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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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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殺手：揭開新興傳染病威脅的真相
1.
健康食品暗藏危機（摘自本書第三章：食物驚魂）
且看苜蓿芽這種植物：原本是一片潮濕的卷鬚，然後伸展出淡綠色的莖，上頭頂著兩片深綠色的葉子。苜蓿芽農夫總是把自己的作物傲然稱為「活的食物」。相對之下，美國人慣常食用的肉類則是牲畜的死屍，而且其中充滿病菌。苜蓿芽農夫聲稱一盎司苜蓿芽所含有的蛋白質比一磅牛排還多，而且還有豐富的維他命Ｃ。庫克船長（James Cook）似乎早就預見了這種另類文化，而在船上種植扁豆芽以預防壞血病。後來出於殖民地經濟的考量，遠洋航行較喜歡用檸檬類的芸香科樹之果實。
食物微生物學家對於這種六○年代遺留下來的觀念，則沒有那麼浪漫的想像。喬治亞大學食品安全與品質強化中心主任多伊爾（Mike Doyle）指出：「芽類植物是非常危險的食品。不但有水，有適當的溫度，而且還有養分，這正是培養有害微生物的三項條件。」從公共衛生的觀點來看，芽類植物恰好是個典型的例子，顯示「活的食物」一旦遭到細菌汙染，又大量繁殖而進入食物之後，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這個例子也告訴我們，每當有新的食品科技出現，我們一定要澈底考量食物感染病原體所可能受到的影響。
一九七○至一九九九年間，芽類植物產業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成長。這個產業的許多企業家都是澈底茹素的人士以及有機種植者，他們對於殺蟲劑、荷爾蒙和消毒劑等化學添加物都避之唯恐不及。截至二十世紀末，美國的商店裡已有十五種芽類植物，從一般的紅三葉草豆芽與苜蓿芽，乃至向日葵芽、麥苗和茴香苗這類較具異國風味的植物。不過，這些高度獨立的小型商家卻忽略了一點，沙門氏菌和其他病原體經常從一開始就附著在芽類植物種子的裂縫中。
佛克斯把沙門氏菌稱為「微生物界的蟑螂」，這種細菌非常耐命，適應力強，無所不在，而且幾乎無法澈底消滅。沙門氏菌的血清型超過兩千四百種，在各種環境中都能存活，不論是魚飼料還是現榨柳橙汁、母雞的卵巢還是烏龜的腳趾。導致傷寒的傷寒桿菌會經由飲水與食物傳染。其他血清型的沙門氏菌則是以其孤立存在的地點加以命名，就像全球地圖上的一根根小旗子，標示著不潔食物的所在地：諸如新港沙門氏菌、慕尼黑沙門氏菌和海德堡沙門氏菌。沙門氏菌無所不在，因此出現在芽類植物種子上也並不令人意外。這類種子在田野裡有可能受到鄰近農場排出來的髒水所汙染；而從栽種、倉儲到運送等各個階段，也都可能接觸到禽鳥或囓齒類動物的糞便。沙門氏菌在儲藏種子的乾燥環境下能夠存活數個月之久。種子上就算只有少數幾隻沙門氏菌，也一樣深具危險性，因為芽類植物潮濕溫暖的生長環境可讓細菌大量繁殖。在一般使用的八盎司容器裡，一顆種子上的十隻細菌，在三至五天內就可以繁殖達兩億兩千萬隻以上。你用肉眼看不到，在生菜沙拉裡也吃不出來——而且洗也洗不掉，因為這些細菌不只附著在植物表面，也寄生在植物的組織裡。雖然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建議在種植芽類植物之前，最好先用氯水清洗種子以降低細菌數目，但這麼做也無法保證能夠澈底消除所有病原體。更糟糕的是，芽類植物在食用之前通常不會經過烹煮，而烹煮卻是殺死病原體的一項傳統步驟。
芽類植物的危險性在一九七三年才被發現。當時一只家庭用芽菜箱造成仙人掌桿菌大肆傳播——仙人掌桿菌通常存在泥土裡，是一種會產生毒素的微生物。自此以後，類似的疫情便不斷發生，通常由紅三葉草豆芽和苜蓿芽所引起。一九九六年，蘿蔔芽在日本造成一萬人感染大腸桿菌O157:H7。一九九九年，附屬於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國家食品安全科技中心，測試了一種新式的沙門氏菌快速檢測法，才發現沙門氏菌的存在有多麼普遍。研究人員在幾顆種子上培養沙門氏菌，控制組的種子則保持潔淨。奇怪的是，清洗兩組種子的水竟然對沙門氏菌都呈陽性反應。科學家原本以為是新式檢測法有問題，後來才發現控制組那些理應「潔淨」的種子不但也帶有沙門氏菌，而且和在美國中西部造成疫情的病菌屬於同一批。
直到一九九五年春季，美國公衛官員才了解芽類植物真正的危險性。那一年，疾管局啟動一項新做法，以測知美國國內的沙門氏菌病例數目是否正在增加。這項做法稱為沙門氏菌疫情檢測運算法，方式是把州衛生廳所公布的沙門氏菌報告，與根據歷史資料所計算的預測數字相較。這套系統在第二個月就發揮功效，揭露了一場國際性的斯坦利沙門氏菌疫情。這項疫情早已醞釀數月之久，從亞利桑那州與密西根州散播到芬蘭，而且也可能傳到了加拿大。調查這項疫情的芬蘭官員，發現大多數病患都記得在發病前曾經吃過苜蓿芽。追查這些苜蓿芽的種子來源地，呈現出來的又是一幅現代國際性疫情典型的傳播路線圖，如同迷宮一樣錯綜複雜。美國病患所吃的苜蓿芽至少來自美國國內九個不同的種植者，但這些種植者全都向同一家供應商購買種子。這家供應商的種子則有許多不同來源，其中包括荷蘭的一家運銷商。這家荷蘭運銷商把購自義大利、匈牙利和巴基斯坦的種子混雜在一起，並且經由一家中間供應商把部分種子賣到芬蘭。最後，調查人員估計認為，在這場曝光率低的全球疫情裡，染病人數應該介於五千至兩萬四千人之間。
（以上摘自本書第三章：食物驚魂）
2.
