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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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砭─瞿海源評論集
自序
這是個人在民視電視評論的一個選集。
從一九九八年三月五日開始,我應民視新聞部胡元輝經理的邀請,每週四在民視發表三分鐘評論。幾年下來,也累積了兩百多篇評論稿。從去年開始,就想出版一本專集,留下世紀之交的一些紀錄。終於在圓神安排下出版了,確實很高興。
在電視上發表評論,碰到許久不見的朋友提起來,不是說只有在電視上才看到你,就是說太嚴肅了。但一讀起稿來,總是努力唸清楚、講得順,每次三分鐘,也顧不得那麼多。偶爾也遇到一些觀眾朋友,對我的評論倒也肯定有加。不論是建議或是肯定,確定有人看我的電視評論,也就覺得不枉每週花兩個半小時寫稿、上電視台錄影。只是電視評論當天播完,就沒了。能結集成書,或許可以流傳得久一些、廣一些。
經歷了解嚴,經歷了世紀之交的政權輪替,個人都有機會在媒體上發表言論,不斷提出改革的訴求。一方面很慶幸自己有這麼多機會發表意見,但在另一方面,自始至今卻又感覺知識份子的批判和建言多是無力的,也不見得有什麼作用,只是堅持而已。
在為這本書取名的時候,有一天突然想到「狗吠火車」四個字。起先覺得不錯,因為我一直在批判,好像也沒什麼結果。從回國後,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經濟日報的第一篇專欄開始,包括為民生報每週寫社評,為自立早報寫社論,以及民視評論,估計總共寫了八、九百篇專欄。這樣叫叫,甚至不停地叫,可是那個龐然大物,似乎絲毫沒有反應,就像狗吠火車。拿這來自諷,好像不錯。但是再想一想,狗為什麼見到火車就叫,就沒什麼道理了。
然而,一個學者能有機會批判,有機會提出改革訴求,卻總是覺得無力,也確實是幾十年來的感受。回顧起來,在戒嚴末期,少數自由派學者能在只有三張報紙的時期,在二版或三版發表專欄,大約影響力還稍大一些。到報禁開放,電視台突然大量增加之後,在眾聲喧譁中,自由派學者的聲音也就被淹沒了,或者至少聽不大見了。個人比較幸運,也比較堅持,還在不斷地發聲。但是有什麼作用呢?
一九九九年在我第二度擔任澄社社長時,新新聞報導稱「瞿海源再任社長澄社重回言論戰場」。標題用語有些誇張,但也顯示了九○年代末,自由派學者在言論市場上的一些狀況。二○○○年八月二十日,澄社在陳水扁民進黨政府執政滿三個月,提出「針砭新政府」兩萬五千字的報告,這個報告是在我主持乃至堅持下完成的。到二○○二年六月十七日,澄社社員與陳水扁總統會談,提出澄社國事諍言。這兩次建言,引起了輿論界的注意,但也透顯知識份子在言論上的一點困頓。
在多元的民主社會裡,可以公開發表評論的機會大大增加了,可是知識份子個別的影響力就相對的小了許多。然而,無論如何,知識份子平時發聲,隨時掌握機會提出有意義的見解乃至批判,還是很需要的。即使很容易被淹沒,但是不作聲更糟糕。我更相信,只要認真去了解問題、分析問題、提出針砭,是任何時代的知識份子必須盡的責任。
這本書能順利出版,要特別謝謝圓神董事長簡志忠先生的支持,主編林秀禎小姐籌策劃和編輯林慈敏小姐的執行。最後,也要謝謝內人陳素華女士,平時督促改進上電視,出書時幫忙想書名,又幫忙校對全書。書名是素華先提到就以「瞿海源評論集」為名,後來出版社第一個建議是「針砭集」,最後就成了《針砭--瞿海源評論集》了。
瞿海源於南港
二○○二年九月一日
這是個人在民視電視評論的一個選集。
從一九九八年三月五日開始,我應民視新聞部胡元輝經理的邀請,每週四在民視發表三分鐘評論。幾年下來,也累積了兩百多篇評論稿。從去年開始,就想出版一本專集,留下世紀之交的一些紀錄。終於在圓神安排下出版了,確實很高興。
在電視上發表評論,碰到許久不見的朋友提起來,不是說只有在電視上才看到你,就是說太嚴肅了。但一讀起稿來,總是努力唸清楚、講得順,每次三分鐘,也顧不得那麼多。偶爾也遇到一些觀眾朋友,對我的評論倒也肯定有加。不論是建議或是肯定,確定有人看我的電視評論,也就覺得不枉每週花兩個半小時寫稿、上電視台錄影。只是電視評論當天播完,就沒了。能結集成書,或許可以流傳得久一些、廣一些。
經歷了解嚴,經歷了世紀之交的政權輪替,個人都有機會在媒體上發表言論,不斷提出改革的訴求。一方面很慶幸自己有這麼多機會發表意見,但在另一方面,自始至今卻又感覺知識份子的批判和建言多是無力的,也不見得有什麼作用,只是堅持而已。
在為這本書取名的時候,有一天突然想到「狗吠火車」四個字。起先覺得不錯,因為我一直在批判,好像也沒什麼結果。從回國後,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經濟日報的第一篇專欄開始,包括為民生報每週寫社評,為自立早報寫社論,以及民視評論,估計總共寫了八、九百篇專欄。這樣叫叫,甚至不停地叫,可是那個龐然大物,似乎絲毫沒有反應,就像狗吠火車。拿這來自諷,好像不錯。但是再想一想,狗為什麼見到火車就叫,就沒什麼道理了。
然而,一個學者能有機會批判,有機會提出改革訴求,卻總是覺得無力,也確實是幾十年來的感受。回顧起來,在戒嚴末期,少數自由派學者能在只有三張報紙的時期,在二版或三版發表專欄,大約影響力還稍大一些。到報禁開放,電視台突然大量增加之後,在眾聲喧譁中,自由派學者的聲音也就被淹沒了,或者至少聽不大見了。個人比較幸運,也比較堅持,還在不斷地發聲。但是有什麼作用呢?
一九九九年在我第二度擔任澄社社長時,新新聞報導稱「瞿海源再任社長澄社重回言論戰場」。標題用語有些誇張,但也顯示了九○年代末,自由派學者在言論市場上的一些狀況。二○○○年八月二十日,澄社在陳水扁民進黨政府執政滿三個月,提出「針砭新政府」兩萬五千字的報告,這個報告是在我主持乃至堅持下完成的。到二○○二年六月十七日,澄社社員與陳水扁總統會談,提出澄社國事諍言。這兩次建言,引起了輿論界的注意,但也透顯知識份子在言論上的一點困頓。
在多元的民主社會裡,可以公開發表評論的機會大大增加了,可是知識份子個別的影響力就相對的小了許多。然而,無論如何,知識份子平時發聲,隨時掌握機會提出有意義的見解乃至批判,還是很需要的。即使很容易被淹沒,但是不作聲更糟糕。我更相信,只要認真去了解問題、分析問題、提出針砭,是任何時代的知識份子必須盡的責任。
這本書能順利出版,要特別謝謝圓神董事長簡志忠先生的支持,主編林秀禎小姐籌策劃和編輯林慈敏小姐的執行。最後,也要謝謝內人陳素華女士,平時督促改進上電視,出書時幫忙想書名,又幫忙校對全書。書名是素華先提到就以「瞿海源評論集」為名,後來出版社第一個建議是「針砭集」,最後就成了《針砭--瞿海源評論集》了。
瞿海源於南港
二○○二年九月一日