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了戒【《罪行》律師挑戰法律最禁忌】

當相同比例的

綠光、紅光和藍光相混後

會現出白光

　－－赫姆豪茲的色彩學（Helmholtz，1821-1894，德國物理學家）

〈綠色〉

一八三八年，一個清朗的春日，巴黎聖殿大道上有人創造出一種新的「真實」，改變了人類的視覺、知識與記憶，最終也改變了真相。

達蓋爾是法國的舞台背景畫家，他想做出看起來很逼真的布景。他發現，透過木箱的洞，讓光線落在浸過碘的銀板上，汞蒸氣的作用能使木箱前的場景變得肉眼可見，但必須等上好長一段時間，銀鹽才有反應：儘管馬車和行人的步伐太快，無法在感光板上留下痕跡，光線卻將樹、房子和街道刻畫在銀板上。達蓋爾發明了攝影術。

在一八三八年他所拍攝的那張照片上，馬車和人群散開的陰影中，可以明顯認出有個男人，他周遭的一切飛馳著，只有他站著不動，雙手交叉放在背後。這個人對達蓋爾和他的發明一無所知，他只是一個正在接受擦鞋服務的行人。那部相機能看到他和擦鞋童—他們是首次出現在照片上的人類。

瑟巴．艾胥常常想起那個動也不動的男人，以及他模糊的頭部。然而現在，在一切已經發生、沒有人可以讓一切從頭來過之後，他才了解：這個男人，就是他自己。

＊＊＊

孩子從來就不是這個家的關注焦點，他們很有家教，知道用餐時怎麼拿刀叉、吻手禮該怎麼做，謹遵沉默是金等教導，但大多數的時間，大人並沒有把心思放在孩子身上。當瑟巴八歲大時，才獲准和父母同桌共餐。

瑟巴無法想像住在別的地方，每當和家人在外度假時，住在飯店都讓他感覺格格不入，很陌生。回家後，看到走廊的深色地板、踩凹的石階，以及下午照進小教堂的柔和光線一如往常時，他欣喜不已。

他的生活中一直存在著兩個世界，他的視網膜可以感知介於三百八十到七百八十奈米的電磁波，大腦會再轉譯成兩百種色調、五百種深淺和二十種不同的白。他看到的和其他人眼中所見並無不同，但顏色在他眼底卻有另一種樣貌。這些顏色沒有名字，因為現成的語彙不足，如對他來說小女生的雙手是由青色和琥珀色所組成，他的頭髮散發出紫色中帶有一絲赭石色的光，父親的皮膚是一種蒼白的青綠色。只有他的母親沒有顏色，有很長一段時間，瑟巴相信母親是水做的，唯有當他走進母親的房門時，這才看到所有人眼中的她的模樣。他屢屢對母親的神速變幻暗自驚嘆。

當他學習識字時，每個字母也有它的顏色，「A」紅如小學女老師的針織毛衣，或是他去年冬天在山中小屋看到的瑞士國旗，那是一種濃烈深刻的紅。「B」就輕盈多了，那是一種黃色，散發出上學途中油菜籽的甜甜氣味。「C」則蒙上一層淺綠色，比起深綠的「K」更青翠且賞心悅目。

所有事物除了看得見的顏色，還有一層看不見的顏色，於是瑟巴的大腦開始將這個世界分類，漸漸形成一張顏色地圖，圖上的街道、廣場和巷弄成千上萬，而且每年都會新增圖層。他可以在地圖上走動，也可以在這些顏色中找到回憶，這地圖成為他完整的童年圖像。而屋內的灰塵則呈現出時代的顏色：一種昏暗的、溫柔的綠色。

他從沒提過，但他以為所有人都是這樣「看」。他無法忍受母親要他穿上七彩毛衣，因此大發雷霆，把毛衣扯毀埋在院子。後來，他只能穿著當地農人的深藍色工作服，在他十歲前，這是他唯一的日常穿著。有時他會在夏天戴上毛帽，只因那顏色是對的。在他們家寄宿的女孩認為瑟巴異於常人，她覺得每當她擦了新香水或換了新唇膏，他都會發現。偶爾她打電話給住在里昂的男友，兩人以法文交談時，她也覺得瑟巴光聽到聲音，就能聽得懂陌生的外語。

＊＊＊

在寄宿學校後來這幾年，瑟巴幾乎都待在圖書館讀書。在書海中他去過印度、進到內華達山脈或叢林，他搭著狗兒拉的雪橇、乘龍遨遊，他捕獲鯨魚，他是水手、冒險家和穿越時間的旅者。他無法區別歷史和現實。