領導潮流（摘自本書第六章：慢性病的傳染性病原）
在研究慢性病傳染性病原的這個改革教派中，馬歇爾（Barry Marshall）堪稱是守護神。這位澳洲腸胃學專家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發現，過去一向認為由社會因素造成的消化性潰瘍，其實是由細菌所引起。傳統上認為潰瘍的肇因包括壓力、抽菸、喝酒、胃酸過多和先天遺傳。
馬歇爾與合作夥伴病理學家華倫（J. Robin Warren），就和病原體尋蹤遊戲的其他玩家一樣，都在無意間追隨了前人的腳步。早在一八九二年，醫學文獻報告就曾經描述過一種寄居在胃裡的螺旋狀細菌。不過，當時乃至往後一百年間的傳統觀念，都認為這種細菌絕對無法在胃裡那種酸性無菌的環境裡生存。一九五○年代初，美國一位頂尖的腸胃學專家檢驗了一千多件胃部活體組織，並未發現任何感染徵象，於是感染假說也就因此封存了三十年。病理學家檢驗活體組織的時候，一般都會把顯微鏡的放大倍率設定為兩百五十倍，原因是尋找的對象反正也只有癌細胞而已。不過，自從一九七九年開始，華倫卻把放大倍率提高至五百倍，結果在胃炎樣本裡發現了一種看似呈Ｓ形的細菌。一九八一年，他向馬歇爾透露了這項發現，馬歇爾隨即感到著迷不已。馬歇爾說，他們當時猜想自己會不會是無意間發現了「某種澳洲特有的奇特現象」。到了一九八二年，研究過潰瘍病患的組織一年之後，兩人終於確信這種細菌的確是存活在醫學教科書號稱細菌無法存活的地區。當時馬歇爾才三十歲，正在澳洲的皇家伯斯醫院接受訓練；華倫則是負責帶他的醫師。馬歇爾說：「我們原本並沒有打算要尋找潰瘍的肇因，我們只是在從事學術練習而已。」
他們嘗試在各種媒介上培養這種細菌，但是都沒有成功。那年四月，那家醫院爆發了一場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的疫情，於是樣本不斷湧入微生物實驗室。後來發生的事情，和佛萊明當初發現青黴素的過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實驗室的技術人員忙著處理葡萄球菌疫情，於是馬歇爾與華倫的培養皿也就被人遺忘在陰暗潮濕的培養箱裡，整個復活節假期都無人聞問，總共擺了五天，而不是慣常的兩天。由於擺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培養皿內於是長出了一群半透明的泡泡，所謂的「灑水狀菌落」。馬歇爾把這些微生物抹在載玻片上，放在顯微鏡下觀察，結果看到了好幾十隻微生物——後來他在一九八三年發表於《刺胳針》期刊上的經典論文裡，把這些微生物稱為「胃上皮上的不明曲狀細菌」。
不過，潰瘍真的是這些微生物造成的嗎？馬歇爾從健康人士與胃潰瘍病患身上各自取得活體組織，刻意不讓華倫知道哪些組織屬於哪些人所有，而請他從中找尋那種細菌的蹤跡。結果，所有帶有這種細菌的人都患有潰瘍。而且，這種細菌和胃潰瘍前奏的胃炎關聯度極高，以致華倫「不得不去買一台新式計算機來算，得出來的結果是小數點後面八個零再接著一」，馬歇爾說道。換句話說，兩者關聯屬於隨機的統計機率為十億分之一。人因為感染細菌而發炎，發炎則導致潰瘍。馬歇爾因此推論認為，只要能治療發炎的藥物，就也能治療潰瘍。一九八三年，他開始利用抗生素與含鉍藥物成功治療病患。同年，在比利時的一場傳染病研討會上，有人問馬歇爾是否認為有些潰瘍是由細菌所引起，馬歇爾隨即回答說他認為所有胃潰瘍都是細菌所引起。他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叫我站起來故作權威狀實在滿討厭的。在那麼多『專家』面前，根本不可能推翻這項信條。他們是想要讓我無話可說，把我趕出腸胃學的領域，放逐到一般科去。」
可惜的是，馬歇爾無法拿出確鑿的證據。他雖然用盡各種方式，卻無法讓這種細菌在小豬體內引發潰瘍。於是，他在一九八四年六月放棄了動物模式。他後來在《澳洲醫學期刊》裡寫道：「一名三十二歲的男子，菸癮不大，只在應酬場合上稍喝點酒，不曾患過腸胃疾病，家族也沒有消化性潰瘍病史」——換句話說，正是理想的試驗對象——「吞下培養了三天的分離菌。」這名志願者就是馬歇爾自己。他在培養皿內倒入五公撮的牛肉湯，搖一搖，讓所有菌落都融在湯裡，看起來像是濃濃的雞湯，然後閉眼仰頭，一飲而盡，乾嘔了幾聲。五天後，馬歇爾開始每天早上嘔吐，也就是胃炎的典型症狀。從他那週所拍的一張照片，只見一名無精打采的年輕人，兩眼底下都有黑眼圈。他一連七天早上都嘔吐，其他時間則又餓又頭暈。
自此以後，醫學界不但把胃潰瘍的發炎症狀都歸罪於幽門螺旋桿菌（只有少數因服用大量非類固醇鎮痛劑而引起的病例除外），而且全球各地幾乎所有胃癌病例也都是如此。馬歇爾的抗生素療法廣泛受到接納，現在治療胃潰瘍的方式就和治療喉嚨鏈球菌感染以及鼻竇炎一樣直截了當。慢性病研究人員都把馬歇爾的研究成果視為一大里程碑。馬歇爾自己則認為未來繼續獲得突破的可能性無窮無盡。他說：「我認為有許多慢性病都可能是傳染病。如果你問我：『你認為抗生素有沒有可能預防心血管疾病？』我會說：『機會很大。』」
（以上摘自本書第六章：慢性病的傳染性病原）
3.
