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撒野：你所反抗的，正是你所眷戀的

CHAPTER 1 不是學校的學校

二十四歲那一年，我終於找到一家「不是出版社的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本書《蛹之生》，竟然誤打誤撞成了一本非常暢銷的書。封面的書名和筆名都由爸爸用毛筆題字，這樣的印記一直維持到我的第八本書《蘋果樹下躲雨》。我想用寫作來榮耀自己的父親，但是卻不想用一輩子當老師來滿足父親的期待。我認為那是一種反抗，可是當我漸漸老去才發現自己所反抗的，正是自己所眷戀的。一切都因為愛。

如果我在師大畢業後一直沒有離開教育崗位，我應該是一個充滿熱忱的好老師。出版第一本書的那一年，我在新北市的五股國中擔任化學、數學和體育老師，那一年我成立班級圖書館、把化學元素表編成一首歌、從師大借了很多科學影片放給學生看、假日帶學生爬山捕捉蝴蝶做標本。別的老師對我說：「老師不是這樣當的，因為將來誰能繼續教你的班級？而且你這樣的熱忱能夠維持多久？」這些話提醒了我，所以服完兵役後我應徵上一所剛剛成立的公費醫學院當助教，我把過去的講義重新增刪成第一本正式的「生物實驗教材」，而我自己也已經出版到第三本書。那一年我才二十六歲，一年內得到三個文學獎。

我只當了三年老師，卻當了一輩子的作家，當老師和當作家其實是同一件事情，都是想藉由傳播影響別人。也許我想影響更多人，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當我即將出版我的第一百本書的同時，我也成為一所「不是學校的學校」校長，所以這輩子我從來沒有離開過教育崗位，我一直扮演傳播者。師大給我最好的禮物不是那張可以保障一輩子工作的畢業證書和教師執照，他們給我最好的禮物是讓我發現臺灣教育制度的缺失，也發現自己可以與眾不同。我可以勇敢放棄那張有很多保障的教師執照，成為另一種傳播者，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和別人不一樣的人生。

CHAPTER 2 　在最不可能革命的地方革命   

你說電影這行業很複雜，其實我覺得可以很簡單。當許多人忙著做假帳時，我已經把革命的理想—記在大學時代生物實驗的筆記本上，上面有我想要尋找的革命黨員。我發揮了自己最擅長的能力：寫作。我的任務是埋頭寫著一個又一個可以說服上級長官的企畫書，其中夾雜不少美麗的謊言，像《光陰的故事》《小畢的故事》《兒子的大玩偶》《海灘的一天》《恐怖分子》《童年往事》。我們用文字引爆一場革命，在最黑暗的地方開了革命的第一槍。

你說國民黨的中央電影公司是全臺灣最不可能發生電影革命的地方，因為要通過重重監控、審查的難關，結果我們不但開了門也開了窗。當自由新鮮的空氣從窗戶飄進來，當所有正直善良才華洋溢的年輕電影工作者從敞開的大門大步走進來時，原本在裡面的年輕人也得到了解放，於是一場像奇蹟般不可思議的電影革命就展開了。我和我的革命夥伴吳念真每天埋頭寫著厚厚的電影劇本，百分之九十丟進了垃圾桶，百分之十很幸運的變成了電影。我們一直寫一直寫，我寫《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恐怖分子》，他寫《戀戀風麈》《兒子的大玩偶》《海灘的一天》。我們兄弟倆常常坐在金馬獎的頒獎典禮上等待頒獎人宣布誰才是最佳編劇。離開中影的那一年，我上臺領了兩座金馬獎最佳編劇獎，其中一座是吳念真的，當時他在香港寫劇本，那是他的第四座金馬獎，後來他又得了第五座，他輕鬆的贏了我的兩座。我們在中影一起工作的八年中，中影出品的電影拿下五屆最佳影片，這紀錄永遠不會被超越，那是我們的青春，我們的黃金歲月。

