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問題的有益答案：偉大思想家如何解決你的煩惱【艾倫狄波頓人生學校】

〈精彩節錄〉

●斯多噶學派 

當別人遭遇不順，例如遺失鑰匙、工作受辱、求愛遭拒或丟臉蒙羞，我們也許會叫他們要「斯多噶一點」或「哲學一點」，這如同在向斯多噶學派致意。綜觀所有哲學思想，也許依然就屬斯多噶主義最直接有助我們面對不安與驚恐。他們的著作淺顯易懂，相當撫慰人心，是難眠夜晚的理想讀物，有助減少午夜夢迴的恐懼害怕與鑽牛角尖。尤其有助面對四大難題：

◎焦慮

許多壞事隨時可能發生。一般人的安慰方法是認為自己終究不會有事：令人尷尬的電子郵件不會被發現，醜聞不會爆發，銷售成績會上揚……然而斯多噶學派反對這種安慰策略，原因是他們認為焦慮源自一道鴻溝：一邊是我們害怕可能發生的事情，一邊是我們希望可以發生的事情。鴻溝愈大，心情愈忐忑不安。

為了重新冷靜下來，我們需要剷除所有希望，滴水不漏，善用智慧。斯多噶學派認為，與其拿美好想像安慰自己，不如勇於面對最壞結果，進而全然安於其中。我們該直接面對恐懼，想像惡夢成真的結果，進而得到關鍵的領悟：我們應付得了。即使我們會鋃鐺入獄，散盡家產，顏面盡失，所愛的人紛紛離去，業績數字奇慘無比—依然應付得了。我們通常緊閉眼睛，不敢正視可能的下場，所以被恐懼緊緊掐住。可是塞內卡說：「為求減少擔憂，你得假定所恐懼的必將成真。」 

◎憤怒

我們都會生氣，尤其是生伴侶的氣，生小孩的氣，生政客的氣。結果氣急敗壞，傷害他人。斯多噶學派覺得憤怒是一種危險的沉溺，更是一種愚昧，理由在於所有憤怒源自一件事：對存在的錯誤認知。憤怒是天真的惡果。

在斯多噶學派的分析裡，憤怒源自希望與現實的劇烈衝突。我們不會每次碰到壞事都大聲咆哮，只會為意料之外的壞事光火。為了心平氣和，我們務必學著大幅降低對人生的期望。所愛的人當然會讓我們失望，同事理應會搞砸事情，朋友必然會矇騙我們……這些都屬意料之中，沒什麼好意外的。如果我們信奉斯多噶主義，可能為此難過，但絕不為此生氣。

智者該設法讓外在事物無法突然擾亂內在平靜，預先想過所有悲劇。塞內卡問：「何須為一時際遇哭泣？整個人生本就使人淚流。」

◎妄想

我們很容易自認特別倒楣，責怪自己，埋怨別人，變得憤世嫉俗。

斯多噶學派希望我們另做他想：這或許不是我們的錯，也不是任何別人的錯。

……

如果我們預先有這種認知，則能對成功泰然處之，對失敗淡然處之。無論怎麼看，我們不配領受大多數好事。因此，智者永遠不該相信命運的禮物：舉凡名聲、金錢、權力、愛情或健康皆非自己所有。即使我們得到這些禮物，也要時時戒慎恐懼，切莫看得太重。

◎陷於自身觀點

我們天生容易把自己看得太重，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放得很大，所以有時變得緊張驚慌，罵東罵西，甚至亂摔東西。為了長保沉著，我們務必時常跳脫自己的觀點，別陷入一個常見的麻煩幻覺：以為自己這個人很重要，以為自己怎麼做很重要。

斯多噶學派如同熱中的天文學家，推薦所有探究哲學的人思索宇宙之妙。傍晚出門散步，抬頭看一看天上星斗：在漸暗的天際，你會看到金星與木星閃閃發光。夜幕愈來愈低垂，你看到其他星星，例如畢宿五、仙女座與白羊座，由此想到太陽系與銀河，擴及無邊無際的宇宙。斯多噶學派推崇當中的鎮靜作用。與宇宙相較，人如同滄海一粟，種種難題、失望或盼望其實不足為道。

我們經歷的遭遇，我們所做的事情，從宇宙的角度來看不啻過眼雲煙—而這是一種幸福。

●約翰．羅爾斯　John Rawls

我們許多人覺得社會有些（甚至非常）「不公平」，卻很難向握有權力的人妥善解釋，很難講得有憑有據，又不致陷入一己的氣惱或執著個人的苦痛。正因如此，我們需要羅爾斯這位二十世紀的美國哲學家，他教我們如何簡單看出不公，爭取他人支持，設法解決問題。……..

