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派：點亮台灣的這一哩路

Chapter 1 思考小英

01敗者的承擔

我把車門關上，廂型車緩緩駛離競選總部，這一年多來的喧嘩和所有情緒，彷彿都留在競選總部的台前。車裡沒有人講話，回家的路上，打在車窗上的雨滴，像不久前支持者的眼淚，無聲滑落。如果有什麼事情最令我自責，就是那片淚海。

二○一二年總統大選結束了。

平常坐在車上的時候，如果不是在閱讀資料，或跟幕僚談事情，我總是習慣地看著車窗外。今天也一樣。雖然我們剛剛經歷了一場總統大選，不過，今天的台北跟以前的台北並沒有什麼不同。日子還是要過下去，這才是真實的人生。對我來說，在那一刻，最真實的人生是，我們未能在大選中獲得勝利。那天回家的路上，我的腦袋裡只有這一件事。

為什麼無法跨過這最後一哩路？

敗選，是我一個人的責任

返回黨部上班的第一件事，我就特地請民調中心仔仔細細地做敗選檢討。我告訴負責的民調中心主任陳俊麟：「你要用科學數據來證明，究竟這八十萬票是怎麼輸的。」我們要明確檢討，下次不要再犯同樣錯誤。

預測一向精準的俊麟，看著我苦笑，這是他一貫的風格，每當我要求一些與他意見不同的事情，他總是給我這種表情。他皺著眉頭問：「妳確定要在這個時候和所有人釐清責任？」

我回答：「檢討是針對問題，不是對人；敗選，是我一個人的責任。」

未選上，反省的聲音接踵而至。有人說是經濟因素，有人說是對手最後關頭的恐嚇牌奏效，有人說是台灣還不習慣才四年就換黨執政，有人說是台灣社會的保守風氣使然，有人說我們的政策不夠清晰誘人，有人說是民進黨才剛從谷底爬起，還無法充分獲得人民的信任 …… 

說法很多，也都言之成理，但似乎沒有一個理由是絕對的因素。

必須捫心自問的是，從二○○八到二○一二年，我究竟少做了什麼，才無法爭取到多數人民的信任？  

辭去黨主席

二○一二年一月十六日上午，民主進步黨召開敗選後的臨時中常會。會中要處理的案子跟我個人有關，也就是我的請辭案。在敗選的當天晚上，我已經對著媒體以及競選總部前的人群公開宣布，要辭去民進黨主席一職。到現在我都還記得那一刻，台下支持者的震驚與呼喊。

「留下來」從來都不是一個選項，輸了就必須走人，這是民進黨從創黨以來的堅持。所以，對我來說，辭去黨主席並不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在那個時刻，我心中很篤定，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名言一直在我腦海裡面：「酒店關門，我就走人。」以身作則捍衛黨的傳統與價值，一直是我的義務與責任。

臨時中常會上，許多黨內夥伴紛紛對我表達慰問與致意，還表示自己區域的票數沒開出來，負責輔選的每個人心中充滿了歉意。我知道這一群好夥伴們是想幫我分擔敗選的責任。對於他們當時所給我的溫暖，我銘記在心，我想藉著這個機會，再一次向他們說聲謝謝。

除了對不起與謝謝之外，整場中常會裡，我說最多遍的，應該是「不能現在辭嗎？」這六個字。

謝長廷前院長執意要我留到五月底任滿，他找出各種理由說服大家。經過一連串的討論之後，最終，我們得出了一個折衷方案，就是我留任到二月底。這樣做的目的，是想減少支持者的震撼，給他們多一點時間，在相對穩定的政局中調適敗選的結果。這個結果雖讓我無法立即「掛冠求去」，不過，如果我多做一天黨主席，支持者就會多一份信心，基於這一點，我很願意試試看。

