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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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有你
如今回想起來,當年我們在一起就是「玩」。我媽過世那年,我們倆十一歲,那是我們在少棒聯盟的最後一年,已經覺得有些無聊。我認為棒球是挺無聊的。待過少棒聯盟的人都知道,最後一年只是開始厭倦棒球的預告,許多美國人都有同感。遺憾的是,加拿大人也打愛棒球,看棒球。這是一種需要很長等待的比賽,也是對特別的爆發力抱以高度期許的一種比賽。感謝上帝,至少少棒聯盟的比賽比成人的大聯盟比賽快速多了。我們不喜歡吐口水,用力抬高胳肢窩或兩腿岔開的動作,那純粹是成人運動中一種緊張的表現。但是你還是得等待每次投球之間的空檔,等待捕手,等待裁判的判決,然後等待捕手小跑步到投手板和投手說話,示意他該如何投球,再等球隊經理搖搖擺擺的走到場邊,和投手、捕手一起擔心下一個球會有什麼可能性。
那一天,最後一局時,我和歐文等著比賽結束。我們覺得很無聊,壓根兒沒想到有個人的生命也要結束了。我們這隊輸了,而且落後很多。我們經常讓二線打擊手代替一線打擊手上場,換來換去,搞得亂七八糟的,我幾乎認不出我們隊上大半的打擊手,我甚至忘記自己的打擊次序。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下一棒,正準備詢問我們那位好脾氣的胖經理兼教練齊可寧先生時,教練忽然轉向歐文.明尼說道:「歐文,你代替強尼上場。」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上場。」我對齊可寧先生說,但是他沒聽見;他遠遠望著球場某處。他也覺得很乏味,他和我們其他人一樣,希望球賽趕緊結束。
「我知道什麼時候輪到你。」歐文說。這就是歐文老是惹人厭的地方;他什麼事都記得牢牢的。他很少玩一些愚蠢的遊戲,但是他對無聊事情的每個細節都記得一清二楚。
「如果哈利上壘,我就準備打擊,」歐文說:「等到巴茲上壘,就輪到我上場了。」
「很有機會,」我說:「現在是不是一人出局?」
「兩人出局了。」歐文說。
坐在板凳上的每一個人都望向球場內野某一處──就連歐文也一樣。於是我的視線也轉向他們大感興趣的目標。我看見她了,是我媽。她才剛到,她老是遲到,大概也覺得球賽很無聊。她憑著直覺而來,正好可以接我和歐文回家。夏天時,她的體態更顯豐盈,因為她喜歡穿著夏天質料的緊身洋裝;她的膚色曬得很均勻,穿著簡單的白色棉質洋裝,上身緊貼著胸和腰,裙襬搖曳,她用紅色的圍巾攏住頭髮,露出光潔的肩膀。她沒有在看球賽,她站在左外野的界外,過了三壘壘包,望著人影稀疏的看台,那幾乎空無一人的觀眾席──試著找出是否有她所認識的人,我猜。
我知道每個人都在看她。這一點也不稀奇。每個人都會盯著我媽瞧,但是那天大家似乎看得特別專注,要不然就是因為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活生生的她,所以印象才如此清晰深刻。投手正注視著本壘,捕手等候著投球,而打擊手,我想也是在等待那顆球,不過就連內外野手全都目瞪口呆的看著我媽。坐在休息室的每一個人也都看著她──看得最專注的大概是齊可寧先生,其次大概是歐文,再來就是我。看台上的每個人也在我媽望向他們之際轉頭看著她。