一九七一年，羅爾斯出版《正義論》，就此確立名聲，而且至今值得推崇。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詳讀過他的著作，廣為討論，稱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還常請他到白宮吃飯。…….

這個崇尚公平的模範人物到底有什麼話想對現代社會說呢？

◎當今之世明顯不公

統計數據指出今日社會嚴重不公，平均壽命懸殊，貧富差距驚人，這不啻當頭棒喝，我們平常卻很難認真看待諸般不公，尤其在談到自身之際。

我們該怎麼辦？羅爾斯很懂政治，知道只要談到不公現象與解決之道，通常會陷入枝微末節，爭得面紅耳赤，年復一年僵持不下，最後依然一無改善。因此，羅爾斯只想向民眾清楚呈現社會的不公，點出面對的方法—不涉各種爭吵，直接觸及心靈（他知道情緒在政治上有多重要）。

◎請想像你不是你

社會沒有變得比較公平的一大原因在於，既得利益者無須認真想像自己如果出身不同會怎麼樣，但如果沒有發揮想像，就擺脫不了根深柢固的偏見與歧視。羅爾斯憑直覺認為他必須先讓這群人有所體認—訴諸他們的想像與內在道德。

他設計出政治思想史上極厲害的思考實驗，直追霍布斯、盧梭跟康德。

這項實驗稱為「無知之幕」。羅爾斯叫我們想像自己尚未出生，但有一顆清楚的腦袋，只是不知道會出生在何種環境，未來由無知之幕罩住。我們高高懸浮於地球之上，不知道父母會是誰，鄰居會是誰，學校會是怎樣，地方醫院會是怎樣，警察與司法制度會是怎樣，諸如此類……羅爾斯請所有人思考的問題是：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會有何出身，我們想生在怎樣的社會？在無知之幕揭開以後，怎樣的政治制度堪稱合理明智？

唔，首先，不會是美國。從社經地位來看，美國的許多家庭當然很棒，很多人住好社區，讀好中學，念好大學，迅速得到好工作，上設備一流的鄉村俱樂部……平心而論，在這廣大而美麗的國家，至少三○％的人享有機會與特權。難怪這體系遲未改變：因為有太多人從中得利。

此時「無知之幕」派上用場：我們別再去想光鮮亮麗的成功人士，而是想到進入美國社會的驚人風險。在無知之幕後頭，一切如同樂透，你也許生在鳳凰城市中心，父母是做牙齒矯正的牙醫；也許生在底特律東邊的貧民區，由非裔單親母親一手帶大。在這國家裡，七○％的人只有次等的健保，住在糟糕的房子，法律系統不好，教育系統出問題—哪個頭腦清楚的人想賭上一把，參加這場出身樂透？哪個頭腦清楚的人不會疾呼改變，讓每個樂透玩家更可能抽到好結果？

◎你需要改變認知

羅爾斯替我們說出答案。在無知之幕實驗裡，頭腦清楚的人都希望社會具備若干優點：學校要非常好（包括公立的在內），醫院要非常好（包括免費醫療在內），法律制度要完善有保障，人人住在還不錯的房子裡。

無知之幕實驗使一個人明白，自己其實想隨機出生的國家會偏向瑞士或丹麥。換言之，無論出身高低都能過得不賴，無論是貧是富，都平等享有不錯的學校、醫院、交通系統與政治制度。說到底，你其實知道自己想活在哪種社會，只是先前沒認真想過。

這個實驗讓我們站在客觀角度，仔細思考一個公平的社會在各方面是什麼模樣。當我們思考資源分配這個重大問題，為了避免失之偏頗，有必要捫心自問：「如果我站在無知之幕後面，我會怎麼看待這個議題？」當我們思索自己在最糟狀況下需要什麼，公平的答案自會浮現。

◎接下來怎麼做？

主要取決於你的社會有何缺點。羅爾斯在這方面保持開放，明白無知之幕實驗的結果各形各色，該當因地制宜：有些社會的當務之急是解決空汙問題，有些社會則是改善學校系統。

羅爾斯想出這個簡單漂亮的實驗，供我們針砭當前的社會。唯有當我們站在無知之幕前面，卻不在乎自己將生在哪戶人家或哪個地區，才終於能理直氣壯的說，我們打造了一個公平的社會。我們現在說不出口，足證社會仍有多少事情不公平—而我們仍有多少事情得努力。