就這樣，我帶著黨主席的身分，每天一筆一畫，在桌前的燈光下，慢慢在謝卡上寫下自己的名字，對我來說，每一張謝卡，都有著無比的重量。

在台一線上跟著我們沿途掃街的機車騎士們、台三線上硬塞紅包給我的年輕母親、哈佛大學裡雙眼充滿期待的留學生，每張面容彷彿就在眼前，多想親自跟他們說聲謝謝，也說聲對不起。

一直都在

二○一二年選後隔週就過年了，過年期間，我幾乎足不出戶，連續多年忙於選戰的疲憊身心，需要好好的靜一靜。立委蕭美琴的虎斑貓 Monster，坐在檯燈下陪著我，只是繼續寫下感謝。

年假還未結束，我就請幕僚安排了謝票行程，每個縣市都希望能走一遍，好好的看一看每位支持者，好好謝謝大家，也讓大家好好看看我。

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從南到北，從本島到外島。「主席，我爸在選後整天無精打采的，好像失戀了一樣。」一位記者私底下這樣形容。

在那一段「留任」的期間，很多黨內的朋友來看我，他們很擔心我的下一步是否會轉換跑道，離開政壇。

事實上，這個念頭並非沒有出現在我腦海裡。我必須承認，征戰沙場的日子遠比各位想像得辛苦與疲累。每個人都有軟弱與任性的那一面，只不過，我知道，從二○○八年接下黨主席的工作之後，我跟別人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再也沒有軟弱的權利，更沒有任性的權利了。二○一二年的我，更是如此，我身上負著六百多萬份的期許，我不能拋下支持者，說走就走。

所以，我告訴這些朋友：「別擔心，我是終身黨員，我不會離開民進黨。」我並不是一個禁不起打擊的人，只要民進黨還需要我，只要我還能為台灣做點什麼，我不會因為失敗就放棄。

二○一二年都還沒過完，就有許多媒體關注我的下一步，紛紛詢問我是否準備參選下一屆。我回答他們：「每個政治人物都要讓自己成為那個最好的選項。」

這是我真心真意的回答。沒有人可以正確預測任何一個政治人物四年後的能力與聲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與再努力。

從二○一二到二○一六，這四年會是我的準備期，也是台灣社會對我的檢驗期。當時的我未能說服人民，讓大家選擇我，那現在的我，是不是已經更貼近人民的想法？

這是我想要尋找的答案，也是我要持續努力的目標，我不會放棄。 

 Chapter 2 行動小英

06 此身已非我獨有（部分摘錄）

從冷靜小英到熱情小英

一般來說，我們都認為政治與政策制訂者會領導社會的改變。不過這些年來，我逐漸體會到，政治人物該跟社會學習借鏡的地方實在太多了。社會可以一呼百諾，眾志成城。政治若落入善於計算，常難以共同成就大事。如果我要繼續走政治這條路，我就必須期許自己，要做那個把大家都湊在一起，共同超越政治藩籬來做事的人。

對我來說，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是必須改變自己。

從事政治工作之後，常有朋友建議我應該要「熱情主動一點」，很多人覺得我的個性太沉靜、太冷，缺乏渲染力。其實，我想說的是，我並不是沒有熱情，對於人的種種傷痛，我有著跟別人一樣多的感同身受。不過，我總是覺得政治領導人首要的責任是管理自己的情緒。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的情緒經過媒體報導，會有更大的傳染力。

社會大眾會因為我們的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從事公職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是這樣嚴格的自我要求。然而，現在的我卻有不一樣的想法，政治人物的熱情必須用對地方，熱情若能感染更多人來參與正確的事，我就應該努力調整自己的角色與心境。若打開自己能讓世界因你而更好，那過於冷靜反而是在逃避責任。

豁出去了！

二○一三年底，我應邀參加一場為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募款的愛心義賣活動，現場有兩幅油畫名作要拍賣。不過，因近年來經濟不是很景氣，相對地，企業對於義賣活動的反應也比較保守。