這是四壞球,或許連投手的一隻眼睛也瞟著我媽。哈利.霍特被保送上壘,巴茲.沙士頓上場,歐文是下一棒。他從板凳上站起來,找著最小的球棒。巴茲擊出軟弱的滾地球,肯定被判出局。我媽的目光卻不曾跟著球賽轉動,她行走在和三壘平行的邊線上,走過三壘的裁判;當游擊手漏接巴茲.沙士頓打出的滾地球時,她的目光仍望著看台,跑壘員都安全上壘。
輪到歐文上場。
為了證明這是多麼無聊的一場球賽,以及兩隊比數有多大的懸殊──齊可寧先生要歐文揮棒,因為齊可寧先生也想回家。
他通常會說:「歐文!看準一點。」這表示保送上壘。也就是別讓球棒離開你的肩膀,換句話說,不要任意揮棒。
但是這一天,教練卻說:「孩子,揮棒吧。」
「儘管把球皮都打掉吧,明尼!」有人坐在板凳上說,說完便笑翻了摔到地上。
歐文帶著尊嚴的看著投手。
「歐文,來個安打!」我喊著。
「歐文,揮棒!」教練叫喊著:「用力揮棒!」
現在連坐在板凳上的隊友也跟著起鬨,回家的時間快到了。就讓歐文揮棒吧,然後接連三次揮棒落空,這麼一來大家都自由了。此外,我們還可以欣賞他揮起球棒看似狂猛卻軟弱無力的滑稽模樣。
第一球投偏了,歐文並沒有揮棒。
「揮棒!」教練叮嚀著:「歐文,揮棒!」
「太遠了!」歐文說道。他一切都按規定來,歐文.明尼是個完全照章行事的人。
第二球差點擊到他的頭,他不得不向前撲倒,滑過本壘板附近的泥土地,鑽進內野的草叢裡。兩壞球。每個人都笑看歐文拍打球衣上飛起的塵土,所以我們還得等候歐文先把自己弄乾淨。
我媽背對著本壘板,有人認出她來,坐在觀眾席上的某一個人,不知那人是誰,但她朝對方揮手招呼。她走過三壘壘包,就在三壘的線上,不過還是比較靠近三壘,離本壘遠一些;這時歐文.明尼準備揮棒。看來在球離開投手的手套之前,歐文就已經開始揮棒。這是一記快速球,在少棒賽中算是相當快速的,而歐文揮出的球棒正好觸擊球面,近距離的接觸不免讓他嚇了一跳(就在本壘板前面,大約胸部的高度)。這是我所見過他最高難度的打擊,突來的力道相當的震撼,而歐文卻站穩了腳步──這一次,他並沒有摔倒。
對少棒賽而言,那一擊的聲響出奇巨大且尖銳,就連漫不經心的我媽也注意到了;她回頭望向本壘板,我猜,她想知道是誰擊出那一球──不料那一球卻不偏不倚打中她左側太陽穴,打得她全身急速翻轉,扭斷了一腳的高跟鞋跟,整個人倒臥在地,面對著看台,她的膝蓋朝外張開,她的臉先撞擊到地面,因為她的雙手仍垂在身體兩側(她甚至來不及抬手撐住地面防止跌倒),後來我們懷疑她在倒地之前就已經死亡了。
她是否在一瞬間迅速死亡,我不知道;但是,當齊可寧先生跑到她身邊時,她已經斷氣了。他是第一個看到她的人。他托起她的頭,把她的臉龐轉向比較舒服的姿勢;有人說後來他幫她闔上雙眼,將她的頭放回地面。我記得他把她身上的裙子往下拉平──當時裙子掀到大腿──他還將她的雙腿併攏。然後他站起身,脫下身上的運動外套,那件外套他老是搭在胸前就像鬥牛士拎著的斗篷。我是第一個跑向三壘邊線的球員,但是齊可寧先生動作非常敏捷──對一個胖子而言;他立刻抓住我,用手上的外套蒙住我的頭。我什麼也看不見,也根本無法掙扎。
「不!強尼,不要!」齊可寧先生對我說:「強尼,你不想看她那模樣的。」
記憶是個怪獸;儘管你忘了──然而記憶並不會忘記,反而把所有事情列入檔案,替你保留起來,或隱藏起來──然後自動的突然湧現在你的腦海。你以為那是你的記憶;其實是記憶跟定了你!