●安娜．佛洛伊德　Anna Freud 

「防衛」行動是我們跟自己與他人之間諸多問題的根源，因而把責任歸咎到錯地方，把合理批評當成惡意中傷，以冷嘲熱諷代替真心誠意。

最有助我們明白防衛行動根源的是精神分析家安娜．佛洛伊德，也就是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的女兒。安娜是六個兄弟姊妹裡的么女，一八九五在維也納出生，當時她父親正提出有關性與內心的激進理論，在世紀末的歐洲聲名鵲起。安娜表現「平庸」，在學校讀得吃力，還被同學冠上「黑魔鬼」這個難聽外號，但日後當上學校老師，再投入精神分析，成為研究兒童發展的先驅。

安娜．佛洛伊德出版提出一個核心概念，就是我們會出於本能以各種防衛方式保護「自我」（ego，可接受的自我面貌）。防衛機制意在避免痛苦。問題在於防衛動作也許短期來看有利，但長期來看有弊，沒有妥善因應現實，錯失發展與成熟的機會。…….

◎否認

我們不認為有問題存在，也許會這樣想：「我愛喝酒，有時候宿醉得很嚴重，但終究沒有喝到太多嘛。」也許這樣想：「我是花了點錢，但沒比別人會花，算不上是個在金錢方面不負責任的人。」如果別人（親友或伴侶）對此有異議，我們往往很不爽。

當下的求生機制是一種短期本能，想覺得自己沒怎樣，不肯認為有問題存在，原因是如果承認有問題的話，必須面臨各種難題。但是否認對長遠來說有害，光是否認有時顯得不夠安全，還會另找證據支持。一個九歲的男孩有時很愛抱著母親，卻不願對自己承認，所以可能會說她很討厭可惡，向自己「證明」他不需要她，這樣一來，當他覺得有點想哭跟孤單時，就不可能是因為他想找媽媽。

否認不是說謊。這個防衛機制像是煙幕，使我們看不清自己。

◎投射

這涉及體認到負面感受，但不當作自己的黑暗情緒，而是投射到別人身上。這乍聽古怪複雜，其實隨處可見。

你接獲主管要找你談重要事情的通知，第一直覺可能是公司要開除你，主管要說你哪裡做得很糟。你腦中浮現主管的樣子，態度冷淡，咄咄逼人，顯得氣焰很高。然而你去見主管時，他只是對接下來的新案子提出些實用建議而已。舉凡恐懼、冷淡跟震怒等情緒其實源自於你，只是投射到主管身上，你不希望是自己有負面情緒，所以推給別人。

再舉個例子。你覺得如果你今年的收入沒比去年高，另一半會變得很愛找碴。你為此頭痛不已，想像他們會怎麼說話帶刺，尖酸刻薄，但其實他們沒有這種感覺，反而真心理解，毫無怨懟（雖然如果收入能增加當然更好）。刻薄話語不是在另一半的口中，是在你的心中—也許源自你的母親。可是你投射到身邊最親近的人。

這樣一來，你不是對自己失望（這種感覺很不舒服），而是覺得遭受不平對待（這種感覺較易承受），畢竟至少在你腦中有個從不滿足的強硬伴侶。不必面對難受的事情，苦惱為什麼賺得不夠多，或是為什麼不能照自己喜歡的做，而是創造另一個箭靶：「討厭」的另一半。

◎退化

童年大多為一段安逸時光，至少長大後回想是如此。小孩不必擔責任，不必通曉世事，不必做困難決定，不必行事前後一貫，不必說話頭頭是道。

退化這種防治機制是在關鍵方面變得幼稚。比方說，一個人可能猶豫不決，而非做出決定並承擔後果。退化的核心特徵在於，相信問題永遠都是別人的錯。這種策略回歸一個兒時的想法：世界由父母主宰，如果哪件事不對，他們有責任搞定，至於最不該怪罪的當然是小孩自己。

發脾氣是典型的退化防衛機制。一個人不是設法解決問題，而是（以兒時邏輯）靠生氣解決問題。這在成人世界很荒唐，但嬰兒確實必須靠啼哭、大叫或亂踢等方式發出求助信號，別無他法。發脾氣其實意謂著：我只是個嬰兒，可沒半點責任，你一定要來幫我。