這事最先引起圖書館管理員的注意，他看到瑟巴好幾次激動的跟人說話，但整個閱覽室卻只有他一人。管理員覺得很詭異，便通知寄宿學校管理處。行政主管和老師們討論此事件，並以電話通知瑟巴的母親，最後做出決議將此事交付調查。

負責輔導瑟巴的神父帶他進城中心，他說他們將要去拜訪一位名醫，他還是大學教授。

這位醫生有點年紀、身形肥胖，還散發出豌豆湯的體味。他看起來不像醫師，他的診所也不像診所。診間的牆上掛著非洲的面具，書桌上有條以骨頭製成的項鍊。他們進城拜訪胖醫師總共五次，每次都像美好的遠足，看完醫生後，神父總會和瑟巴去咖啡館，然後他可以選一塊蛋糕。

最後一次看診時，胖醫師說，瑟巴不必再來了，醫師和神父交代了些必須注意的事項，但瑟巴聽不懂。胖醫師說到「幻視」，還有許多難以理解的事物。

離開診所後，瑟巴詢問神父，胖醫師怎麼說，他有點擔心自己病了。神父安撫他說不是什麼大毛病，他說瑟巴會編造出不存在的人與事，小孩有時也會這樣，因為現實往往與腦中事物的界線並不明確，有時會隨著時間逐漸「長歪了」。神父說這些話時顯得很悲傷，然後他們又去了咖啡館，瑟巴點了一塊大理石蛋糕，而神父點了啤酒。

瑟巴不喜歡他的內在「長歪了」。家裡的廚娘有根手指偏了一邊，她說，那就是「長歪了」。回程途中，瑟巴一直思索著，他不想要有歪曲或醜陋的東西在腦子裡；他決定，繼續和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奧德賽、海克力斯和《湯姆歷險記》的湯姆閒聊，但絕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必須更小心一些。

〈紅色〉

半夜一點整莫妮卡．蘭道仍坐在她辦公室裡，四十一歲的她從六年前開始在重案部門擔任檢察官，她面前擺著遭綁架的年輕女子的照片，幾小時前電視節目強力播送，網路也廣為流傳。警方在嫌犯住處發現這張照片，他在住處的牆面貼上巨幅照片，並在床上方的照片上以手指畫上一個紅十字。根據法醫的化驗結果，那只是動物的血—但沒有人因此而鬆了口氣。

一切始於六十四小時前，打進警察局的那通電話；一如每通緊急電話，那通電話也被錄音了。對方是一名女子，她的聲音聽起來很年輕，大約十六、七歲。她說她很怕，她躺在一部車的後車箱裡，說那個男人咬了她的頭，她說出嫌犯的姓名和住處街名；然後她還說了些什麼，聲音很小又模糊。警方認為她應該是低聲耳語，才能不讓綁匪聽到。年輕女子說了「他很凶」還是「他是壞人」之類的話，確切的措詞蘭道沒聽清楚，然後就斷訊了。

在這通電話後，巡邏車立即前往女子所說的地址，這是例行程序。員警在庭院垃圾桶內發現一件被撕毀且帶有血跡的洋裝。對審查庭法官來說，這已符合開出搜索令的要件。近一小時後，刑警按了嫌犯住處的門鈴。那個男人開了門，他的應對非常冷靜。

他們在他的床前發現血跡，法醫指出這和垃圾筒內洋裝上的血是同一名女子的。在床下的一個箱子內有性虐待影片、手銬、鞭子、眼罩、口塞、按摩棒和肛門鏈。在手銬和鞭子上有皮屑，來自同一名不知名的女子。

櫃子裡的襯衫間有個鐵盒，裡頭有解剖屍體的全套器具：解剖刀、鉗子、開顱器和一把電動骨鋸。

幾小時後警方得知，嫌犯在女子打電話報警那天租了一部車，警方也在租車業者處扣押了該車，並在後車箱找到細微的血跡，又是一樣的DNA。嫌犯開車行駛了一百九十四公里，因此直昇機以柏林為中心，搜索半徑一百公里的區域。他們帶著紅外線攝影機環繞著柏林森林區和田野的天空，飛了好幾個小時，但是所有人都明白這無濟於事，因為範圍太大了。八百人投身在此行動中，所有柏林警察都停止休假。