生物戰簡史（摘自本書第七章：生化恐怖主義）
在二○○一年秋天之前，懷疑人士向來把生物戰的說法貶斥為科幻小說，聲稱這只是追求自利的官僚以及杞人憂天的專業人士的胡言亂語。有些人甚至從中看到了一九五○年代冷戰的影子。當時的迫切危機是核子攻擊，結果學童都因此記誦了一大堆毫無用處的民防演練守則。
不過，只要回顧一下戰爭史——尤其是二十世紀的戰爭史——便可能加深我們新生的恐懼。生物武器自古以來就已經存在。羅馬、波斯和其他文明古國，都曾經把腐肉投進水井或貯水池，以汙染敵國的飲水。一三四六年，韃靼人圍攻黑海海港卡法（Kaffa）三年不下，於是把感染腺鼠疫而死的病患屍體用投石器拋入城裡。當時逃亡的民眾可能把黑死病帶到了西歐。一七六三年，北美的英軍指揮官因為與西部邊境的印第安人和談不成，於是想出一個點子，把染了天花的棉被送給「不合作的部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的間諜在東部前線讓俄國的馬匹和騾染上馬鼻疽病，於是俄國士兵也就紛紛受到感染。
「精心炮製的傳染病，刻意施放於人與動物身上……以疫病摧毀農作物，炭疽病屠戮馬匹與牛隻，鼠疫危害軍隊乃至一地之所有居民——軍事科學就是朝著這種殘忍的方向持續發展。」邱吉爾在一九二五年如此寫道。那一年，世界各國簽訂了《日內瓦議定書》，內容聲稱採取化學以及「細菌性」手段的戰爭行為是「文明世界一致譴責」的對象。
不論譴責與否，生化戰在當時已即將進入巔峰時期。在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五年間，日本展開了史上最活躍的生物戰爭計畫。這項計畫的執行中心在中國東北的平房鎮，這個小鎮受到嚴密防護，周圍不但有瞭望台，還挖有壕溝，並且由一道高高的磚牆所環繞，上頭佈有高壓電線與鐵絲網。惡名昭彰的七三一部隊在日本軍醫石井四郎的領導下，在這裡研究各種疾病的特性，包括鼠疫、傷寒、副傷寒甲，副傷寒乙、斑疹傷寒、天花、兔熱病、傳染性黃疸、氣性壞疽、破傷風、霍亂、痢疾、馬鼻疽、猩紅熱、布氏桿菌病、壁蝨媒介腦炎、出血熱、百日咳、白喉、肺炎、腦膜炎、性病、肺結核和沙門氏菌病。在全盛時期，七三一部隊每個月能培養出三百公斤的鼠疫菌，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帶菌跳蚤，以供空襲使用。研究人員把俘虜綁在木樁上，引爆榴霰彈，讓俘虜染上氣性壞疽的致病原。他們還在巧克力摻入炭疽菌孢，用餅乾沾上鼠疫菌，在牛奶中拌入霍亂弧菌，把水餃染上傷寒菌，然後再拿給俘虜吃。軍醫甚至從事活體解剖，以便即時觀察疾病發展的狀況。平房鎮的研究人員把實驗對象稱為「圓木」。這些遭到非人待遇的受害者以中國百姓為主，但另外也包括白俄羅斯人、蘇聯戰俘、罪犯和精神病患。據說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至少以生物武器攻擊了中國十一座城市。西方史學家估計認為，在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五年間，至少有一萬名俘虜死於細菌實驗或在實驗後遭到處死。中國與日本的史學家所估計的數字還更高，聲稱至少有二十七萬名軍人與平民在這項泯滅人性的計畫中喪生。
一九四七年，美國軍方訊問石井四郎以及該項計畫的其他領導人物之後，和他們談了一項極不尋常的祕密條件：只要他們把生物實驗的詳情告知美國審訊人員，即可免受起訴。大多數的美國人民都不知道，美國其實也有一項生物戰計畫，由默克藥廠總裁默克（George W. Merck）負責指導。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在一九四二年寫信向小羅斯福總統指出：「當然，生物戰是一件『骯髒之事』，但是……我認為我們必須有所準備。」美國科學院的一個特別委員會支持這種觀點，認為以微生物製造武器「絕對可行」。實際上，委員會成員甚至因為這項計畫而發揮了不少創意。他們建議道：「若要散播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也許可以把腦膜炎雙球菌噴灑在人群擁擠的地區；若要散布傷寒，則可由水源及牛奶供應來源下手，或者直接攻擊蓄水池。……肉毒桿菌素可用足以致命的劑量投入供水系統中。……若要在大城市或港口散播鼠疫，可以釋放帶病的跳蚤或老鼠。……若要造成白喉傳染，則可把菌落投放在避難所、地鐵、街車、電影院、工廠、商店等等處所，方法是暗中把菌落塗抹在手把或其他經常受到觸摸的物品上。」
一九四三年，馬里蘭州弗雷德里克市的戴翠克營地（後來改名為戴翠克堡）成為美國細菌戰活動的總部所在地。科學家在這裡實驗的內容包括炭疽病、肉毒桿菌素、布氏桿菌病、兔熱病、鸚鵡病、鼠疫、委內瑞拉馬腦炎、Ｑ型熱、霍亂、登革熱、志賀氏痢疾、馬鼻疽、落磯山斑點熱，以及其他人類疾病，還有雞瘟與牛瘟等動物疾病，連同稻米、馬鈴薯，以及穀類作物的疫病。為了自保，美國研究人員也針對他們培養為武器的微生物研發疫苗、類毒素，以及其他感染後的治療方式。到了歐戰結束之際，美英兩國已經合作製造了一種炸彈，能把炭疽菌孢灑落於城市上，導致遭襲城市再也無法住人。不過，這種炸彈從來不曾實際施放。此外，美國也發展出一種武器，能散播布氏桿菌病這種家畜疾病——這種疾病雖然對人的傳染性極高，但是不像炭疽病那麼致命，因此被視為是比較「人道」的武器。