後來,我記起了每一件事。在重回我母親去世的場景,我記得當天在看台的每一個人;我也記得誰不在現場,還有每一個人對我說的話,或沒說出口的話。但是第一次回到現場時,我對細節方面的印象很模糊。我記得派克警長,我們葛威森鎮警察局的警長──幾年後,我還跟他的女兒約會。我之所以記得派克警長,是因為他問了一個可笑的問題──更荒謬的是,他還賣力的追查他提出的問題。
「球呢?」警長問,據說他在清理現場之後,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媽的屍體已被送走,而我坐在長條椅上,趴在齊可寧先生的大腿上,他的運動外套仍然蓋在我頭上,這時,我喜歡被外套罩住的感覺,是我自己把外套蓋住頭的。
「球?」齊可寧先生反問警長:「你要那個該死的球?」
「嗯,那是兇器,算是吧。」派克警長說。他受洗的名字是班恩。「我想你可以管它叫殺人的工具。」班恩•派克說。
「兇器?」齊可寧先生說話時還捏了我一下,當時我們正在等候我外婆或我媽的新丈夫來接我。「殺人的工具!」齊可寧先生念著:「我的天啊!班恩,那只是一顆『棒球』啊!」
「那球呢?」派克警長又問。「如果是那個球殺死了人,我當然要看──事實上,我應該把它帶走。」
「班恩,別這麼煩人吧。」齊可寧先生說。
「是哪一個小孩拿走了?」派克警長問我們那位胖教練。
「去問他們,別問我!」齊可寧先生說。
當警察在對我媽拍照時,所有的球員都被帶到看台後方,大家都直挺挺的站著,透過空無一人的座位看著命案的現場。一些鎮上的人也陪在球員身邊──球員們的父母和熱情的球迷。後來我記得歐文的聲音,他在黑暗中對我說話──因為我的頭被運動外套蓋住了。
「對不起!」
這些年來,所有的片段都一點一滴漸漸回到我眼前──每一個站在看台後方的人,以及每一個人已經回家的人。
但是當我取下蓋住頭的外套,才知道歐文並沒有站在看台後面。齊可寧先生一定也發覺到這一點了。
「歐文!」他喊著。
「他回家了!」有人回答。
「他騎腳踏車走了!」還有人說。
我可以想像他騎著腳踏車在梅登坡路爬坡的吃力模樣──先是踩著踏板,然後搖搖晃晃,接著跳下車牽著腳踏車走路;那一路上都看得到河流的景致。在那年頭,我們的球衣是讓人發癢的羊毛料裁的,我可以想見歐文身上的制服,因沾濕汗水而顯得沈重;背上的數字「3」對他而言委實太大了些──當他把上衣塞進褲子時,也把數字塞進了一大半,所以路過梅登坡路的人都以為他是「2」號。
我想他沒有理由留在那兒等候,我媽總是在少棒賽結束後送歐文和他的腳踏車回家。
我想那球一定被歐文帶走了。他是個收藏家;只要想想他收藏的那些棒球卡就知道。多年以後,齊可寧先生說:「畢竟那孩子只擊出這唯一像樣的一球,打出木頭真正的聲音。可惜卻是個壞球,更甭提還殺了人。」
「如果球被歐文拿走了又怎麼樣呢?」我想著。不過,當時我想的主要是我媽;我已經開始生氣她為什麼從不告訴我,我的父親到底是誰?
當時我才十一歲;我不知道還有誰出席了那場少棒賽及那場死亡──更想不出會有什麼人想擁有歐文擊出的那個棒球。
那一天,最後一局時,我和歐文等著比賽結束。我們覺得很無聊,壓根兒沒想到有個人的生命也要結束了。我們這隊輸了,而且落後很多。我們經常讓二線打擊手代替一線打擊手上場,換來換去,搞得亂七八糟的,我幾乎認不出我們隊上大半的打擊手,我甚至忘記自己的打擊次序。我不確定自己是不是下一棒,正準備詢問我們那位好脾氣的胖經理兼教練齊可寧先生時,教練忽然轉向歐文.明尼說道:「歐文,你代替強尼上場。」
「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上場。」我對齊可寧先生說,但是他沒聽見;他遠遠望著球場某處。他也覺得很乏味,他和我們其他人一樣,希望球賽趕緊結束。
「我知道什麼時候輪到你。」歐文說。這就是歐文老是惹人厭的地方;他什麼事都記得牢牢的。他很少玩一些愚蠢的遊戲,但是他對無聊事情的每個細節都記得一清二楚。
「如果哈利上壘,我就準備打擊,」歐文說:「等到巴茲上壘,就輪到我上場了。」
「很有機會,」我說:「現在是不是一人出局?」
「兩人出局了。」歐文說。