◎轉移 

轉移是把矛頭導向替代對象。這往往源自有惹人厭的傢伙使我們感受威脅，於是把感受導引到比較好欺負的人事物。一個經典例子是有人對主管不滿，卻回家對另一半大小聲。

安娜．佛洛伊德對防衛機制抱持相當寬大的態度。我們深感威脅，才會尋求防衛機制，這是避開危險與減少痛苦的本能。她一直提醒我們，防衛不是出於刻意，並非有意識的選擇，自己其實蒙在鼓裡。我們不認為自己有在防衛，有在否認，有在合理化。防衛機制不在理解事實，而在避免痛苦。

安娜．佛洛伊德是在告訴我們要謙遜，她指出防衛機制很可能正深深影響我們，只是自己渾然不覺，所以該對那些願意陪伴在身旁的人多些感謝。

●維梅爾　Johannes Vermeer   

世人常錯解何謂有魅力，問題其實不在魅力本身，而在我們認為何為魅力？進步不會來自完全破除魅力的概念，而是我們必須更明智，對適當的對象提出讚美。藝術家能為我們做的重要貢獻就是撥亂反正，讓魅力的光芒照在最妥善與有益的方向。有些事物備受忽略，值得更多關注，而藝術家正能夠發現這類事物，憑技巧、美感、柔情與智慧描繪出來，將真正的價值展現於世人眼前。

一六五○年代晚期，世人可不認為女僕、麵包和牛奶有什麼出奇之處，但維梅爾選擇描繪倒牛奶的女僕，成就一幅經典名畫。他不是找人見人愛的模特兒，而是花時間細察自己喜愛的事物，儘管這些在世人眼中無聊乏味，根本不屑一顧。……

維梅爾其實相當能代表一種（當時）新興的重要身分：中產階級人物。維梅爾十幾歲時，荷蘭（準確來說是七省共和國）獨立建國，世上第一個「布爾喬亞共和國」。荷蘭不同於周圍的半封建國家，不屬社會頂端的人民也享有榮譽與政治權力，例如商人、官員、企業家與出色工匠。這是世上第一個貨真價實的現代國家。 ……

基督教信仰有種灼見，與周遭的其他神學觀毫不相干，認為人人的內在生命都很重要，即使外在並不顯赫亦然。從思維層面來看，將軍與皇帝的想法感受固然重要，但是裁縫學徒的想法感受也很重要。 ….

維梅爾抱持相同看法，畫出〈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她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女，不怎麼有錢，雖然耳環還不錯，但從時裝標準來看只是個廉價首飾，其他裝扮更是便宜貨。然而她不需要什麼平反，也沒有被世界壓迫或踐踏。她很平凡（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詞），但她的內心當然（跟別人一樣）毫不平凡：她就是她，絕無僅有，獨一無二。 ……

維梅爾命不長，一六七五年，他才四十歲出頭就英年早逝。然而他已經傳達一個相當睿智的重要想法：對我們重要的往往不是刺激、超凡、壯盛與激越，生命多數時候是在面對平凡、樸實、簡單、慣常，還有（老實說）乏味。我們的文化該著重於欣賞普通，欣賞日常，欣賞平凡。

當維梅爾畫著自己居住的小城時，他並沒有選擇特定大日子，天色並非陰鬱或晴朗，沒有事情發生，沒有名人造訪，但正如同他讓我們所體認到的，此中自有一種超凡。  

●珍．奧斯汀　Jane Austen  

一般人主要是喜歡珍．奧斯汀把英國攝政時期的風尚描寫得精采迷人，舉凡優雅房舍、舞蹈、僕役與駕駛四輪大馬車的青年都躍於紙上。然而她自認的任務卻大不相同，她是有抱負且嚴格的道德家，敏銳觀察世人的諸般缺失，希望讓大家變得更好—更無私，更理智，更高貴，更體察他人的需求。小說是珍．奧斯汀選來改革世人的武器，畢生寫出六部作品，分別是《諾桑覺寺》《傲慢與偏見》《理性與感性》《曼斯菲爾德莊園》《愛瑪》與《勸服》。她主要想教你的道理如下：

◎讓愛人教育你 

在《傲慢與偏見》裡，達西先生與伊莉莎白一開始真心討厭對方，但漸漸發覺愛慕彼此，成為極浪漫的一對愛侶。他帥氣多金，頗具人脈；她才貌過人，活潑爛漫。不過到底為什麼他們是天作之合呢？

