則根本無法發生。抗議人士靠臉書彼此集結，以推特散布消息，藉 Yfrog、Flickr 跟YouTube 把照片與影片四處流傳。政治分析家梅遜（Paul Mason）認為手機使社會媒體更具威力：「我們可以看到，每當群眾遭受鎮壓，就會有一隻隻的手高高舉起手機，宛若一隻隻鴕鳥，紛紛拍下鎮壓或反抗的照片，即時呈現在全球面前，當局無從遮掩。」 

許多因素激起這股抗議狂潮，包括怒火、經濟困境、反獨裁主義、對政府的失望，還有對個人自由及社群意識的渴求。傑瑞米．里夫金認為同理心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伊朗的年輕人走上街頭抗議充滿瑕疵的選舉結果。其中一位年輕女子名叫娜達，以前是醫學系學生。朋友正在拍攝她之際，她竟慘遭軍隊射殺。一小時以內，全球數百萬名網友已經知道她的臉書，查出她的家人，明白她的想法。現在全球有數百萬名年輕人深深認同她，把她當作姊妹。全球民眾對她感同身受。這是同理心革命的開端。 

從阿拉伯之春與占領行動的例子，我們知道數位科技有助傳播強烈情緒，例如同理心或怒氣。然而我們也看得出來，如果單靠數位科技與社會媒體本身，實在無法長期延續大型抗爭所需的情緒能量與實際行動。社會媒體是一個絕佳工具，可以用來立刻招集民眾參與抗議行動，把當前狀況傳播到全球各處，卻難以提供必要養分，助社會運動取得長遠的成功。占領行動的參與人士無法單靠推特闡明他們原本顯得籠統的政治目標，無法發展領導體系與策略，也無法長期維持支持者的熱情。一般而言，這些有賴面對面開會討論，得耗費許多時間苦心組織。另外也別忘了，雖然網路可以使非常多人湧起強烈的同理心（還記得有關科尼的紀錄片吧？）（譯註： 科尼是烏干達反政府武裝頭目，亦為國際刑事法院逃犯，這部紀錄片由公益組織拍攝，目標是讓科尼為世人所知，藉以要求政府盡快把他繩之以法。），卻通常難以在現實世界激發星火燎原的實際行動。我們也許會陷入所謂的「懶人行動主義」時代，大家自欺欺人地以為只要看一段影片，或是點擊一份線上請願書，就算是實際參與政治行動了。 

現在回來談談個人，我們又該如何界定自己與數位科技的關係？我們越來越深陷網路世界，得捫心自問網路如何重塑人格特質與人際關係。網路是否讓我們得以跟一大堆人泛泛而談，卻不思建立深厚情誼，以致無從激發同理心？我們在網路上是否變得自我陶醉，自我吹噓？網路問世不久，我們才剛開始探討網路文化會如何影響性格。我想樂觀其成，卻有越來越多證據指出，目前這種形式的數位革新不是通往同理心文明的康莊大道，反而可能讓世界重回七○年代的氛圍，「自我年代」死灰復燃。數位科技似乎使人類變得更加自我中心。 

如果你想擴展同理心，並守護現有成果，就該在接觸網路時妥善思考，甚至謹慎以待，千萬不要只求網上風風光光，卻不反思網路如何影響自己平時的人格身分與人際關係。蘇格拉底也許會說：認識網路上的你自己。如果你厭倦網路上此起彼落的閒聊瞎扯，開始渴求深厚情誼，或者你變得自我中心，麻木不仁，那麼你也許該著手減少上網時間，別老是跟這顆「全球電子大腦」休戚與共。 

儘管我疾聲警告，卻依然一心一意想找出最有效的同理心應用程式。然而，我意識到我們也許該跳脫現有的程式，開發出專門設計來擴展認知同理心與情感同理心的全新軟體。我衷心期盼懂得電腦技術的讀者能挺身而出，開發像輪盤聊天室和《偷車大盜》般廣受歡迎的同理心軟體，但把目標放在激起占領行動與阿拉伯之春那樣的大型抗爭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