冷戰期間，生化戰的地緣政治考量提高，美國的生化武器也隨之擴增。美國陸軍准將克里席（William Creasy）指出：「細菌戰無疑可帶來獨特的心理優勢，因為人類對疾病的恐懼普世皆然。細菌戰的武器不但難以捉摸，肉眼無法看見，而且總是透過食物、飲水、空氣等人類的基本生活需求展開攻擊，再加上人類面對不可知的事物所產生的無力感，這種種因素都強化了細菌戰的心理震懾效果。」克里席負責指導陸軍化學部隊的細菌武器計畫，完全了解這種高賭注的心理遊戲所帶來的實際後果。他在一九五一年說過：「生物戰基本上就是公共衛生和預防性醫學的逆向作為。」美國科學家致力於找尋凶猛、微小、可靠、穩定的病原體。為了確保美軍部隊進入遭受毒害的地區能不受傷害，研究人員於是為他們所找尋的病原體設定了幾項條件：感染後造成病患失能，但不會人傳人，在戰場上也不會保有毒性。更重要的是，科學家希望能製造出一種乾燥輕盈的細菌或病毒病原體，粒子直徑只介於一至五微米之間（幾十個病原體排列在一起才有一根人類頭髮的寬度），如此才能輕易侵入肺泡，再由此進入血液中。
美國這項祕密計畫也曾經利用無害的代用細菌，在美國城市進行測試。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九年間，軍方在人口眾多的地區從事露天實驗共有兩百三十九次之多，地點包括舊金山、聖路易斯，乃至明尼亞波利斯等地，目的在於觀察細菌在自然環境中會如何飄散、如何衰敗。一九五○年，美國海軍在舊金山外海舉行模擬攻擊，對舊金山施放數以百萬計的黏質沙雷氏菌。研究人員之所以選擇黏質沙雷氏菌，原因是這種細菌的菌落呈粉紅色，因此在舊金山各地設置的培養皿上能輕易辨識。然而，這項實驗卻意外造成十一人因黏質沙雷氏菌引發尿道感染，其中一人甚至因此死亡，而且治療他的醫院在以前從來不曾有過這種疾病的紀錄。造成這名病患喪生的疾病來源，在往後數十年間一直是一般大眾不得而知的機密。今天，醫師知道黏質沙雷氏菌確實偶爾會導致疾病，尤以免疫機能弱化或身體虛弱的人士為危險群。政治學家柯爾（Leonard Cole）曾經寫過兩本有關祕密軍事行動的書籍，他說軍方演習還可能造成其他人生病或死亡，「但是我們不知道實際上到底有沒有，而且永遠也沒辦法知道。」
這類實驗後來還是持續進行。一九六四年，美國陸軍以芽孢桿菌充當炭疽菌，噴灑在華盛頓國內機場，結果證明在這裡感染細菌的旅客，可散布到美國各地兩百多個城市。一九六六年，技術人員把充滿了模擬物質的燈泡從通風口丟到紐約地鐵的軌道上，結果計算發現，如果有人真的利用乾燥的病原體展開攻擊，將會造成一萬兩千人感染炭疽病，二十萬人感染兔熱病，三十萬人感染Ｑ型熱。病例數的落差顯示每一種微生物各自需要多少量即可造成感染。越戰期間，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信徒以良心為由拒服兵役，只願意擔任非戰鬥人員，卻在一項稱為「白袍行動」的計畫中自願擔任實驗對象，暴露在空氣傳染的兔熱病、Ｑ型熱和其他疾病的病原體中。整體而言，在一九五○至一九六九年間，美國政府在祕密生化武器研究上總共投入七億美元以上的經費。最後，科學家轉變成為武器的微生物共有七種：炭疽桿菌，可在人類與家畜身上導致炭疽病；肉毒桿菌，一種能製造肉毒桿菌素的土壤細菌；土倫病法蘭西斯氏菌，兔熱病的致病菌；各種布氏桿菌，可導致布氏桿菌病，或稱波狀熱；導致委內瑞拉馬腦炎的蚊子媒介病毒；葡萄球菌腸毒Ｂ，可造成食物中毒；以及伯氏柯氏體，一種立克次體病原，能導致傳染性極高的Ｑ型熱。這些武器的製造方法至今仍是機密。
戴翠克堡中一位主要的科學家回憶道：「我們的任務是救火，所以不但必須冒著燒傷的危險，也不免惹上一身髒汙。我們對道德問題採取了一定的立場，就像橡樹嶺、漢福市和洛斯阿拉莫斯那些同樣正直優秀的人才，也對這種問題採取了相同的立場。」（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現任指揮官艾提森上校（Edward Etizen）指出，這些科學家雖然認為他們的行為是愛國的表現，「但是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卻顯然是種扭曲科學的做法」。不過，他接著補充說：「不論他們的行為正不正確，今天我們在病原體防治方面的許多知識確實都來自於那一項計畫。」
一九六九年，尼克森總統下令單方終止美國的生物武器計畫。庫存武器全部銷毀，研發生物武器的機構則或者解散，或者轉為和平用途。尼克森宣稱道：「人類手裡已經握有太多自我毀滅的種子了。」史學家顯然從來不曾問過尼克森是為了什麼原因做出這項決定。他們猜測原因可能是為了與蘇聯建立關係；也可能是因為明白到生物武器不僅在戰場上不太可靠，貯存上也具有高度危險性；更有可能是擔心美國如果保有強大的生物戰計畫，可能會鼓勵第三世界國家各自推行同樣的計畫，導致各國不斷競爭，總有一天會對美國造成危害。最後這一項論點更認為，美國既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擁有大量昂貴精密的核子武器，為什麼要讓其他國家能以便宜簡單的方式從事戰爭呢？一九七二年，美國與蘇聯簽署了《禁止生物武器與毒素之發展、製造、貯存，暨促進該等武器銷毀之公約》，簡稱《生物武器公約》。
但就在次年，蘇聯隨即展開國史上規模最龐大的生物武器生產計畫。一九八○年代末期是這項計畫的高峰時期，計畫底下的五十幾座實驗室與試驗場總共雇用了六萬五千名研究人員與技術人員，致力於精進細菌戰的科學與技術。蘇聯用以掩護的「生物備戰研究所」，表面上聲稱以研發民用藥物為目的，實際上則如同有些人所戲稱的，是一座「劇毒群島」。科學家研究五十二種可能用為武器的病原體，包括天花、炭疽病、鼠疫、伊波拉出血熱、馬堡出血熱、黃熱病、兔熱病、布氏桿菌病、Ｑ型熱、肉毒桿菌素和委內瑞拉馬腦炎等疾病的致病原。他們並且利用殺傷力最強的微生物進行基因混種。