珍．奧斯汀說得很清楚。這是基於一個我們現在不太會去想的原因：因為他們能教育彼此，一起變好。達西搬到地方上時，自認比其他人都「優越」，畢竟他更加有錢有地位。在一個關鍵時刻，伊莉莎白當面批評他太過自大傲慢，非常冒犯與尖銳，但後來他承認這正是他需要的……

伊莉莎白也認為愛情是教育。他們很相配的原因在於： 他們都從這段關係獲益。從她的輕鬆活潑，他的心變軟了，態度變好了；從他的知識與見識，她更是深為獲益。

我們聽在耳裡會覺得奇怪，畢竟大家往往認為愛情就是喜歡對方原本的樣子，全然接納。珍．奧斯汀卻說理想對象不只是能讓我們舒服自在，還要協助我們克服缺點，變得更沉穩正直，變得更寬宏客氣—而我們也該這樣協助對方。 在《傲慢與偏見》裡，達西與伊莉莎白攜手讓彼此愈來愈好，然後作者讓他們訂婚。他們有良好發展，故事才讓有情人終成眷屬，這小說的結構之美正是在此，不僅匠心獨具，還呈現一個基本事實：婚姻仰賴成熟與教育。

◎我們不該停止評斷他人，但該評斷得更謹慎 

在《曼斯菲爾德莊園》的開頭，內向怕生的芬妮搬去與貝特倫姨丈一家同住，待在他們位於鄉間的曼斯菲爾德莊園。他們比她家有錢得多，聰明自信，時髦上流。從一般角度來看，他們是耀眼之星，芬妮則不值一提（她不知道歐洲各國的地理位置，所以被表姊茱莉亞看不起），然而珍．奧斯汀是從截然不同的角度評斷各人。 

一般來說，世人主要是以財富地位評斷他人，但珍．奧斯汀主要是以人格特質評斷他人。她不是看誰有最高級的衣服，有最豪華的馬車，有最多僕人，而是看誰自私自利或虛榮冷酷，誰則誠實正直謙恭高貴。根據這個評斷標準，有權有勢的人可能微不足道，無權無勢的人可能透著光輝。在這本小說的世界裡，美德與物質財富無關：彬彬有禮的富人不見得良善，沒上過學的窮人不見得低劣。粗野的跛童可能良善，貧困的腳夫可能良善，躲在閣樓的駝子可能良善，地理不好的女孩可能良善。芬妮確實沒有漂亮衣服，沒有錢，不會法語，但是到《曼斯菲爾德莊園》的結尾，芬妮顯得更為高貴，至於顯赫的姨丈一家卻品德可議。

珍．奧斯汀不是敵視身分地位，而是希望名實相稱，而在每本小說的結尾，此理皆獲彰顯。芬妮往上提昇，將成為曼斯菲爾德莊園的女主人，而她自私無知的表姊茱莉亞則落了下來。

◎認真看待金錢 

珍．奧斯汀對金錢很坦白。她向我們詳細描述角色的財務狀況：在《傲慢與偏見》裡，她說賓利先生每年的收入是四千英鎊（顯然頗多），達西則是兩倍。她不認為說人有錢沒錢會不禮貌，反而認為金錢是嚴肅文學極合適的主題，畢竟財務對人生有重大影響。

珍．奧斯汀關注世人易犯的兩大金錢錯誤。在《曼斯菲爾德莊園》裡，茱莉亞嫁給拉什沃思先生（珍．奧斯汀所有小說裡最有錢的角色），卻處得痛苦糟糕，婚姻很快分崩離析。不過她同樣認為錢不夠就結婚是一大錯誤。在《理性與感性》裡，愛蓮娜與愛德華無比相配，唯獨錢不夠多，結果無法結婚：「他們都沒愛到認為一年賺三百五十英鎊（略低於中產階級水準）能過得了好生活。」愛蓮娜認為「有錢與快樂大大相關」，不過她所謂的有錢不是家財萬貫，而是夠過尚稱舒適的生活。貧賤夫妻百事哀，沒有足夠經濟基礎的婚姻不啻一種愚蠢。 ……..

珍．奧斯汀並沒有明白指出她對好壞高低的見解，而如同牧師講道那般，善用出色的小說技巧與幽默文筆，訴諸我們的同感，激發對錯誤看法的反感厭惡。她沒有明說為什麼這種看法很重要，而是融入小說情節，讓我們讀得擊節大笑，如癡如醉，急著趕快吃完晚餐繼續讀下去。……

我們讀完她的小說，會回到她帶我們暫時離開的現實，懷著她的教誨來待人處事，留意種種貪婪、自大與傲慢並加以避開，迎向自己與他人的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