面對一個不是很熱的場子，我應該怎麼做？這是我那天在台上必須回答的問題。我可以回到過去那位冷靜政務官的角色，我也可以拿出我的熱情，在現場豁出去地為他們募得最高的金額。

我選擇了後者。

我真是竭盡力氣，使出看家本領來炒熱場子，我希望有人給我面子而大力支持。不過，說來慚愧，事情並沒有很順利。我看到台下一張張面孔露著疑惑的表情，好像是他們從沒有看過這樣的蔡英文似的。也許是看到我賣力演出，最後總算有長虹建設董事長出了高價，讓我順利完成這個有意義的任務。

下了台，我想起台東鄭漢文校長的一段話，他對於原住民文化的傳承，有著深深的使命。他說，在教育界應該沒有所謂缺乏熱忱的老師，教育現場缺乏的是一個方向，或者周邊缺乏一種熱忱的感染氛圍，「如果你的熱忱散發出來，別人就會跟著熱了，像體溫一樣。」

熱情並不只是燃燒自己，而是相互照耀、相互感染，唯有這樣的熱情才能一直持續下去。  未來，我們要成就很多重要的事

有一次從東部走蘇花公路回台北，難得天清氣朗。危崖逼岸，汪洋臨側，我睡意全消，想著回台北後可以做些什麼計畫。

同車的幕僚突然問我：「主席，妳以前開車環島時，都自己開這條路嗎？很久沒開車了吧？想不想試試？」

我望了望窗外的藍天，搖搖頭告訴她，不開了，每天的行程難免疲累，而且心思總是在想其他的事，在這種狀況下開車會有安全的顧慮，我不能出事，我內心告訴自己：「從接任黨主席之後，我早已不只屬於自己的了。」

當了黨主席之後，對那些原來很喜歡，卻不能再做的事，我都必須忍耐。要把心中的渴望壓抑下來，因為，未來有更重要的事要成就。

不過，我並不特別。因為，有更多的人其實早就已經默默為別人而活。

Chapter 4 政治小英

14 天色漸光 （部分摘錄）

黨主席必須為選舉的成敗負責，國內外所有政黨都是這樣，民進黨當然不會例外。

九合一選舉：我的期中考

從我三度擔任黨主席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倒數計時。時鐘則鎖定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在那一天，我所領導的政黨將把我們的表現攤在陽光下，供人民來檢驗與選擇。我知道，而且大家都知道，這一場號稱「九合一大選」的選舉，是我的期中考。

我不想輸，而且我也不能輸。

選前的所有民調看起來，民進黨的得票率不會太差。但是正因為如此，我比任何一次選舉都緊張。那一年的春天，台灣剛剛經歷了一場大規模的學運，所有的能量都在那短短的二十多天中激發出來。這一股能量最終導向何方，沒有人知道。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步步為營。

我的確曾經帶領整個政黨打選戰，不過，長期擔任政務官的我，畢竟不是這方面的佼佼者。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學習，學習跟黨內的候選人溝通，更學著如何跟選民們溝通。大選期間，選舉經驗豐富的陳明文立委告訴我，相較於上次總統大選，我顯得比較成熟。選戰調度、資源分配、文宣策略 …… 等，都表現出決斷和主導能力，這對軍心很有號召安定作用。

他說：「以前我們跟在妳後面打選戰，有點怕怕的，但這次感覺很可靠，妳真的蛻變成功了。」 他的這些話讓我很感動。在基金會兩年多的社會磨練，讓我對處理選戰、政治事務開始有了全新的思考。

一種價值，兩個戰場

和過去幾次準備選戰不同，這次一開始，我將大選定義為「一種價值，兩個戰場」。一種價值，就是新舊的抉擇。雖然這次是地方選舉，但我們以城市治理思維做號召，提供選民一個「追求進步」的選擇，不再只是停在藍綠版圖消長的政治想像。