有關這件案子的一切都很奇怪，蘭道心想。調查人員不知道年輕女子的姓名、不知道她的年紀、不知道她從哪兒來，也不知道她是誰；再者沒有勒索信，沒有要求贖金、也不見屍體；而嫌犯也不符常情：他家境富裕，沒有前科，犯案動機排除金錢。「可惜。」蘭道暗自揣度，否則案情就容易推估了。不過所有掌握到的線索都顯示，間接證據的方向是一致的。蘭道穿上大衣前往轄區警局，他們得再度審問嫌犯。

房間位在四樓，非常簡陋，只有四張椅子、一張辦公桌、氖光燈、沒有圖片。嫌犯坐在窗戶旁，他右手的手銬銬在暖氣管上。這是他第三度遭到提訊，截至目前為止他否認了一切，但也沒有要求要律師在場，速記員回家了，員警必須自己打字。他坐了下來並打開電腦。

「至今只是暫時性拘留，」員警對男人說，「幾小時後你就會被帶到法官面前，他會發出羈押令。現在是你可以拯救自己的最後機會。你還記得自己的權益嗎？在這裡你不必回答任何問題。」

檢察官首度見到嫌犯，她對他點點頭，他沒有反應。

「那女孩在哪裡？」員警問。

「我不知道。」男人回答。

「我們不用從頭來過吧?!我們知道你誘拐了那名女子。所以，不要再兜圈子了，你對她做了什麼？她人呢？她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男人重覆的說。

「她還活著嗎？你把她關起來嗎？她的衣服夠嗎？水呢？有沒有東西吃？你知道今晚會多冷嗎？零下九度。如果她被關在室外，那會凍死。」

這名員警還沒開始在電腦上打字記錄，這個房間裡，沒有錄音機也沒有錄影機。

審問是很複雜的，蘭道心想。只要罪犯有那麼一個片刻好好思索，他便知道一旦招供他就輸了，那麼，他為什麼要招認？一個人會坦承犯下某些犯行，因為他別有企圖—也許他希望減輕刑責，或是以為可以減輕良心的譴責，睡個沒有夢魘的好覺；有時候，他可能只想得到審訊員警的認同。蘭道相信，只要人在童年時有過善的經歷，最終總會供認犯行。她進行過多次審問，她知道，要說出真相有多難。

員警告訴男人，今後他將再也不敢照鏡子，夜復一夜這名年輕女子都會出現在他眼前，會跟著他一輩子。他做了很邪惡的事，但他還有機會逆轉，如果他現在說出所有的事實，救回少女，那麼每一位法官都會大發慈悲。員警小聲勸他，千篇一律的，他一再重複每一句話。

蘭道知道，警員想營造出畫面，營造出讓嫌犯驚恐的畫面，但看來行不通。男人只是看看地板、望向窗外，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反應。

當事情發生時，審問已超過三小時。「我自己也有兩個女兒，」員警說，「她們分別是十二和十四歲。」員警說話的聲音變得非常輕。

蘭道嚇了一跳，她不懂員警在做什麼。當然，聰明的員警在審問時會放下權力，他必須贏得罪犯的信任。當審問者動怒、恐懼，或有片刻忘記對方也是人，那麼審問就變質了。在此過程中，員警可能越過應守的分際，冒險超過尺度。蘭道也曾見過員警和罪犯幾乎就要建立起友誼的審問，但現在她認為，調查人員不該談及自己的事情，因為太危險了。

員警起身，抓住他座椅的靠背處，拿起椅子繞著桌子走。那張椅子是金屬材質的，他直接走到嫌犯面前，把椅子往地板重重一敲。然後他短暫轉身，面向蘭道並聳了聳肩，看起來好像他在道歉似的，但蘭道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接著員警坐了下來，嫌犯抬起頭看他。他向前屈身，他的臉和嫌犯的臉相距不到三十公分。

「這是你自找的，」員警說，「我要先跟你說明，你應該猜得到我會對你做什麼。」

蘭道明白，局面失控了。後來她經常想起這一刻，她問自己，如果重來一次，能否阻止這事發生。但也總是得到同樣的結論：她並不想阻止。

「今天，」員警說，「我們不再電擊、用刀片割或敲打睪丸，那只存在於好萊塢電影。我只需要一條抹布和一桶水。事情發展會很快，這裡只有我們兩個，你這個痞子，其他人都在外面找那個女孩。之後沒有人會相信你，你身上不會有傷，不會有疤，你也不會流血，所有的問題都只在你的腦部。當然，之後你會就醫，但是醫生什麼都不會發現。我的證詞會和你的相反，你根本不用想法官會相信誰。你是個強姦犯，現在你得付出代價。至於我要對你做的事，沒有人可以撐過三十秒，大多數人在三、四秒後就投降了。你將⋯⋯」