我們除了一直寫還是一直寫，那是我們創造新電影浪潮，改變自己也改變世界唯一的武器。沒有錯，我們是用一直寫一直寫的方式來進行革命。

CHAPTER 3 沒有未來的未來 

回顧過去的人生似乎充滿了矛盾：考上公費的師大卻沒有繼續當老師；拿到助教獎學金赴美留學卻選擇提早返回臺灣，寧願忍受別人否定和失業一年的痛苦，一切重新來過。在全臺灣最大的中央電影公司累積了八年資歷，忽然覺悟應該要趁年輕時離開。每一次的放棄和離開，都是因為相信會有更好的未來在等待我，等待我浴火重生。從一個風暴投入另一個風暴，我永遠像是一個菜鳥，在沒有未來的絕境中尋找出口，尋找自己渴望的未來。

我以為美好的仗已經打完，沒有想到政黨輪替後的台視和被迫公共化的華視，正在不遠的未來等待我，我所憑藉的武器仍然是寫作。過去任命華視總經理是總統的權力，華視公共化之後的第一任總經理是首度向民間開放求才，雖然免不了許多檯面下的政治角力和運作，但是董事會決定抵擋這一切。我決定接受挑戰是因為考試的方式有寫報告和面試，都是我最擅長的。讀初中時我的導師金遠勝告訴我，雖然我的學業成績不是班上最好的，但是領導能力、表達能力、溝通能力卻是最好的。我的國文老師朱永成告訴我，我一定會成為作家。於是我以每天寫一頁的速度進行我的「關鍵報告」。寫作期間聽到許多傳言，說華視對外徵才是假的，各方人馬早已暗流洶湧，人選早就內定。

我一度想終止書寫自以為「偉大」的關鍵報告，覺得自己太天真無知，但是我又不想辜負了自己唯一的能力：用寫作來表達自己的理念。我想起老朋友詹宏志在寫「臺灣新電影宣言」時的那句名言：「他們有盛宴，我們有墓誌銘。」喧囂的盛宴過夜隨風而逝，墓誌銘才會永遠留在歷史上，留在人們的心中。於是我認真的把這份關鍵報告完成，果然在自己人生的旅途中，用「寫作能力」把握了那千載難逢的機會。

我的人生充滿了矛盾，唯一不變的是寫作，寫作才是我真實的人生。當我在跨越不同領域時常常是一個沒有經驗的菜鳥，但是我卻有一把鋒利不寒光的匕首，在沒有未來的未來中出擊，每一次的出擊都在為自己寫下新的墓誌銘。

我差點跪求老闆給我們一次機會

謹以這個老故事和所有在工作上遇到挫敗和徬徨的年輕朋友們分享。  你是不是經常覺得自己很有理想和熱忱卻常常被澆冷水？有些很棒的想法才提出來就被老闆打槍？你也常常萌生去意但是又不甘心，或是有不可言說的無奈？有的，我全部都有，就在我滿三十歲那年，人生一片漆黑絕望但是我沒有退路，只能背水一戰，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我唯一的戰略是忍耐，忍耐，忍耐。不放棄、不妥協，等待一次可以大展身手的機會。真的，一次就好。

在一個以年輕人為主的聚餐接近尾聲時，大病初癒的吳念真忽然聊到他三十歲和我共事的老故事。隔那麼久遠，為什麼說起那些往事仍然咬牙切齒、悲憤填膺？是因為我們都成了閒坐說玄宗的白頭宮女？或是覺得曾經把美好青春浪擲在那些人那些事上很不值得？還是我們胸腔裡的那一把青春之火尚未燃燒殆盡？全場數十個年輕人全都鴉雀無聲。我默默看著曾經和我面對面坐在同一張辦公桌長達八年的老朋友想著，光陰無情但是公平，而且會告訴我們最後的答案。

當時還在讀輔仁大學會計系夜間部的吳念真，白天騎著摩托車去西門町中央電影公司當編審，但是所有提出的計畫都被打了回票。後來才知道中影公司的上級單位「文化工作會」以中影過去拍片超支、票房失利為由，暫時停止中影所有拍片計畫，並且進行檢討和整頓。年輕的作家兼編劇吳念真成為當時決心放手一搏的軍人總經理明驥從民間網羅來的第一個「革命黨員」。一年後，明總找上了我加入「革命」的行列，我是他心目中的「愛國青年」，他很放心把最核心的企畫組交給了我。當時明老總最愛說的便是當年共產黨如何打敗腐敗的國民黨的故事：「一路逃竄（他們說是長征）的共產黨逃到延安已經沒有退路了，他們是怎麼樣勵精圖志奪得政權的？你們就要用這樣的決心才能殺出一條血路來。年輕人不要貪圖舒服享受，不要計較薪水和工作環境，也不要因為一時的挫敗就洩氣。等到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天下就是你們的了，到時候要什麼有什麼！」