這也是一種政治文化的新舊對決，我們不走傳統動員，取而代之，我們不斷鼓勵年輕人出來承擔，用各種方式積極參與選戰，包括競選村里長，從基層營造世代交替的氣勢。

同時開闢兩個戰場是個極具實驗性的嘗試，這個實驗能否成功，取決於民進黨自身思想解放。

沉默的多數，是站在我們這邊？

十一月二十八日，投票前一天。按照慣例，這是整個選戰過程中最緊湊的一天。一早我在嘉義市和雲林縣四個鄉鎮瘋狂大掃街，中午過後趕往台中，與中彰投三個縣市長候選人聯合召開記者會。記者會結束後，我再度回到南投掃街。我沒有時間休息，也不想休息。我巴不得這一天有四十八小時！站在掃街車上，多一個人對我揮手，我就多一份安心。黃昏的時候，我坐上北上的高鐵，衝回新北市板橋車站旁，為游錫堃前院長站台。演說之後，幾乎沒有時間寒暄，又匆匆循著原路前往高鐵站南下，我在新北市只待了約半小時。這種行程安排看起來很怪，但是，我一定要來。游前院長在這場戰役中展現了驚人的鬥志與爆發力，我知道即使我匆匆停留二十分鐘，對他，以及對所有新北市的選民，都代表了民進黨的態度。到了台中，車子在高鐵站等我，一行人一路驅車趕到彰化晚會現場。夜色籠罩，時間不多了，我一定要把彰化贏下來。

彰化的場子很熱，這裡真的有一種即將變天的感覺。我到了之後立刻上台講話，因為講完後，我又得立刻前往台中參加選前之夜。這場選前之夜集合了中彰投三位縣市長，這代表民進黨在區域聯合治理上的決心與意志，這次我們一定要把中台灣整個翻轉過來。

國民黨當然知道這樣的策略，於是，選前一週，他們幾乎把所有資源都用在台中市。胡志強市長在這裡已經執政了十多年，他身上擁有的人脈與資源，再加上整個國民黨的動員，累積起來的聲勢，對我們來說，真的是場艱困的一役。林佳龍的民調一直穩定領先，可是台中市耳語不斷，國民黨追上來了，雙方的差距已經縮小到誤差範圍。

那幾天我一直詢問內部民調情況，台中能不能贏？資深幕僚也是民調專家陳俊麟，告訴我看起來應該沒問題，不過，我感覺他給我的答案逐漸趨於保守。我的不安寫在我的情緒上，當天隨同我奔波的幕僚後來坦承，他一路上都不太敢跟我講話。現在想起來，我還真不記得他一路上跟我講了什麼。我只記得，他一直安慰我，叫我放心，他說：「主席，沉默的大多數是站在我們這一邊。」

是這樣嗎？

腰桿挺直，扛起未來！

當天在台中的演講稿，其實也有一些波折。原本幕僚提出的文稿內容只鎖定在區域聯合治理的細節。前一天晚上我看了之後，覺得方向必須要調整。於是，我要求全部改寫。透過電話，我把心中的想法告訴執筆的同仁，我要改變，我希望傳達出去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讓這個社會改變的能量爆發出來。在電話那頭的回應說，他知道我的意思。當時的時間已經接近凌晨，可以想見他接下來應該整晚都沒睡。

隔天一早收到稿子，我只做了一些修改。從彰化到台中的車上，我一直看著碼錶反覆練習這篇講稿。上台之前，隨行的幕僚耳提面命，要我把情緒釋放出來。因為整個選戰的成敗，就看這一場演講，一定要把支持者的熱情激發出來。我點點頭，一個人站在後台，等待主持人介紹我出場。

那一刻，這幾個月來南北奔波、東征西討的點點滴滴、酸甜苦辣，像幻燈片一樣迅速從我腦袋裡面閃過。我聽到主持人叫到我的名字，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以前有位長輩常常提醒我：不可以駝背。沒錯，這一刻，我不可以再駝背。我一定要腰桿挺直，我是這個黨的主席，壓力再怎麼大，我都要扛起來。

