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絕非虛構的美好七年【愛，都是真實存在】

（2016年，艾加凱磊一家三口受邀來台，並且在台北國際書展舉辦簽書會。凱磊的兒子全程參與，就是下文中講的這位。圖為凱磊驚喜地簽了一本電子書）

［第一年］

歡迎光臨這個沒有新意的世界

「我真討厭恐怖攻擊。」瘦護士對老護士說。「要不要吃口香糖？」

老護士接過一片口香糖，點點頭說：「討厭又能怎樣？我也討厭急診。」

「問題不在急診，」瘦護士堅持，「意外事件什麼的我無所謂，恐怖攻擊才討厭， 會把所有事都變得乏味。」

我坐在產房外面，心想，她說得有道理。一個小時之前，我來到這裡，送我們來的計程車司機有潔癖，在我太太羊水破掉的時候只擔心車子的內裝受損，但我非常興奮，因為妻子即將臨盆。而現在呢，我坐在走廊上，等醫護人員從急診室回來，心情很差。所有人都去治療恐怖攻擊的傷患了，只留下這兩個護士。我太太的收縮慢了下來，或許就連寶寶都覺得出生這件事沒那麼緊急了。我往醫院餐廳走，遇到幾張運送傷患的擔架床嘰嘰嘎嘎推過身旁。我太太剛才在計程車上大喊大叫像個瘋子，但這些人很安靜。

「你是艾加．凱磊？」有個穿格子襯衫的人問我。「那個作家？」我勉強點了點頭。「嗯，當時狀況你了解多少？」他從背包裡拿出一個小錄音機。「事情發生的時候你在哪裡？」我才遲疑一秒，他立刻展現出同理心：「慢慢來。不要有壓力。你受到了精神創傷。」

「我不在恐怖攻擊的現場，」我跟他解釋，「只是恰巧也來醫院而已。我太太要生了。」

「噢，恭喜。」他毫不掩飾滿臉的失望，按下停止錄音的按鈕，在我身旁坐下，點了根菸。

我受不了菸味，便提出建議：「要不要去找別人問問？一分鐘以前，我看見他們送兩個人進了神經科。」

「那兩個是俄羅斯人，」他嘆了口氣，「一句希伯來語也不會說。而且他們不准外人進神經科。這是我來這家醫院採訪的第七次恐怖攻擊，他們的招數我通通知道。」我們在那裡靜靜坐了一分鐘。他看起來比我小十歲左右，可是已經開始禿頭。他發現我在看他，就說：「你不在現場真是太可惜了，我這篇報導要是能訪問到作家，應該不錯。作家說話比較有新意，也比較有觀察力。每次恐怖攻擊之後，大家的反應都差不多。『忽然，我聽到爆炸聲』『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到處都是血』，千篇一律，誰受得了？」

「那不是他們的錯。」我說。「恐怖攻擊本來就千篇一律，每次都是爆炸和無意義的死亡。對於這種事，誰能說得出什麼有新意的話？」

「我不知道啊，」他聳聳肩膀，「你才是作家。」

有些穿白袍的人開始從急診室往產房走。記者對我說：「你住特拉維夫，為什麼要大老遠來這個爛地方生小孩？」

「我們想要自然產。這裡的婦產科⋯⋯」

「自然產？」他打斷我的話，嗤之以鼻。「肚臍上連著纜繩的侏儒從你老婆陰道蹦出來，哪裡自然了？」我懶得回應。他又說：「我跟我老婆說啊，如果妳要生小孩，一定要剖腹，像美國人那樣。我可不想讓什麼小孩子把妳那裡撐變形，那是我要用的。現在都什麼時代了，只有這種未開發國家才會有女人像動物似的生小孩。好，我要繼續工作了。」正待起身，他又試了一次，問我：「對於這次的恐怖攻擊，你真的沒有話要說？它對你有沒有什麼影響，比如說，改變你給小孩取的名字之類的？我也不知道，你隨便說說？」我給他一個帶著歉意的笑容。「沒關係，」他對我眨眼，「希望他出來得很順利。」