美國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察覺這項活動。那一年，情報專家收到通報，得知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這個位於烏拉山脈的工業中心發生了一場炭疽病疫情。他們一開始就懷疑這是生物戰活動造成的意外，但是苦於無法證實。直到一九八九年，蘇聯一名叛逃人員向英國政府透露了蘇聯最高機密的細菌戰計畫，聲稱他們把無懼於冷、熱和藥物的致命細菌暗藏在彈頭與炸彈之中，西方國家才開始了解到蘇聯的計畫有多麼龐大。一九九二年，生物備戰研究所副主任——他叛逃到西方之後，取了一個西式姓名，叫做肯‧阿里貝（Ken Alibek）——又透露了令人更加震驚的消息。他說生物備戰研究所光是炭疽菌就培養了兩千種菌株，並且有一座員工人數多達七千人的機構，就只專責研究炭疽病。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分子生物學家傑克森（Paul Jackson）表示：「我們所能知道的，恐怕永遠也不及他們所忘掉的多。」
（以上摘自本書第七章：生化恐怖主義）
健康食品暗藏危機（摘自本書第三章：食物驚魂）
且看苜蓿芽這種植物：原本是一片潮濕的卷鬚，然後伸展出淡綠色的莖，上頭頂著兩片深綠色的葉子。苜蓿芽農夫總是把自己的作物傲然稱為「活的食物」。相對之下，美國人慣常食用的肉類則是牲畜的死屍，而且其中充滿病菌。苜蓿芽農夫聲稱一盎司苜蓿芽所含有的蛋白質比一磅牛排還多，而且還有豐富的維他命Ｃ。庫克船長（James Cook）似乎早就預見了這種另類文化，而在船上種植扁豆芽以預防壞血病。後來出於殖民地經濟的考量，遠洋航行較喜歡用檸檬類的芸香科樹之果實。
食物微生物學家對於這種六○年代遺留下來的觀念，則沒有那麼浪漫的想像。喬治亞大學食品安全與品質強化中心主任多伊爾（Mike Doyle）指出：「芽類植物是非常危險的食品。不但有水，有適當的溫度，而且還有養分，這正是培養有害微生物的三項條件。」從公共衛生的觀點來看，芽類植物恰好是個典型的例子，顯示「活的食物」一旦遭到細菌汙染，又大量繁殖而進入食物之後，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這個例子也告訴我們，每當有新的食品科技出現，我們一定要澈底考量食物感染病原體所可能受到的影響。
一九七○至一九九九年間，芽類植物產業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成長。這個產業的許多企業家都是澈底茹素的人士以及有機種植者，他們對於殺蟲劑、荷爾蒙和消毒劑等化學添加物都避之唯恐不及。截至二十世紀末，美國的商店裡已有十五種芽類植物，從一般的紅三葉草豆芽與苜蓿芽，乃至向日葵芽、麥苗和茴香苗這類較具異國風味的植物。不過，這些高度獨立的小型商家卻忽略了一點，沙門氏菌和其他病原體經常從一開始就附著在芽類植物種子的裂縫中。
佛克斯把沙門氏菌稱為「微生物界的蟑螂」，這種細菌非常耐命，適應力強，無所不在，而且幾乎無法澈底消滅。沙門氏菌的血清型超過兩千四百種，在各種環境中都能存活，不論是魚飼料還是現榨柳橙汁、母雞的卵巢還是烏龜的腳趾。導致傷寒的傷寒桿菌會經由飲水與食物傳染。其他血清型的沙門氏菌則是以其孤立存在的地點加以命名，就像全球地圖上的一根根小旗子，標示著不潔食物的所在地：諸如新港沙門氏菌、慕尼黑沙門氏菌和海德堡沙門氏菌。沙門氏菌無所不在，因此出現在芽類植物種子上也並不令人意外。這類種子在田野裡有可能受到鄰近農場排出來的髒水所汙染；而從栽種、倉儲到運送等各個階段，也都可能接觸到禽鳥或囓齒類動物的糞便。沙門氏菌在儲藏種子的乾燥環境下能夠存活數個月之久。種子上就算只有少數幾隻沙門氏菌，也一樣深具危險性，因為芽類植物潮濕溫暖的生長環境可讓細菌大量繁殖。在一般使用的八盎司容器裡，一顆種子上的十隻細菌，在三至五天內就可以繁殖達兩億兩千萬隻以上。你用肉眼看不到，在生菜沙拉裡也吃不出來——而且洗也洗不掉，因為這些細菌不只附著在植物表面，也寄生在植物的組織裡。雖然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建議在種植芽類植物之前，最好先用氯水清洗種子以降低細菌數目，但這麼做也無法保證能夠澈底消除所有病原體。更糟糕的是，芽類植物在食用之前通常不會經過烹煮，而烹煮卻是殺死病原體的一項傳統步驟。
芽類植物的危險性在一九七三年才被發現。當時一只家庭用芽菜箱造成仙人掌桿菌大肆傳播——仙人掌桿菌通常存在泥土裡，是一種會產生毒素的微生物。自此以後，類似的疫情便不斷發生，通常由紅三葉草豆芽和苜蓿芽所引起。一九九六年，蘿蔔芽在日本造成一萬人感染大腸桿菌O157:H7。一九九九年，附屬於食品藥物管理局的國家食品安全科技中心，測試了一種新式的沙門氏菌快速檢測法，才發現沙門氏菌的存在有多麼普遍。研究人員在幾顆種子上培養沙門氏菌，控制組的種子則保持潔淨。奇怪的是，清洗兩組種子的水竟然對沙門氏菌都呈陽性反應。科學家原本以為是新式檢測法有問題，後來才發現控制組那些理應「潔淨」的種子不但也帶有沙門氏菌，而且和在美國中西部造成疫情的病菌屬於同一批。
直到一九九五年春季，美國公衛官員才了解芽類植物真正的危險性。那一年，疾管局啟動一項新做法，以測知美國國內的沙門氏菌病例數目是否正在增加。這項做法稱為沙門氏菌疫情檢測運算法，方式是把州衛生廳所公布的沙門氏菌報告，與根據歷史資料所計算的預測數字相較。這套系統在第二個月就發揮功效，揭露了一場國際性的斯坦利沙門氏菌疫情。這項疫情早已醞釀數月之久，從亞利桑那州與密西根州散播到芬蘭，而且也可能傳到了加拿大。調查這項疫情的芬蘭官員，發現大多數病患都記得在發病前曾經吃過苜蓿芽。追查這些苜蓿芽的種子來源地，呈現出來的又是一幅現代國際性疫情典型的傳播路線圖，如同迷宮一樣錯綜複雜。美國病患所吃的苜蓿芽至少來自美國國內九個不同的種植者，但這些種植者全都向同一家供應商購買種子。這家供應商的種子則有許多不同來源，其中包括荷蘭的一家運銷商。這家荷蘭運銷商把購自義大利、匈牙利和巴基斯坦的種子混雜在一起，並且經由一家中間供應商把部分種子賣到芬蘭。最後，調查人員估計認為，在這場曝光率低的全球疫情裡，染病人數應該介於五千至兩萬四千人之間。
（以上摘自本書第三章：食物驚魂）
2.