在簡短的開場之後，我一一介紹三位候選人。我提到參選彰化縣長的魏明谷一路打拚的心路歷程，我提到李文忠回到南投鄉親面前就會心情好到常保笑容，我也提到林佳龍這十年來在政治上的起起伏伏與經歷的人情冷暖。

然後，我把二○一四年縣市長大選前的最後幾分鐘，留給那些沉默的選民以及年輕人。我當時是這樣說：  

我相信，沉默的大多數是站在人民這一邊，而不是站在馬政府跟國民黨那一邊。他們沒有出來抗議，不代表他們認同國民黨政府的所作所為。他們其實也跟那些出來抗議的人一樣憤怒，只不過他們在忍耐，他們在等待，他們所盼望的就是明天。明天，我相信，這些人會用他們過去這六年來的生活投票，他們會走進投票所，一票一票告訴馬政府，我們的生活沒有變得更好，我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投票的確不需要吶喊，不需要大聲公，但是，我們想要改變。最後，我還有一點時間。我想要特別跟我們的年輕人說。特別是那些，還沒決定要不要回家投票，或者是那些還沒有決定要投給誰的年輕人。我懇請大家，這一次，請相信你們自己，相信你們的眼睛，相信這些年來你們所看到的。如果你們看到的台灣跟我們一樣，明天請你用選票，告訴馬總統，這不是我們想要的台灣，這也不是我們要的未來。你們的一票，將會讓他警惕，你們的一票，將會讓他反省。讓國民黨輸一次，台灣不會倒，台灣只會更好。 

這一場演講，後來被《新新聞》的記者形容成： 

選前之夜，全國聚焦在台北市的連柯大戰鹿死誰手，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當晚在台中，進行了一場大概是她個人史上最豪情奔放的演講。那一晚，向來內斂壓抑的蔡英文，褪去層層包覆的矜持外殼，激昂大爆發，彷如化身成一頭強悍的母獅子，「銳氣」千條、慷慨淋漓地向執政者發出怒吼，再不掩飾她強烈的企圖心。那晚，判若兩人的蔡英文，讓人驚鴻一瞥！  

其實，我沒有判若兩人，我也不是什麼強悍的母獅子。我還是我，唯一的不同大概是，在那一刻，我知道這是我跟社會的保守氣氛宣戰的重要時刻。整場選舉，我沒有跟任何人提過，我身上的壓力有多大。所以，與其說我發出怒吼，不如說，當晚現場，我把那幾個月來被壓抑的情緒，以及所擔心的事情，全部宣洩出來。我好想為這個黨贏一次，我好想讓我們的支持者快快樂樂地大聲狂吼一次。

抱？不抱？自然一點比較好

這場演講中還發生了一件事情，現在講起來感覺有點幽默，不過當時氣氛可是高度緊繃。由於台中的情勢很詭譎，為了凝聚支持者，當天下午，我們臨時決定在原先準備好的稿子裡，加進我跟林佳龍的牽手廖婉如講話的橋段。國民黨最後千軍萬馬押在台中，佳龍跟婉如兩個人，肩膀上承受了無與倫比的壓力。婉如很堅強，也很辛苦，幕僚安排我在講到一個段落時，主動走上前去給婉如一個擁抱。這個舉動不是我的風格，幕僚怕我忘記或抗拒，還特別在稿子裡標記「擁抱」兩個字。當我講到那個段落時，從台上看下去，很多觀眾其實都已經在擦眼淚。我轉過身，想「依照指示」去抱一下婉如。可是，我卻看到佳龍早已淚流滿面，把婉如緊緊抱在懷裡。我猶豫了一下，要不要把他們「分開」呢？我馬上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政治還是自然一點比較好。  