六小時後，肚臍上連著纜繩的侏儒從我太太陰道蹦出來了，一出來就哭。我努力安撫，想說服他相信這世界沒什麼好擔心的。中東這裡的一切都會在他長大之前變穩定：和平會來臨，恐怖攻擊會消失，就算真的久久發生了那麼一次，也會出現某個說話有新意、比較有觀察力的人，能夠完美地描述它。他安靜下來，盤算下一步。照理說他應該還很天真無知⋯⋯畢竟剛出生嘛⋯⋯可這鬼話就連他也不信，只遲疑一秒，打了個小嗝，就又繼續哭了。

［第二年］

非真心簽書

小時候，我一直以為希伯來文圖書週是法定節日，覺得它跟獨立紀念日、逾越節和光明節放在一起挺像同類。但在這個節日裡，我們不圍營火坐，不轉陀螺，不拿塑膠槌子互相敲頭，而且它和其他節日不一樣，並非用來紀念歷史性的勝利或英勇的失敗，因此我就更喜歡它了。

每年六月初，我姊、我哥，還有我，都會跟著爸媽去拉馬干的中央廣場。那裡有幾十張桌子，上頭滿滿都是書。我們一人會選五本。有時候作者會坐在那裡，在你買的書上簽字，我姊很愛，我卻有點不爽。就算書是他寫的，也不表示他就有權在我這一本上亂畫呀。更討厭的是有些作者字很醜，像藥劑師寫的，又硬要用那種很難的字。只不過是要祝你閱讀愉快，意思超簡單，你卻得查字典才看得懂。

許多年過去，我不再是小孩了。圖書週我依然很興奮，可是現在的狀況和當年不太一樣，而且壓力變大很多。

出書之前，我只會在買來送人的書上簽字。但如今，有一天我赫然發現，我竟然正在簽別人自己花錢買的書，而且我們以前連見都沒見過。你要怎麼幫陌生人簽書呢？他有可能是外邦義人，也可能是連續殺人魔。「友誼長存」定位有誤，「致敬愛的你」這說法站不住腳，「祝福你」聽起來太像長輩，而「希望你喜歡我這本書！」也太卑躬屈膝了。所以，整整十八年前，我第一次以作者身分參加圖書週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創造了自成一格的簽書形式。既然這本書內容完全是虛構的，那簽書何必講真話？

「給丹尼。你在利塔尼救了我，要不是你幫我綁上止血帶，現在就沒有我，也沒有這本書了。」

「給米奇。你媽打來，我掛了她電話。你有膽再來這附近，我要你好看。」

「給西奈。我今天很晚才會回家，冰箱裡給你留了燉菜。」

「給費吉。我借你的十英鎊什麼時候還？你說兩天，現在都一個月了，我還在等。」

「給特絲琪。我承認我的行為很爛。可是妳妹都能原諒我了，妳一定也做得到。」

「給亞拉姆。親子鑑定結果如何我都不在乎，對我來說，你永遠是我爸爸。」

「波絲瑪，雖然妳現在跟別人在一起，但妳我都知道，妳終究會回到我身邊。」

最後一則讓我挨了一巴掌，事後回想起來，我確實不該在人家買給女朋友的書上那樣寫，他是個剃了海軍陸戰隊平頭的大個子。不過他也太不文明了，君子動口不動手嘛。

無論如何，雖然很痛，但我學到了教訓。在那之後的每一個圖書週，不管手有多癢，也不管買書的杜迪或許羅米是不是看完我的書就要接著看律師函，我都會深吸一口氣，在書上寫下潦草的「祝福你」。無聊，或許吧，但這樣對臉比較好。