領導潮流（摘自本書第六章：慢性病的傳染性病原）
在研究慢性病傳染性病原的這個改革教派中，馬歇爾（Barry Marshall）堪稱是守護神。這位澳洲腸胃學專家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發現，過去一向認為由社會因素造成的消化性潰瘍，其實是由細菌所引起。傳統上認為潰瘍的肇因包括壓力、抽菸、喝酒、胃酸過多和先天遺傳。
馬歇爾與合作夥伴病理學家華倫（J. Robin Warren），就和病原體尋蹤遊戲的其他玩家一樣，都在無意間追隨了前人的腳步。早在一八九二年，醫學文獻報告就曾經描述過一種寄居在胃裡的螺旋狀細菌。不過，當時乃至往後一百年間的傳統觀念，都認為這種細菌絕對無法在胃裡那種酸性無菌的環境裡生存。一九五○年代初，美國一位頂尖的腸胃學專家檢驗了一千多件胃部活體組織，並未發現任何感染徵象，於是感染假說也就因此封存了三十年。病理學家檢驗活體組織的時候，一般都會把顯微鏡的放大倍率設定為兩百五十倍，原因是尋找的對象反正也只有癌細胞而已。不過，自從一九七九年開始，華倫卻把放大倍率提高至五百倍，結果在胃炎樣本裡發現了一種看似呈Ｓ形的細菌。一九八一年，他向馬歇爾透露了這項發現，馬歇爾隨即感到著迷不已。馬歇爾說，他們當時猜想自己會不會是無意間發現了「某種澳洲特有的奇特現象」。到了一九八二年，研究過潰瘍病患的組織一年之後，兩人終於確信這種細菌的確是存活在醫學教科書號稱細菌無法存活的地區。當時馬歇爾才三十歲，正在澳洲的皇家伯斯醫院接受訓練；華倫則是負責帶他的醫師。馬歇爾說：「我們原本並沒有打算要尋找潰瘍的肇因，我們只是在從事學術練習而已。」
他們嘗試在各種媒介上培養這種細菌，但是都沒有成功。那年四月，那家醫院爆發了一場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的疫情，於是樣本不斷湧入微生物實驗室。後來發生的事情，和佛萊明當初發現青黴素的過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實驗室的技術人員忙著處理葡萄球菌疫情，於是馬歇爾與華倫的培養皿也就被人遺忘在陰暗潮濕的培養箱裡，整個復活節假期都無人聞問，總共擺了五天，而不是慣常的兩天。由於擺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培養皿內於是長出了一群半透明的泡泡，所謂的「灑水狀菌落」。馬歇爾把這些微生物抹在載玻片上，放在顯微鏡下觀察，結果看到了好幾十隻微生物——後來他在一九八三年發表於《刺胳針》期刊上的經典論文裡，把這些微生物稱為「胃上皮上的不明曲狀細菌」。
不過，潰瘍真的是這些微生物造成的嗎？馬歇爾從健康人士與胃潰瘍病患身上各自取得活體組織，刻意不讓華倫知道哪些組織屬於哪些人所有，而請他從中找尋那種細菌的蹤跡。結果，所有帶有這種細菌的人都患有潰瘍。而且，這種細菌和胃潰瘍前奏的胃炎關聯度極高，以致華倫「不得不去買一台新式計算機來算，得出來的結果是小數點後面八個零再接著一」，馬歇爾說道。換句話說，兩者關聯屬於隨機的統計機率為十億分之一。人因為感染細菌而發炎，發炎則導致潰瘍。馬歇爾因此推論認為，只要能治療發炎的藥物，就也能治療潰瘍。一九八三年，他開始利用抗生素與含鉍藥物成功治療病患。同年，在比利時的一場傳染病研討會上，有人問馬歇爾是否認為有些潰瘍是由細菌所引起，馬歇爾隨即回答說他認為所有胃潰瘍都是細菌所引起。他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叫我站起來故作權威狀實在滿討厭的。在那麼多『專家』面前，根本不可能推翻這項信條。他們是想要讓我無話可說，把我趕出腸胃學的領域，放逐到一般科去。」
可惜的是，馬歇爾無法拿出確鑿的證據。他雖然用盡各種方式，卻無法讓這種細菌在小豬體內引發潰瘍。於是，他在一九八四年六月放棄了動物模式。他後來在《澳洲醫學期刊》裡寫道：「一名三十二歲的男子，菸癮不大，只在應酬場合上稍喝點酒，不曾患過腸胃疾病，家族也沒有消化性潰瘍病史」——換句話說，正是理想的試驗對象——「吞下培養了三天的分離菌。」這名志願者就是馬歇爾自己。他在培養皿內倒入五公撮的牛肉湯，搖一搖，讓所有菌落都融在湯裡，看起來像是濃濃的雞湯，然後閉眼仰頭，一飲而盡，乾嘔了幾聲。五天後，馬歇爾開始每天早上嘔吐，也就是胃炎的典型症狀。從他那週所拍的一張照片，只見一名無精打采的年輕人，兩眼底下都有黑眼圈。他一連七天早上都嘔吐，其他時間則又餓又頭暈。
自此以後，醫學界不但把胃潰瘍的發炎症狀都歸罪於幽門螺旋桿菌（只有少數因服用大量非類固醇鎮痛劑而引起的病例除外），而且全球各地幾乎所有胃癌病例也都是如此。馬歇爾的抗生素療法廣泛受到接納，現在治療胃潰瘍的方式就和治療喉嚨鏈球菌感染以及鼻竇炎一樣直截了當。慢性病研究人員都把馬歇爾的研究成果視為一大里程碑。馬歇爾自己則認為未來繼續獲得突破的可能性無窮無盡。他說：「我認為有許多慢性病都可能是傳染病。如果你問我：『你認為抗生素有沒有可能預防心血管疾病？』我會說：『機會很大。』」
（以上摘自本書第六章：慢性病的傳染性病原）
3.