通常明老總很激動的說這些話時，都是在我們提出的拍片企畫案被上級單位一次又一次的退回，或是我向他抱怨辦公室太暗、空氣不好，或是在工作上的重重限制等問題。如果我想再抗辯什麼時，他就會重複他戎馬生涯中最悲壯的一幕：「當時許多國民黨的將軍都投降了，我知道他們是來勸我投降的。已經三天三夜沒有閉上眼睛，當時我的精神已瀕臨崩潰。我以必死決心把兩枝手槍都上了膛。要我投降是不可能的，那就一起死吧！結果他們知難而退。年輕人，我就是這樣活過來的，你們這些痛苦算什麼？你以為我是那種輕易屈服的人嗎？你以為我是隨便找年輕人加入戰鬥行列的嗎？我是真的看中你們有理想和熱情，我在你們身上看到我自己，你們也是和我一樣不會輕易投降的人，不是嗎？年輕人？用一點智慧才能突圍！」

每當明老總說到熱淚盈眶時，我都乖乖回到位在西門町真善美大樓六樓，像共產黨革命基地延安窯洞一般破舊陰暗的辦公室，和吳念真面對面默默無言卻一籌莫展。個性火爆的吳念真常常看到我面對上級單位的羞辱完全吞忍下來，他覺得該翻桌的時候就翻桌，大不了不幹。我和正在讀大學的吳念真情況不一樣，已經結婚生小孩的我，才剛從紐約返回臺灣，我的人生因為放棄繼續攻讀分子生物博士學位後，幾乎已經沒有退路，雖然熱情理想尚在，但背水一戰絕不投降的心情才是我最大的驅動力，我甚至對上級單位有了恨意，他們成為我真正的敵人。

那一次明老總親自帶著我去文化工作會向大老闆做簡報，報告《小畢的故事》《光陰的故事》和《兒子的大玩偶》等電影企畫書，我差一點想跪下來哀求高高在上的大老闆說：「給我們年輕人一次機會吧？」最後我沒有跪，面對敵人不能跪也不能投降。但是我真的用了一點智慧：我把《小畢的故事》包裝成青年從軍的勵志片，把《光陰的故事》包裝成三民主義建設臺灣的政策片，《兒子的大玩偶》竟然和國父孫中山的理想扯上了關係。或許實在沒有再退回我們的企畫案的藉口，三部開創八○年代初臺灣新電影浪潮的電影企畫書被核准。走出文化工作會辦公室，明老總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說：「你看吧，努力總是有結果的。」我仰望燦爛天空，差點想要跪下來大吼大叫說：「突圍了！突圍了！」

後來《小畢的故事》票房空前成功，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大學生重新回到電影院並且對國片刮目相看。在一次和大學生的座談會上有學生問到《小畢的故事》拍攝過程，我曾經承受過的所有吞忍和委屈一次爆發，在眾人面前痛哭起來。坐在我旁邊的吳念真嚇壞了，一臉錯愕的說：「兄弟，怎麼啦？」眼淚無法停止的我在紙條上寫了一句話：「原來一條簡單的直線，我們卻繞了好大的彎才到達。」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也好像繞了好大一個彎才有現在的民主自由和公民覺醒。每個世代的年輕人都要面臨自己所處的時代，不管是大時代或小時代，面對不一樣的艱難痛苦都得展開戰鬥。忍耐，用背水一戰的心情不要輕言放棄。不要下跪，更不要投降。一定要相信，堅持理想者會贏得最後勝利。