坐在板凳上的每一個人都望向球場內野某一處──就連歐文也一樣。於是我的視線也轉向他們大感興趣的目標。我看見她了,是我媽。她才剛到,她老是遲到,大概也覺得球賽很無聊。她憑著直覺而來,正好可以接我和歐文回家。夏天時,她的體態更顯豐盈,因為她喜歡穿著夏天質料的緊身洋裝;她的膚色曬得很均勻,穿著簡單的白色棉質洋裝,上身緊貼著胸和腰,裙襬搖曳,她用紅色的圍巾攏住頭髮,露出光潔的肩膀。她沒有在看球賽,她站在左外野的界外,過了三壘壘包,望著人影稀疏的看台,那幾乎空無一人的觀眾席──試著找出是否有她所認識的人,我猜。
我知道每個人都在看她。這一點也不稀奇。每個人都會盯著我媽瞧,但是那天大家似乎看得特別專注,要不然就是因為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活生生的她,所以印象才如此清晰深刻。投手正注視著本壘,捕手等候著投球,而打擊手,我想也是在等待那顆球,不過就連內外野手全都目瞪口呆的看著我媽。坐在休息室的每一個人也都看著她──看得最專注的大概是齊可寧先生,其次大概是歐文,再來就是我。看台上的每個人也在我媽望向他們之際轉頭看著她。
這是四壞球,或許連投手的一隻眼睛也瞟著我媽。哈利.霍特被保送上壘,巴茲.沙士頓上場,歐文是下一棒。他從板凳上站起來,找著最小的球棒。巴茲擊出軟弱的滾地球,肯定被判出局。我媽的目光卻不曾跟著球賽轉動,她行走在和三壘平行的邊線上,走過三壘的裁判;當游擊手漏接巴茲.沙士頓打出的滾地球時,她的目光仍望著看台,跑壘員都安全上壘。
輪到歐文上場。
為了證明這是多麼無聊的一場球賽,以及兩隊比數有多大的懸殊──齊可寧先生要歐文揮棒,因為齊可寧先生也想回家。
他通常會說:「歐文!看準一點。」這表示保送上壘。也就是別讓球棒離開你的肩膀,換句話說,不要任意揮棒。
但是這一天,教練卻說:「孩子,揮棒吧。」
「儘管把球皮都打掉吧,明尼!」有人坐在板凳上說,說完便笑翻了摔到地上。
歐文帶著尊嚴的看著投手。
「歐文,來個安打!」我喊著。
「歐文,揮棒!」教練叫喊著:「用力揮棒!」
現在連坐在板凳上的隊友也跟著起鬨,回家的時間快到了。就讓歐文揮棒吧,然後接連三次揮棒落空,這麼一來大家都自由了。此外,我們還可以欣賞他揮起球棒看似狂猛卻軟弱無力的滑稽模樣。
第一球投偏了,歐文並沒有揮棒。
「揮棒!」教練叮嚀著:「歐文,揮棒!」
「太遠了!」歐文說道。他一切都按規定來,歐文.明尼是個完全照章行事的人。
第二球差點擊到他的頭,他不得不向前撲倒,滑過本壘板附近的泥土地,鑽進內野的草叢裡。兩壞球。每個人都笑看歐文拍打球衣上飛起的塵土,所以我們還得等候歐文先把自己弄乾淨。
我媽背對著本壘板,有人認出她來,坐在觀眾席上的某一個人,不知那人是誰,但她朝對方揮手招呼。她走過三壘壘包,就在三壘的線上,不過還是比較靠近三壘,離本壘遠一些;這時歐文.明尼準備揮棒。看來在球離開投手的手套之前,歐文就已經開始揮棒。這是一記快速球,在少棒賽中算是相當快速的,而歐文揮出的球棒正好觸擊球面,近距離的接觸不免讓他嚇了一跳(就在本壘板前面,大約胸部的高度)。這是我所見過他最高難度的打擊,突來的力道相當的震撼,而歐文卻站穩了腳步──這一次,他並沒有摔倒。
對少棒賽而言,那一擊的聲響出奇巨大且尖銳,就連漫不經心的我媽也注意到了;她回頭望向本壘板,我猜,她想知道是誰擊出那一球──不料那一球卻不偏不倚打中她左側太陽穴,打得她全身急速翻轉,扭斷了一腳的高跟鞋跟,整個人倒臥在地,面對著看台,她的膝蓋朝外張開,她的臉先撞擊到地面,因為她的雙手仍垂在身體兩側(她甚至來不及抬手撐住地面防止跌倒),後來我們懷疑她在倒地之前就已經死亡了。
她是否在一瞬間迅速死亡,我不知道;但是,當齊可寧先生跑到她身邊時,她已經斷氣了。他是第一個看到她的人。他托起她的頭,把她的臉龐轉向比較舒服的姿勢;有人說後來他幫她闔上雙眼,將她的頭放回地面。我記得他把她身上的裙子往下拉平──當時裙子掀到大腿──他還將她的雙腿併攏。然後他站起身,脫下身上的運動外套,那件外套他老是搭在胸前就像鬥牛士拎著的斗篷。我是第一個跑向三壘邊線的球員,但是齊可寧先生動作非常敏捷──對一個胖子而言;他立刻抓住我,用手上的外套蒙住我的頭。我什麼也看不見,也根本無法掙扎。
「不!強尼,不要!」齊可寧先生對我說:「強尼,你不想看她那模樣的。」
記憶是個怪獸;儘管你忘了──然而記憶並不會忘記,反而把所有事情列入檔案,替你保留起來,或隱藏起來──然後自動的突然湧現在你的腦海。你以為那是你的記憶;其實是記憶跟定了你!