此刻，蘭道感到精疲力盡，她站起身，一語不發離開房間。她從燈火通明的走廊往下走到洗手間，她關上背後的門並倚在門上，空氣中有氯和洗手乳的氣味。當她平靜下來，便把皮包往架上一放，洗了把臉。她向前屈身在洗臉檯上方，讓冷水流過她的後頸，她摺好一張紙巾沾濕後貼在眼睛上，接著走到窗邊打開窗。

「余誓以至誠，恪遵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與柏林法律之規定，以法律為大眾謀福祉，忠誠履行職責，願上帝保佑。」十二年前所宣讀的誓詞，她依然背得出來。大多數年輕的檢察官會把最後這句「願上帝保佑」拿掉，法律在此方面交由每位宣誓人自行選擇。但她選擇宣讀這個句子，因為她的心中依然保有童年信仰中，那個仁慈寬厚、有條有理的上帝。

她往這棟老建築的內院看去，天黑了，只有幾個房間亮著燈。她深深吸入一口氣，空氣冷到讓她的肺感到疼痛。於是她又關上窗，坐在暖氣上，脫掉一隻鞋並按摩她的腳。她有二十六小時沒睡了。

她想起一件四年前經手的訴訟，一名善妒的丈夫想懲罰妻子，於是把沸騰的牛奶打翻在她胸部上。蘭道起訴了這名男子，但他的妻子卻在審判過程中自盡。經過這個案子後，蘭道本想放棄。但重案部門的檢察長告訴她：「我們沒有贏、也沒有輸，我們只是在做我們的工作。」這句話很殘酷，但也讓人寬慰，在往後的日子裡，這句話日復一日陪伴著她。

蘭道猛的坐了起來，突然間她警醒且明白了，她跑出洗手間、穿過走廊，推開審問室的房門，她居然讓那名員警和嫌犯獨處了二十四分鐘。

後來，蘭道和員警單獨坐在明亮的餐廳，他是經驗最老道的柏林警察之一，比蘭道大十五歲，從她到重案部門工作後就認識他。她知道他穩重而謹慎，他還不曾拔過槍，得到的評價是「無可挑剔」。她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但他沉默不語。他從礦泉水瓶撕下標籤紙，黏在桌上並加以抹平。他盯著標籤紙，什麼都沒說。

終於，他開口了，說起另一件綁架案，距今有十八年了。

「我一直記得每個細節。」員警說，他沒有看著蘭道。「我記得那個男人手腕上的金手鍊，記得他襯衫上遺失的釦子，記得他薄薄的嘴唇和他以手指在桌上打鼓的樣子。兩天後，他帶我們到森林的某處。當我們開車前往森林時，我坐在他旁邊，他身上有股沒洗澡的臭味，嘴角殘留唾液，咳個不停。他猙獰的笑著，但我還是必須友善面對他。『耶誕節前十二天。』開車途中，我不斷想起這句話。當天天氣大約跟今天一樣冷，我們抵達時，一位同僚看到通風管便往那邊狂奔。他邊跑邊脫掉夾克，他清掉通風管上的葉片，大叫著，現在一切都會很好。我們所有人都在管子前跪了下來，發瘋似的在雪中和結冰的地板上猛挖。一位同事撬開了箱子，我在蓋子的木板上看到那個小男孩的抓痕，他的下臂貼著一張紅色轉印畫，畫上已看不出一頭大象、犀牛或其他的動物，轉印畫早已散暈且模糊不清，在小男孩的藍白色皮膚上看起來非常不真實。」