生物戰簡史（摘自本書第七章：生化恐怖主義）
在二○○一年秋天之前，懷疑人士向來把生物戰的說法貶斥為科幻小說，聲稱這只是追求自利的官僚以及杞人憂天的專業人士的胡言亂語。有些人甚至從中看到了一九五○年代冷戰的影子。當時的迫切危機是核子攻擊，結果學童都因此記誦了一大堆毫無用處的民防演練守則。
不過，只要回顧一下戰爭史——尤其是二十世紀的戰爭史——便可能加深我們新生的恐懼。生物武器自古以來就已經存在。羅馬、波斯和其他文明古國，都曾經把腐肉投進水井或貯水池，以汙染敵國的飲水。一三四六年，韃靼人圍攻黑海海港卡法（Kaffa）三年不下，於是把感染腺鼠疫而死的病患屍體用投石器拋入城裡。當時逃亡的民眾可能把黑死病帶到了西歐。一七六三年，北美的英軍指揮官因為與西部邊境的印第安人和談不成，於是想出一個點子，把染了天花的棉被送給「不合作的部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的間諜在東部前線讓俄國的馬匹和騾染上馬鼻疽病，於是俄國士兵也就紛紛受到感染。
「精心炮製的傳染病，刻意施放於人與動物身上……以疫病摧毀農作物，炭疽病屠戮馬匹與牛隻，鼠疫危害軍隊乃至一地之所有居民——軍事科學就是朝著這種殘忍的方向持續發展。」邱吉爾在一九二五年如此寫道。那一年，世界各國簽訂了《日內瓦議定書》，內容聲稱採取化學以及「細菌性」手段的戰爭行為是「文明世界一致譴責」的對象。
不論譴責與否，生化戰在當時已即將進入巔峰時期。在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五年間，日本展開了史上最活躍的生物戰爭計畫。這項計畫的執行中心在中國東北的平房鎮，這個小鎮受到嚴密防護，周圍不但有瞭望台，還挖有壕溝，並且由一道高高的磚牆所環繞，上頭佈有高壓電線與鐵絲網。惡名昭彰的七三一部隊在日本軍醫石井四郎的領導下，在這裡研究各種疾病的特性，包括鼠疫、傷寒、副傷寒甲，副傷寒乙、斑疹傷寒、天花、兔熱病、傳染性黃疸、氣性壞疽、破傷風、霍亂、痢疾、馬鼻疽、猩紅熱、布氏桿菌病、壁蝨媒介腦炎、出血熱、百日咳、白喉、肺炎、腦膜炎、性病、肺結核和沙門氏菌病。在全盛時期，七三一部隊每個月能培養出三百公斤的鼠疫菌，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帶菌跳蚤，以供空襲使用。研究人員把俘虜綁在木樁上，引爆榴霰彈，讓俘虜染上氣性壞疽的致病原。他們還在巧克力摻入炭疽菌孢，用餅乾沾上鼠疫菌，在牛奶中拌入霍亂弧菌，把水餃染上傷寒菌，然後再拿給俘虜吃。軍醫甚至從事活體解剖，以便即時觀察疾病發展的狀況。平房鎮的研究人員把實驗對象稱為「圓木」。這些遭到非人待遇的受害者以中國百姓為主，但另外也包括白俄羅斯人、蘇聯戰俘、罪犯和精神病患。據說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至少以生物武器攻擊了中國十一座城市。西方史學家估計認為，在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五年間，至少有一萬名俘虜死於細菌實驗或在實驗後遭到處死。中國與日本的史學家所估計的數字還更高，聲稱至少有二十七萬名軍人與平民在這項泯滅人性的計畫中喪生。
一九四七年，美國軍方訊問石井四郎以及該項計畫的其他領導人物之後，和他們談了一項極不尋常的祕密條件：只要他們把生物實驗的詳情告知美國審訊人員，即可免受起訴。大多數的美國人民都不知道，美國其實也有一項生物戰計畫，由默克藥廠總裁默克（George W. Merck）負責指導。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在一九四二年寫信向小羅斯福總統指出：「當然，生物戰是一件『骯髒之事』，但是……我認為我們必須有所準備。」美國科學院的一個特別委員會支持這種觀點，認為以微生物製造武器「絕對可行」。實際上，委員會成員甚至因為這項計畫而發揮了不少創意。他們建議道：「若要散播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也許可以把腦膜炎雙球菌噴灑在人群擁擠的地區；若要散布傷寒，則可由水源及牛奶供應來源下手，或者直接攻擊蓄水池。……肉毒桿菌素可用足以致命的劑量投入供水系統中。……若要在大城市或港口散播鼠疫，可以釋放帶病的跳蚤或老鼠。……若要造成白喉傳染，則可把菌落投放在避難所、地鐵、街車、電影院、工廠、商店等等處所，方法是暗中把菌落塗抹在手把或其他經常受到觸摸的物品上。」
一九四三年，馬里蘭州弗雷德里克市的戴翠克營地（後來改名為戴翠克堡）成為美國細菌戰活動的總部所在地。科學家在這裡實驗的內容包括炭疽病、肉毒桿菌素、布氏桿菌病、兔熱病、鸚鵡病、鼠疫、委內瑞拉馬腦炎、Ｑ型熱、霍亂、登革熱、志賀氏痢疾、馬鼻疽、落磯山斑點熱，以及其他人類疾病，還有雞瘟與牛瘟等動物疾病，連同稻米、馬鈴薯，以及穀類作物的疫病。為了自保，美國研究人員也針對他們培養為武器的微生物研發疫苗、類毒素，以及其他感染後的治療方式。到了歐戰結束之際，美英兩國已經合作製造了一種炸彈，能把炭疽菌孢灑落於城市上，導致遭襲城市再也無法住人。不過，這種炸彈從來不曾實際施放。此外，美國也發展出一種武器，能散播布氏桿菌病這種家畜疾病——這種疾病雖然對人的傳染性極高，但是不像炭疽病那麼致命，因此被視為是比較「人道」的武器。
冷戰期間，生化戰的地緣政治考量提高，美國的生化武器也隨之擴增。美國陸軍准將克里席（William Creasy）指出：「細菌戰無疑可帶來獨特的心理優勢，因為人類對疾病的恐懼普世皆然。細菌戰的武器不但難以捉摸，肉眼無法看見，而且總是透過食物、飲水、空氣等人類的基本生活需求展開攻擊，再加上人類面對不可知的事物所產生的無力感，這種種因素都強化了細菌戰的心理震懾效果。」克里席負責指導陸軍化學部隊的細菌武器計畫，完全了解這種高賭注的心理遊戲所帶來的實際後果。他在一九五一年說過：「生物戰基本上就是公共衛生和預防性醫學的逆向作為。」美國科學家致力於找尋凶猛、微小、可靠、穩定的病原體。為了確保美軍部隊進入遭受毒害的地區能不受傷害，研究人員於是為他們所找尋的病原體設定了幾項條件：感染後造成病患失能，但不會人傳人，在戰場上也不會保有毒性。更重要的是，科學家希望能製造出一種乾燥輕盈的細菌或病毒病原體，粒子直徑只介於一至五微米之間（幾十個病原體排列在一起才有一根人類頭髮的寬度），如此才能輕易侵入肺泡，再由此進入血液中。