痛毆和疼愛，他們都是我的國文老師

我讀高中二年級時，有一段被國文老師兼導師劉道荃痛毆的經驗，那種拳擊比賽式的打法相當恐怖。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書寫這個故事，每寫一次就把老師體重增加十公斤，從八十公斤增加到一百公斤，青春時的疼痛感覺也許在情緒的宣洩後比較淡了，但是歲月卻像一條湍急的河流不停的沖刷石頭一樣，那件發生在青春期的故事，在我初老時又有了全新的觀點。

回憶當年在教室座位上挨打的那一瞬間，我問自己內心最深刻的痛苦是什麼？現在我終於找到了答案：是所有同班同學都沉默的低下頭，沒有人敢吭聲，也沒有人為我說句公道話。只有坐在後排的阿雄，在老師說要開除我然後離開教室之後，他從後排走到我身邊，拍拍我的肩膀，我看了他一眼，我的眼中沒有淚水卻有熊熊怒火。我看到阿雄眼睛裡有一種不捨和同情。後來阿雄在週記上替我解釋，認為我在小楷簿上抄法國小說《紅蘿蔔鬚》純粹只是順手拿來就抄，並沒有藉此諷刺老師的惡意。劉老師不領情，反而在阿雄的週記上威脅阿雄，要用同樣方式對付他。

我的最新觀點便是「集體沉默」其實是另一種「集體霸凌」，這樣的現象從我們成長時的威權時代到解嚴之後的好長一段時間，校園的文化始終沒有改變，甚至有更壞的狀態。在我的兒女讀國中時代，有一所國中曾經發生過一個老師長期凌虐一個學生的事件，學生家長向學校抗議，學校當局和家長們鼓勵其他學生做偽證，並且用張貼海報、獻花來製造他們愛戴老師的假象。私底下有同學想說出真相時都被家長說服制止。我總是會想起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他花了很長的篇幅鋪陳我們成長時代所擁有的獨特的苦悶、窒息和不公不義，導致最後高中生小四在發現他的小情人為了家庭生存，移情別戀特權分子的兒子時，他忍無可忍的殺了她，口中大喊：「你沒有出息！」電影看到這一段時，我渾身發抖淚水流不停。我終於明白當年被毆打的事件其實正是整個時代的縮影，戒嚴時代的學校像軍隊，也像監獄，集體的強控制，每個角落都會有不可告人的黑暗面。

說來很諷刺，我的「救贖」也來自一個國文老師，她是萬華初中朱永成老師，我後來抄在小楷簿上的小說正是她送給我的法國小說之一。她欣賞我的作文，更欣賞我的領導能力，她期許我不只是一個作家，而是像臺大校長傅斯年那樣能夠帶領時代風潮、引領風騷的領袖人物。我高中聯考失利，同班同學幾乎全上了建中、師大附中和成功高中，只有我意外落到了成功高中夜間部，遇到了一些像劉道荃那樣的老師，我變得非常憤世嫉俗，甚至人格扭曲。是朱永成老師救了我，她不停的寫長長的信給我。她幾乎是用哭求的方式鼓勵我說：「不要放棄自己，你是我所有教過的學生中最優秀的一位。你不要辜負了老天給你的天分。你活著是要貢獻社會的，相信老師的眼光。」我一直不相信她的話，大學讀了生物系，大三那年我開始陸續發表作品，真的成了作家。我雖然用了筆名，已經去了美國的朱老師卻從文字中判斷應該就是我。

對於不公不義的事情集體保持沉默，甚至集體掩飾不公不義，對一個孩子的傷害遠大於暴力本身，如果不是因為我在成長中也不斷遇到愛我、欣賞我、鼓勵我的老師和阿雄這樣的朋友，我應該是個內心充滿了恨意、人格扭曲、具有反社會人格的人。現在的我，對於當時的社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所以會想用自己一生的時間和力量，來從事改造社會及提升社會良知的工作。這樣急迫的心情，都是因為高二挨了老師那頓痛毆之後同學們的集體沉默。   