後來,我記起了每一件事。在重回我母親去世的場景,我記得當天在看台的每一個人;我也記得誰不在現場,還有每一個人對我說的話,或沒說出口的話。但是第一次回到現場時,我對細節方面的印象很模糊。我記得派克警長,我們葛威森鎮警察局的警長──幾年後,我還跟他的女兒約會。我之所以記得派克警長,是因為他問了一個可笑的問題──更荒謬的是,他還賣力的追查他提出的問題。
「球呢?」警長問,據說他在清理現場之後,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媽的屍體已被送走,而我坐在長條椅上,趴在齊可寧先生的大腿上,他的運動外套仍然蓋在我頭上,這時,我喜歡被外套罩住的感覺,是我自己把外套蓋住頭的。
「球?」齊可寧先生反問警長:「你要那個該死的球?」
「嗯,那是兇器,算是吧。」派克警長說。他受洗的名字是班恩。「我想你可以管它叫殺人的工具。」班恩•派克說。
「兇器?」齊可寧先生說話時還捏了我一下,當時我們正在等候我外婆或我媽的新丈夫來接我。「殺人的工具!」齊可寧先生念著:「我的天啊!班恩,那只是一顆『棒球』啊!」
「那球呢?」派克警長又問。「如果是那個球殺死了人,我當然要看──事實上,我應該把它帶走。」
「班恩,別這麼煩人吧。」齊可寧先生說。
「是哪一個小孩拿走了?」派克警長問我們那位胖教練。
「去問他們,別問我!」齊可寧先生說。
當警察在對我媽拍照時,所有的球員都被帶到看台後方,大家都直挺挺的站著,透過空無一人的座位看著命案的現場。一些鎮上的人也陪在球員身邊──球員們的父母和熱情的球迷。後來我記得歐文的聲音,他在黑暗中對我說話──因為我的頭被運動外套蓋住了。
「對不起!」
這些年來,所有的片段都一點一滴漸漸回到我眼前──每一個站在看台後方的人,以及每一個人已經回家的人。
但是當我取下蓋住頭的外套,才知道歐文並沒有站在看台後面。齊可寧先生一定也發覺到這一點了。
「歐文!」他喊著。
「他回家了!」有人回答。
「他騎腳踏車走了!」還有人說。
我可以想像他騎著腳踏車在梅登坡路爬坡的吃力模樣──先是踩著踏板,然後搖搖晃晃,接著跳下車牽著腳踏車走路;那一路上都看得到河流的景致。在那年頭,我們的球衣是讓人發癢的羊毛料裁的,我可以想見歐文身上的制服,因沾濕汗水而顯得沈重;背上的數字「3」對他而言委實太大了些──當他把上衣塞進褲子時,也把數字塞進了一大半,所以路過梅登坡路的人都以為他是「2」號。
我想他沒有理由留在那兒等候,我媽總是在少棒賽結束後送歐文和他的腳踏車回家。
我想那球一定被歐文帶走了。他是個收藏家;只要想想他收藏的那些棒球卡就知道。多年以後,齊可寧先生說:「畢竟那孩子只擊出這唯一像樣的一球,打出木頭真正的聲音。可惜卻是個壞球,更甭提還殺了人。」
「如果球被歐文拿走了又怎麼樣呢?」我想著。不過,當時我想的主要是我媽;我已經開始生氣她為什麼從不告訴我,我的父親到底是誰?
當時我才十一歲;我不知道還有誰出席了那場少棒賽及那場死亡──更想不出會有什麼人想擁有歐文擊出的那個棒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