所以，假如那個大個子和波絲瑪正在看這本書，我希望他們知道我真的很懊悔，我要致上一份遲來的歉意。還有，費吉，你也在看嗎？我還在等你還我十英鎊喔。

［第四年］

炸不炸有關係

將近四年前，我們的兒子列弗再過幾週就要出生的時候，我們遇上了兩個重量級的哲學問題。

第一，他長得會像媽媽還是爸爸。這問題他一出生就明快地解決了：他長得非常好看。用我太太的貼切描述來說就是：「從你那裡遺傳的只有背後的毛。」

至於第二個問題，在他出生的前三年非常重要，那就是：他將來長大要做什麼？他的壞脾氣與計程車司機的特質相符，他找藉口的非凡能力能在法律界表現傑出，他總是掌控他人，表示他有在極權政府當高官的潛力。但過去這幾個月裡，那團籠罩我兒子未來的迷霧逐漸散去，他八成會當個送牛奶的，否則，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並堅持把我們也都叫醒的罕見能力豈不是糟蹋掉了？

兩週前的那個星期三，我們還不到五點半就被門鈴叫醒。我穿著睡褲去開門，看見烏茲站在那裡，臉色白得像紙。他站在門口緊張地抽菸，說他昨天晚上跟S吃飯。S當年跟我們一起念小學的時候就很瘋，後來呢，當然成為了瘋狂的高階軍官。上甜點的時候，烏茲把他剛搞定的難搞房地產生意吹噓完畢，S就說，他收到一份祕密檔案，是針對伊朗總統的性格分析。那份檔案來自外國情報單位，內容指出阿赫瑪迪內賈德總統與大多數領導人不同，他真正的想法只會關起門來說，比公諸於眾的想法要激進得多。

「通常會是相反的狀況，」S說，「世界領袖多半都是會叫不會咬的狗。可是他不一樣，他想將以色列從地表上抹去的欲望並沒有完全表達出來，還有很大程度的保留。但你也知道，他表達出來的就已經夠強烈了。」

「你聽懂了嗎？」烏茲滿頭大汗。「那個瘋狂的伊朗人準備摧毀以色列，就算同時會毀掉伊朗也在所不惜。因為從泛伊斯蘭觀點看來，他認為那是勝利。幾個月內，這傢伙就要有核彈了。核彈耶！要是他把核彈丟在特拉維夫，你知道我會有多慘嗎？我有十四間公寓在這裡出租。你聽過哪個核輻射變種人是會準時付房租的？」

「控制一下你自己，烏茲，」我說，「炸彈要是掉下來，受苦的不只你一個。我們有小孩，而且⋯⋯」

「小孩又不付房租，」烏茲大喊，「小孩又不會跟你簽他一長出第三隻眼就不認帳的租約。」

「烏茲叔叔，」我身後響起列弗還沒睡醒的聲音，「我也想要第三隻眼，可以嗎？」聽到這句話，我也點了一根菸。

第二天，太太叫我打電話找水管工來檢查浴室天花板上一塊濕濕的地方。我把烏茲的話告訴她。「如果S說得沒錯，」我說，「那這就是浪費時間浪費錢。如果整個城市都將在兩個月內夷為平地，幹麼還要修東西？」我提議等個半年，如果到了三月我們還好好活在這裡，再修天花板。我太太沒說話，可是從表情看起來，她並不了解我們目前地緣政治局勢的嚴重性。

她問：「假如我理解得沒錯，花園的工程你是不是也想延後？」我點點頭。我們原本打算種些橘子和紫羅蘭，但網路上說它們對放射線特別敏感，所以何必浪費？

烏茲的情報幫我省下了好多家庭雜務，我願意參與的家庭修繕工作只剩下滅蟑一項。因為就連放射線也無法阻止這些害蟲蔓延。漸漸地，我太太也體會到了這件事的好處。她在一個不怎麼可靠的新聞網站上看見一則警告，說伊朗可能已經有了核武，於是決定不再洗碗。「核彈掉下來的時候我要是正在往洗碗機裡放肥皂，那也太悲哀了。從現在起，我們只洗馬上要用的碗。」