Chapter 6 外交小英 

20　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我走進去了（部分摘錄）

在美國的期間，每一天要拋出怎樣的政治訊息，是很重要的規畫。一方面必須延續我們在台灣對兩岸和外交論述的定錨工作，另一方面是，隨行的媒體朋友每天都有交稿的壓力，如何把他們「餵飽」，是新聞部很頭疼的事。

《華爾街日報》投書：四管齊下的對外政策 在出發前，吳秘書長就規畫了投書美國主要媒體，透過這樣的方式，讓美國關心台灣的朋友們，都能深入了解我們的想法。就在我們從芝加哥前往華府的那天，美東時間六月一日，投書出刊了。

《華爾街日報》為這篇投書下的標題是〈台美關係更上一層樓〉（Taiwan Can Build on U.S. Ties）。文章中，我以提綱挈領的方式，勾勒出民進黨對台美關係的看法。

我提出，台灣未來需要「四管齊下」的對外政策，第一、擴大與美國多面向的合作；第二、找出台灣可以參與其中並有利於國際社會的國際性計畫；第三、透過貿易多元化，保護台灣的經濟自主性；第四、增進與北京有原則性的互動。

這篇投書，也成為我們和華府政要、國會議員與智庫學者們會面時的互動基礎，普遍獲得肯定，被認為對整體台美關係與兩岸的和平穩定有幫助。

不過在這之前，幕僚們為了出刊時機遲遲無法確定，曾經萬分焦急，不斷發電子信函向民進黨駐美代表處再三詢問。後來及時在抵達華府當天出刊，時機點獲得了讚賞，輿論界認為我們前往華盛頓，真的是有備而來。其實這是個非操之在我的選擇，但的確為我們華盛頓行程鋪排了一個好開場。

和媒體大玩捉迷藏

六月二日，我們在華盛頓的第一個行程，是前進美國國會，拜會共和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麥肯（John McCain）、民主黨參議員李德（Jack Reed）、共和黨參議員蘇利文（Dan Sullivan），針對台灣加入區域經濟組織、軍事合作等台美合作關係等議題交換意見。當聽到我說，希望未來能深化台美之間的軍事合作，麥肯特別表示，未來將積極推動台灣加入多邊軍事演習，並以實際行動支持台灣發展不對稱的作戰能力與軍事人員交流。

多元貿易是確保台灣經濟自主的重要因素，我也向議員們表示，未來與美國加深雙邊貿易關係、參與TPP，將是台灣重要的工作之一，我們未來將會持續推動經濟與產業改革，確保台灣不會在下一階段亞太地區的區域整合缺席。

拜訪國會的行程，原本應該要開放媒體採訪，特別是麥肯這幾位重量級的議員。但是我們選擇了將行程保密，原因無他，因為之後的行政部門拜會，依照美方的要求無法公開，因此為了避免記者跟車暴露了行蹤，只好捨棄國會行程的曝光。

這導致六月二日這一天，我們完全沒有辦法滿足隨行記者的採訪需求，公開行程是一片空白。但敬業的隨行記者朋友，絕對不會因此就自動放假一天。各家媒體為了要查出我們的行程，一早就在飯店大廳守候。

為了讓行程順利進行，我們被迫使出「聲東擊西」的策略。

當天早上九點，副秘書長劉建忻刻意「穿戴整齊」，背著包包走過飯店大廳，站在大門口不停講著電話，假裝在等待我們下樓，以引開媒體的注意。但同一個時間，我和吳釗燮、蕭美琴、李應元、黃志芳及國際部的幕僚們，先搭乘員工用的電梯到達一樓，趁著記者朋友們的目光都看向大門的方向時，我們從另一個通道悄悄地走到隔壁大樓，自地下室驅車離開。