美國這項祕密計畫也曾經利用無害的代用細菌，在美國城市進行測試。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九年間，軍方在人口眾多的地區從事露天實驗共有兩百三十九次之多，地點包括舊金山、聖路易斯，乃至明尼亞波利斯等地，目的在於觀察細菌在自然環境中會如何飄散、如何衰敗。一九五○年，美國海軍在舊金山外海舉行模擬攻擊，對舊金山施放數以百萬計的黏質沙雷氏菌。研究人員之所以選擇黏質沙雷氏菌，原因是這種細菌的菌落呈粉紅色，因此在舊金山各地設置的培養皿上能輕易辨識。然而，這項實驗卻意外造成十一人因黏質沙雷氏菌引發尿道感染，其中一人甚至因此死亡，而且治療他的醫院在以前從來不曾有過這種疾病的紀錄。造成這名病患喪生的疾病來源，在往後數十年間一直是一般大眾不得而知的機密。今天，醫師知道黏質沙雷氏菌確實偶爾會導致疾病，尤以免疫機能弱化或身體虛弱的人士為危險群。政治學家柯爾（Leonard Cole）曾經寫過兩本有關祕密軍事行動的書籍，他說軍方演習還可能造成其他人生病或死亡，「但是我們不知道實際上到底有沒有，而且永遠也沒辦法知道。」
這類實驗後來還是持續進行。一九六四年，美國陸軍以芽孢桿菌充當炭疽菌，噴灑在華盛頓國內機場，結果證明在這裡感染細菌的旅客，可散布到美國各地兩百多個城市。一九六六年，技術人員把充滿了模擬物質的燈泡從通風口丟到紐約地鐵的軌道上，結果計算發現，如果有人真的利用乾燥的病原體展開攻擊，將會造成一萬兩千人感染炭疽病，二十萬人感染兔熱病，三十萬人感染Ｑ型熱。病例數的落差顯示每一種微生物各自需要多少量即可造成感染。越戰期間，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信徒以良心為由拒服兵役，只願意擔任非戰鬥人員，卻在一項稱為「白袍行動」的計畫中自願擔任實驗對象，暴露在空氣傳染的兔熱病、Ｑ型熱和其他疾病的病原體中。整體而言，在一九五○至一九六九年間，美國政府在祕密生化武器研究上總共投入七億美元以上的經費。最後，科學家轉變成為武器的微生物共有七種：炭疽桿菌，可在人類與家畜身上導致炭疽病；肉毒桿菌，一種能製造肉毒桿菌素的土壤細菌；土倫病法蘭西斯氏菌，兔熱病的致病菌；各種布氏桿菌，可導致布氏桿菌病，或稱波狀熱；導致委內瑞拉馬腦炎的蚊子媒介病毒；葡萄球菌腸毒Ｂ，可造成食物中毒；以及伯氏柯氏體，一種立克次體病原，能導致傳染性極高的Ｑ型熱。這些武器的製造方法至今仍是機密。
戴翠克堡中一位主要的科學家回憶道：「我們的任務是救火，所以不但必須冒著燒傷的危險，也不免惹上一身髒汙。我們對道德問題採取了一定的立場，就像橡樹嶺、漢福市和洛斯阿拉莫斯那些同樣正直優秀的人才，也對這種問題採取了相同的立場。」（注）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現任指揮官艾提森上校（Edward Etizen）指出，這些科學家雖然認為他們的行為是愛國的表現，「但是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卻顯然是種扭曲科學的做法」。不過，他接著補充說：「不論他們的行為正不正確，今天我們在病原體防治方面的許多知識確實都來自於那一項計畫。」
一九六九年，尼克森總統下令單方終止美國的生物武器計畫。庫存武器全部銷毀，研發生物武器的機構則或者解散，或者轉為和平用途。尼克森宣稱道：「人類手裡已經握有太多自我毀滅的種子了。」史學家顯然從來不曾問過尼克森是為了什麼原因做出這項決定。他們猜測原因可能是為了與蘇聯建立關係；也可能是因為明白到生物武器不僅在戰場上不太可靠，貯存上也具有高度危險性；更有可能是擔心美國如果保有強大的生物戰計畫，可能會鼓勵第三世界國家各自推行同樣的計畫，導致各國不斷競爭，總有一天會對美國造成危害。最後這一項論點更認為，美國既然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擁有大量昂貴精密的核子武器，為什麼要讓其他國家能以便宜簡單的方式從事戰爭呢？一九七二年，美國與蘇聯簽署了《禁止生物武器與毒素之發展、製造、貯存，暨促進該等武器銷毀之公約》，簡稱《生物武器公約》。
但就在次年，蘇聯隨即展開國史上規模最龐大的生物武器生產計畫。一九八○年代末期是這項計畫的高峰時期，計畫底下的五十幾座實驗室與試驗場總共雇用了六萬五千名研究人員與技術人員，致力於精進細菌戰的科學與技術。蘇聯用以掩護的「生物備戰研究所」，表面上聲稱以研發民用藥物為目的，實際上則如同有些人所戲稱的，是一座「劇毒群島」。科學家研究五十二種可能用為武器的病原體，包括天花、炭疽病、鼠疫、伊波拉出血熱、馬堡出血熱、黃熱病、兔熱病、布氏桿菌病、Ｑ型熱、肉毒桿菌素和委內瑞拉馬腦炎等疾病的致病原。他們並且利用殺傷力最強的微生物進行基因混種。
美國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察覺這項活動。那一年，情報專家收到通報，得知斯維爾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這個位於烏拉山脈的工業中心發生了一場炭疽病疫情。他們一開始就懷疑這是生物戰活動造成的意外，但是苦於無法證實。直到一九八九年，蘇聯一名叛逃人員向英國政府透露了蘇聯最高機密的細菌戰計畫，聲稱他們把無懼於冷、熱和藥物的致命細菌暗藏在彈頭與炸彈之中，西方國家才開始了解到蘇聯的計畫有多麼龐大。一九九二年，生物備戰研究所副主任——他叛逃到西方之後，取了一個西式姓名，叫做肯‧阿里貝（Ken Alibek）——又透露了令人更加震驚的消息。他說生物備戰研究所光是炭疽菌就培養了兩千種菌株，並且有一座員工人數多達七千人的機構，就只專責研究炭疽病。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分子生物學家傑克森（Paul Jackson）表示：「我們所能知道的，恐怕永遠也不及他們所忘掉的多。」
（以上摘自本書第七章：生化恐怖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