這個「如果橫豎要炸死，那我不要這樣死」的哲學從洗碗法令蔓延開來，不久我們就取消了非必要的拖地和倒垃圾。我太太提出妙計，去銀行申請一筆鉅額貸款，要是我們及時將錢取出，就能騙倒他們。「等這國家炸成了一個大洞，看他們怎麼找我們還錢。」我們坐在髒兮兮的客廳裡看著巨大的電漿電視，放聲大笑。在我們短暫的人生裡，難得有機會能將銀行一軍。

然後，有一天晚上，我做了惡夢。夢裡的阿赫瑪迪內賈德在大街上走過來抱我，親我兩頰，用流利的意第緒語說：「兄弟，我愛你。」我叫醒太太，她臉上有天花板掉下來的石灰，我們床鋪上方那塊濕濕的地方越來越嚴重了。「怎麼了？」她驚恐地問，「伊朗人來了？」

我點點頭，然後趕緊說那只是個夢。

「在夢裡他們擊敗我們了？」她摸摸我的臉。「我每天晚上都做這種夢。」

「比那還糟。」我說。「我夢到我們講和了。」

她大受打擊。「說不定S錯了。」她害怕地說。「說不定伊朗人不會發動攻擊，我們卻會困在這個破敗失修的髒房子裡，身上還背著債。還有你的學生，你說一月以前要把他們的報告改完發回，可是到現在還沒開始改。還有你在埃拉特那些煩人的親戚，我們之所以答應要去過逾越節，是因為有把握在那之前⋯⋯」

「只是做夢而已。」我想讓她心情好一點。「他是瘋子，看眼睛就知道。」可是這話的說服力不夠，而且說得也太晚了。我緊緊抱住她，讓她眼淚流到我脖子上，低聲說：「親愛的，別擔心，我們都是倖存者，我們一起挺過了很多事⋯⋯疾病、戰爭、恐怖攻擊，現在，如果命運要我們面對和平，那我們也能活下去的。」我太太好不容易睡著了，我卻睡不著。既然睡不著，乾脆起來掃客廳。明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要打電話找水管工。

［第六年］

從零開始

我有個好爸爸。我很幸運，我知道。好爸爸不是人人都有的。上星期我陪他去醫院做例行體檢，醫生說他快死了。他舌根有癌，晚期了，無法復原。癌症幾年前就找上我爸，當時醫生還很樂觀，也真的戰勝了病魔。

醫生說，這一次有幾個選擇。如果什麼都不做，我父親會在幾週內死亡；如果接受化療，有效的話可以多活幾個月；如果採取放射線治療，後果難料，造成的傷害有可能比幫助更大；如果開刀切除舌頭和喉頭，手術複雜，時間超過十小時，考慮到我爸的年紀，醫生不建議這麼做。但我爸喜歡這個選項。「我都這年紀了，不需要舌頭，只要眼睛看得見，心臟還會跳就成。」他對年輕的腫瘤科醫生說。「再糟也不過就是，想說妳很漂亮的時候，我說不出來，得用寫的。」

醫生紅著臉說：「不光是說話的問題，還有手術造成的創傷，以及手術成功的狀況下，復原期間的痛苦。你的生活品質會有重大的改變。」

「我熱愛生活。」我爸給她一個固執的笑容。「至於品質嘛，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我這人不挑剔。」

醫院回家路上，計程車裡，我爸抓著我的手，就好像我還是五歲小孩，他要牽我過馬路。他興奮地說著各種治療選項，像企業家討論新的生意機會。我爸是生意人，不是穿三件式西裝的商業鉅子，只是喜歡做買賣的普通人，如果不能做買賣，就搞租賃。對他來說，做生意可以與人相會，與人溝通，可以讓他有事可忙。他在報攤買包香菸，十分鐘內就會跟櫃檯後面的人聊起合夥的可能性。「我們現在的狀況十分理想，」他摸著我的手，非常認真地說，「我最愛在事情跌到谷底的時候做決定，而現在的情況正是爛到谷底，我穩贏不輸了。做化療，我馬上就會死；放射線治療會讓我下巴長壞疽；動手術，大家都認為八十三歲的我撐不過去。你知道我有多少地是在這種狀況下買的嗎？就算賣家不想賣，我又沒有半毛錢，我照買不誤。」