過程比預期順利很多。當車子開上馬路時，我想起這些相處了好幾天的記者朋友們，心裡還有著一些歉疚感。不過沒多久後，我就明白，事情沒有我想得那麼簡單。

結束國會參訪之後，我們便轉向美國貿易代表署，進行這趟訪美之旅的第一場行政部門拜會。沒想到，TVBS駐美特派記者事先得知了這場不公開會議的時間、地點，我們一到達，已有兩組記者在外等候，我們被拍到了進入貿易代表署的畫面。

國際外交事務，最忌諱消費對方的信任，把「成功安排會面」操作成媒體焦點，因此，吳釗燮趕緊將被記者拍到的這個情況，告知美國國務院及美國在台協會，以免造成對方的誤解，甚至是不信任。

這是我們在進行外交工作的兩難。外交工作進行得順利，當然希望能透過媒體跟國人分享，但由於選舉的敏感性，如果過度操作外交議題，稍一不慎，反而會傷害到辛苦累積的成果，以及國際友人對我們的信任。

這也是我希望記者朋友能夠體諒的地方。媒體有工作的需求，但我們也有外交上的難處。我當時也在想，如果TVBS駐美記者能掌握我們與貿易代表署官員的會面訊息，就可能掌握其他行程的消息。我不想為難記者，但更不能讓外交工作功虧一簣，怎麼辦呢？只能要求幕僚盡可能保密，也保持和美方的溝通管道暢通，就盡力來做吧！

除了負責商務經貿的貿易代表署，當天下午，我們也拜訪了美國負責國防及外交領域的官員，會面融洽順利。在這之後，我還特地到民進黨駐美代表處的辦公室去，原因並不是為了視察辦公室的運作，而是為了配合隨行的記者，讓他們在「饑渴」了一整天後，能拍攝到我站在白宮後方拉法葉公園的畫面，好向遠在台北的長官交差。

隔天六月三日上午，我們拜訪美方的行程再次被媒體拍到，有了昨天的經驗，我已經見怪不怪、決定順其自然了。面對記者朋友的能耐和敬業精神，除了投降，還能怎麼辦呢？

華府智庫CSIS演講：亞洲新價值

六月三日的重頭戲，是我在華府主要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演講。

這場演講，是此行最重要的一場演講。我以「亞洲新價值」做為演說主軸，講題定為〈台灣迎向新挑戰—打造亞洲新價值的典範〉（Taiwan Meeting the Challenges, Crafting a Model of New Asian Value）。我在演講中，要談論我對台灣和區域發展的願景。

早在訪美行程出發之前兩週，我和幕僚們就為了這份講稿，開了五次會議，不下十多次的修改。我要求演講中的每一個政策議題都必須具體可行，論述的部分則必須精準傳達訊息。內容的每一字、每一句，都經過了仔細的討論，為了讓內容更加流暢，講稿以英文直接撰寫。

雖然講稿已經在台灣修改了十多次，但我的性格是，如果還有時間做到一百分，我絕不會滿足於九十分，更何況這場演講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所以六月二日華府第一天行程結束的當晚，我匆匆吃完晚餐，便邀蕭美琴和劉建忻到我房裡，一同把演講稿從頭到尾再檢查一次。

當我和美琴用英文討論著稿子內容時，我注意到建忻的眼睛幾乎是睜不開的。從洛杉磯、芝加哥到華盛頓，訪美幾天以來每天僅三、四個小時的睡眠，加上工作壓力和時差，已經讓同仁非常疲憊。

我請他先回房間休息，好維持體力。大約兩個小時之後，我和美琴把英文講稿談定時，輪到我們兩個變得昏昏欲睡。這時美琴再去把建忻叫醒，由他來接手，依照最新的英文講稿，重新修定要提供給台灣媒體的中文版講稿。

隔天午後，我們完成了講稿的最後校正，來到華府智庫CSIS氣派明亮的新大樓，超過五百人的聽眾，把會場擠得滿滿的。在研究兩岸議題的資深學者葛萊儀（Bonnie Glaser）的介紹之下，我走上了講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