如果讀法律去賣房子，讀醫科去拉保險

有一天和一些不同行業的朋友們聊到現在的大學生普遍害怕畢業，因為他們對畢業後的人生沒有想像，更談不上嚮往。

為了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大學教育越來越商品化，不但把科系的名稱盡量改成實用的、應用的、功能性的，希望能招攬更多的學生。其實改名稱只是掛羊頭賣狗肉，有時候找不到專業的師資，更可能賣雞肉和老鼠肉。這樣短視近利的結果，反而使大學生應該擁有的基礎知識消失了。學生並沒有因此在就學期間，學到未來就業時所需要的專業能力。這是針對學校教育本身來檢視，另外一個更難解決的問題是整體社會對專業人才需求的失衡，在整個不景氣的大環境之下，有些工作粥少僧多，有些工作找不到適合的人才。

這時候有個律師朋友說，讀法律的學生應該調整思維，不一定只能當律師或法官，應該用自己所擁有的法律知識去提升某個行業的水平，例如去從事房仲業，去當第一線的業務員，也許會成為超級房仲業務員。他們可以用豐富的法律知識協助購屋者。一個醫生朋友立刻接著說，那麼學醫的人也不一定要去當醫生，現在醫生工作辛苦風險又高，收入也不怎麼樣。倒是可以用自己的醫學知識提供買保險的人從自己的身體狀況去買到最適合自己的保險，也許可以成為超級保險業務員。這時候有個文化界大老笑著說，當年在中央電影公司的製片企畫部規畫公司拍片計畫的兩個菜鳥，一個是讀生物的，一個是學會計的，不也是一做八、九年？大家都笑了，因為他們都知道指的是我和吳念真。

我們常常說要去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如果工作和興趣結合是最完美而理想的人生。可是我的經驗告訴我，興趣是可以透過學習慢慢培養出來的。當初我的志願填了師大生物系是因為對生命充滿了探索的熱情，進了大學之後也認真上課認真做每一堂科學實驗。生物系的課程屬於基礎科學，物理、化學、心理、微積分都要讀，所以如果要再讀研究所，反而有非常多的選擇。大學同學們的素質和程度相當高，有一半以上的同學都是因為讀不起醫科才選擇了公費的師大，所以對於當老師這樣的選擇並非是興趣，多少都有些無奈。同學之中有詩人、古典音樂迷、運動選手、數理天才，我反而適合當康樂股長，辦活動娛樂同學。同學的組合和互動才是大學四年能不能從毛毛蟲羽化成蝴蝶的關鍵，這是我在大學時代寫的小說〈蛹之生〉的理念。

我的大學生活非常豐富，天天穿著白色實驗服穿梭在不同科系的實驗室中埋首做實驗，享受每一次科學實驗所帶來的理性的滿足，生活中又受到同學在各方面的啟蒙，我們討論文學和音樂，存在主義的哲學書更是人手一本，我們有合唱團有籃球隊，畢業時出版班刊每個人都是作家。我從大一開始就當家教或是去打工增加家庭收入，最多時每週三個家教。我後來的工作都和創作、傳播媒體有關，這些表面上都和我大學的主修生物無關，事實上卻是因為在大學那樣自由又多元的探索之後的結果。我得到的不只是生物學的知識，因為那些淺薄的知識如果用在教學上很快就不夠了，我真正學習到的是和不同人的互動和溝通，是找到了通往未來的自主學習的鑰匙。離開了學校走進了複雜的社會，所有的學習才真正的開始，你的人際關係，你面臨困境的突破，你的每一個抉擇都引領你走向不同的未來。

大學之前的學習對我而言是懷疑、反抗和發現，上了大學之後才開始自我探索。在我的有限經驗中，探索有幾個方法：（一）跨領域的多元學習、（二）建立自己獨特的自主學習模式、（三）結交和自己不一樣的知心朋友、（四）提早進入社會打工、（五）打工時放下身段做最卑微和底層的工作、（六）認真的談戀愛學習愛人和被愛、（七）如果有可能，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走遠一點，也許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八）加入一些關懷社會的社團，找到自己和社會的連結、（九）接近和藝術有關的活動，那是人類文明的精華、（十）如果你決定換科系甚至學校，勇敢去做，不要害怕錯誤、挫折和失敗，因為這些才是探索過程的核心價值。

大學不像中學那樣的被動學習，也不必像研究所那樣的專精深入，大學是讓你有足夠的時間嘗試各種學習和生活，進而探索自我的過程，有了這些你才能充滿自信和能量來決定你的下一步，決定你想要一個怎麼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