我說：「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我七歲那年，我們搬家。新家舊家在同一條街上，而且我們都愛舊家，可是爸爸堅持搬到大一點的新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爸跟著爸媽，和其他人在波蘭小鎮的地洞裡躲了將近六百天，那個洞很小，小到他們不能站也不能躺，只能坐著。俄國人終於解放那個區域時，得用抬的把我爸和我爺爺奶奶抬出來，因為他們沒辦法自己移動，肌肉都萎縮了。在洞裡待過的經驗使他對隱私特別在意，我和兄姊同住一個房間這件事情差點把他逼瘋，他想搬進一間大公寓，讓我們各有各的房間。其實我們小孩子喜歡共用房間，可是我爸一旦下定決心，是不會改的。

搬家前幾週的某個週六，爸爸帶我們去看新家。這時候舊家已經賣掉了。我們全都沐浴更衣，明知不會見到什麼人，還是換上了最好的衣裳。看新家畢竟是件大事嘛。

那座房子已經蓋好，但還沒人住過。爸爸確認我們全部進了電梯，按下五樓的按鈕。附近有電梯的房子不多，短短五層樓距離我也覺得好刺激。爸爸打開新公寓的強化鋼門，帶我們看房間。首先是小孩房，然後是主臥室，最後是客廳和巨大的陽台。景色好美，所有人⋯⋯尤其是我爸⋯⋯都被這個神奇的新家迷倒了。

我爸摟住我媽，指著客廳窗外綠色的山丘說：「見過這麼美的景色嗎？」

「沒有。」我媽回答得有點冷淡。

我爸問：「怎麼這種表情？」

我媽低頭輕聲說：「因為沒有地板。」這時我和哥哥姊姊才低下頭，看見地上的土和裸露的金屬管子。其實沒地板這事我們之前就已看見，可是我爸那麼興奮，那麼熱情，我們就沒怎麼注意事實。現在我爸也低頭往下看了。

「抱歉，」他說，「錢不夠了。」

「搬進來以後，我得洗地板。」我媽用她最平常的語調說。「磁磚我知道怎麼洗，沙子可不行。」

「妳說得對。」我爸想抱她。

我媽說：「我說得對有什麼用，對打掃家裡沒有幫助。」

「好，好，好。」我爸說。「妳先停一停，我安靜一下就能想出辦法。妳知道的，對吧？」

我媽不怎麼相信，可還是點了點頭。下樓的電梯就沒那麼開心了。

幾週後，我們搬進新家，地上鋪滿了磁磚，每個房間顏色都不一樣。七〇年代早期的社會主義以色列只有一種磁磚，是芝麻色的。新家地上的彩色磁磚卻有紅的、黑的、棕色的，我們見都沒見過。

「看到沒有？」我爸得意地親我媽額頭。「我就說能想出辦法吧。」

他想出來的那個辦法是什麼，我們到一個月之後才發現。那天，我一個人在家洗澡，有個穿白襯衫的灰髮男子帶著一對年輕夫妻走進浴室，指著地板說：「這就是我們的火山紅磁磚，從義大利進口的。」那個女的首先注意到我——光溜溜抹滿肥皂，瞪著他們。他們三個立刻道歉，離開浴室。

那天晚上吃飯的時候，我把這事告訴大家，我爸才把秘密說了出來。他沒錢鋪地磚，就跟磁磚公司的人談了個協議：他們奉送磁磚，而我爸讓他們拿我們家當樣品屋。

我爸媽家到了，下計程車時我爸還握著我的手。他又說了一次：「我就愛在這種時候做決定，這種時候穩賺不賠。」我們打開家門，迎面而來的是親切好聞的氣味、數百塊彩色地磚，以及一個強而有力的希望。誰知道呢？說不定這一次，生命和我爸會再給我們一個驚喜，談定另一個我們意想不到的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