員警抬起頭直視蘭道，「妳知道，就是這幅該死的轉印畫，我沒辦法忘了它，妳懂嗎？我就是忘不了。」

這天下午，檢察官蘭道在她的辦公室寫下簡短的附注，只有十二行，她讀了兩遍後，簽了名並把這頁紙裝訂到檔案中。然後她走到事務處並請對方將此附注傳真給審問官。

「哪樁案件？」祕書問。

「新的訴訟案，檔案在我的辦公室，」蘭道說，「被告：瑟巴．艾胥。」

〈藍色〉

兩天後的早晨，畢格勒六點整起床，夜裡他讀著檔案，睡得很少，儘管如此他還是覺得得到充分休息且精神奕奕。他和艾莉共進早餐。

「上星期樹木專家來過。」埋在報紙後方的艾莉說。

「什麼？」

「樹專家，如果你要砍樹，要先得到樹木專家的許可。」

「喔，老天。」畢格勒說。

「他說，這棵樹非常健康，你不可以砍掉它。」艾莉說。

這樹矗立在他們每天享用早餐的溫室前面，遮住了陽光。

「所以我必須繼續生活在陰影中？」

「差不多。」艾莉說。

「德國人真是瘋了，」畢格勒說，「我要把樹毒死，用鉛毒死，要怎麼做？」

艾莉沒有回答。

「我可以打電話請人來對樹開槍，子彈裡面也含鉛。」畢格勒說。

「別再大聲嚷嚷了。」艾莉說。

兩年前艾莉把他送去一位精神分析醫師那兒，她說他變得讓人越來越無法忍受。而他也真的去了，八次療程他都是一邊深呼吸一邊聽分析師講話，且每小時要花他八十五歐元。當然畢格勒一個字也沒說，他覺得自我反思是一件無聊的事。在付了六百八十歐元後，他中斷了療程。他不敢告訴艾莉，而此後他就生活在她會發現這事的恐懼中。他買下佛洛伊德的《全集》，有時會引用書中的話。他希望可以藉此瞞過。

「報上說，你要接下那個藝術家的案子。」艾莉說。

「也許吧。」

「他們說，案子八成是他犯的。」

「不這麼寫就沒新聞了。」畢格勒說。

艾莉建議他送花給新來的祕書，但他拒絕了。「花朵是敞開的性器官，這種東西我不會拿來送人，尤其是送年輕女子。」他說。

八點整他前往莫阿比特看守所，在接見中心出示瑟巴的委託書，請求和委託人談話。接待人員打了通電話，然後她問畢格勒，度完假身體恢復了沒，畢格勒沒有回答。

瑟巴是目前知名度最高的人犯，接待人員說。他很安靜，多半躺在牢房內的床上，對獄警和獄友彬彬有禮。他自願放棄放封機會，截至目前沒有任何抱怨，也沒有要求其他特殊待遇。

「聽起來還滿友善的。」畢格勒說。

「但在某些方面他很反常。」接待人員說。

「哪些方面？」畢格勒問。

「我也說不上來，」接待人員說，「只是一種感覺。」

「所以只是一種感覺。」畢格勒說。對方點點頭。

幾分鐘後瑟巴來了，畢格勒帶他到律師會談室。

「抽菸嗎？」畢格勒問。

「我在這裡戒掉了。」瑟巴說。

畢格勒把他的小雪茄放回菸盒，「好吧，反正談話室也禁止吸菸。你要我為你辯護？」

「是的。」

「你已經有一位義務辯護律師了。」

「但是現在我需要你。」瑟巴說。

「為什麼？」

「外頭的每個人都認為我是凶手。」

「是啊，那是因為你認罪了。」畢格勒說。

「是的。」

「而且簽了名。」

「對，但那是被逼的。」

「你想說，這不是事實？」畢格勒問。

「我想請你為我辯護成⋯⋯好像我不是凶手。」

「好像你不是凶手？我的理解沒錯嗎？那你是或不是？」

「這很重要嗎？」

這真是個好問題，畢格勒還不曾從委託人的口中聽到這問題。記者喜歡問諸如此類的問題，大學生或快完成法律系學業的實習生也會，他心想。「對辯護來說，這不重要，如果你問的是這個。」畢格勒說。

「那對你個人來說呢？」

「辯護就只是辯護。」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請你擔任我的辯護律師，不是所有律師都有這樣的認知。」瑟巴顯得非常冷靜。「你看過檔案了嗎？」

「我看過更糟的。」畢格勒說。

「你要怎麼為我辯護呢？」

畢格勒看著瑟巴。「如果想從謀殺控訴案得到無罪宣判的話，有六種可能。第一：在案情中殺人是對的，但這很少發生；第二是正當防衛；第三是意外使然；第四是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或是你沒有能力認知此犯行是錯的；第五是，你不是凶手，凶手另有其人；同樣很罕見的是第六：根本就沒有謀殺案發生。我們從頭到尾過濾一下：正當防衛、意外和無刑事責任能力先排除。我們先從另有凶手開始，如果不是你，那誰可能是凶手？」

瑟巴思索了一會兒，「沒有。」

「你沒有鄰居嗎？」畢格勒問。

「有，一名女子，仙妮亞．芬克斯。」瑟巴說。

「她是誰？」

瑟巴敘述對她所知的一切，包括持刀行凶和她的傷口。

「很好。」畢格勒說。他在筆記本記下一切。「對此我們可以好好想想，我們先來談談最後一個辯護的可能性，也是本案最有意思的——根本沒有謀殺案。」

他說。年輕人收下錢放進口袋，什麼也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